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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围绕包产到户的高层纷争(上篇)

更新时间:2021-03-20 23:09:56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不准单干。这次是倒退了。”李友九这里说的“倒退”是指,不仅包产到组没有刹住,而且又出现了包产到户。杜润生说:“不要搞一阵风,要慎重,不敢莽撞。人们说张浩文章就是农委刮的一股风”。这里,杜润生表示“不要搞一阵风,”,是回应李友九说的“遇到单干的,要纠正。”关于张浩来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是杜润生根据王任重指示主持起草的,目的是纠正包产到组,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杜润生又说:“会议可能喧宾夺主,搞包产到户。” 这是一种预见,即这个以加强人民公社管理为主题的会议,很可能演变为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杜润生又说:“对人民公社60条意见很多,过渡是否是老框框?从生产队到生产大队,再到人民公社,或者过渡到全民,一定如此吗?让大家说,不做结论也可以。多请一些观点不同的同志出场”4。杜润生这段话,显示了他对人民公社体制有深层反思,但没有展开。

   1980年1月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长达20天,从1月11日开到2月2日。与上年三月七省三县农座谈会比,这次会议长,与议题有关。因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是个庞大主题,会议的讨论广泛,有宏大问题,也有细节问题。这是一个规模约在百人的会议。每个省来两三个人,一般是省的农委负责人和一位处长,还有个别地区和县的负责人。但是这个规模不大、层次不高的会议,在政治待遇却是出奇地高。不仅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而且一批重要中央领导人都参加,并且讲话。这种超规模的政治待遇,放在今天是不可设想的。这是因为,会议潜在的核心主题是包产到户。在当时,不论在政治理念上,还是经济体制上,包产到户可谓天大的事情。

   会议结束前两天,1980年1月31日下午,华国锋来到会上,一起来的还有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副总理李先念,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胡耀邦,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余秋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在当时的领导中,邓小平的地位特殊重要,自不待言;李先念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因为华国锋兼任总理。下午3时半,会议开始,先是副总理王任重主持,杜润生代表会议汇报。汇报到“包产到户”全国有多大数量时,王任重插话说:“有的地方超过10%,问题是这股风还在刮”。听取汇报后,华国锋对几位中央领导人说:“政治局委员先谈谈你们的意见”。然后,政治局委员发言。根据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的回忆,“当时在会场上,我就一直在认真听,每个发言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否定和反对包产到户”5。广东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回忆,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插话说:“总是要坚持集体方向嘛!不管怎样,把树砍了,把拖拉机卖了,这是什么方向道路?”6

   政治局委员发言后是华国锋讲话,基本上是重复1979年3月讲话的基本精神。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华国锋除了重提1979年七省座谈会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7

   华国锋讲话后,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说:“你们今天的会好像主要是讨论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给我打招呼,到这个时间搞突然袭击,我脑子考虑都没考虑,现在叫我谈什么意见,这个问题以后考虑成熟了再谈”8。面对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回应包产到户问题,转移了话题,讲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一千美金。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会议是人民公社管理,邓小平对于会议主题只有一般化回应:“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问题,管理好,不会出大问题。无论如何,集体总比个人优越,问题都发生在管理太坏,管理水平太低的地方。管理坏,各人就会找各人的出路、家庭的出路。9”   同时,邓小平还委婉地批评了会议准备不够充分。根据农业部副部长杜子端的传达:“邓小平副主席讲,少开点会,准备不好,不要开会”10。这流露出,邓小平似乎没有兴趣参加这个会议,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是被华国锋硬拉来的。邓小平的讲话转移了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既没有支持包产到户的反对者,也没有支持包产到户的赞成者。

   实际上,这次会议争论的包产到户问题,对邓小平无论如何都不是突然袭击。包产到户在安徽的推进情况,邓小平是了解的,只不过他的支持还不是公开的,而是非正式的。万里晚年曾说:“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以后,他公开表示支持”11。万里的“多次汇报”,既包括同意试验前,也包括试验成功后。万里的最重要汇报有两次。一次是1979年夏天,万里陪同邓小平上黄山,安徽省委领导人只有万里一个人陪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请示上车都没有获准。另一次是1979年底,即这次会前,万里曾专门回北京而并非中央有会。这次回京,是万里一月初在省委工作会上正式同意“为包产到户”的重要背景。据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回忆,万里离皖回京前,与王郁昭闲谈时说到邓小平的特殊信任,并透露将要调回北京。

   在一般旁观者看来,邓小平不肯表态的原因是,既要顾及华国锋作为最高领带人的面子,又不肯附和华国锋的意见。但是,事情也许不会这样简单。2017年春,有一次在傅高义教授家里闲谈,我说到此事。傅高义说:“这次会议很重要,可惜我写作《邓小平时代》时还不知道,否则一定要写到书里去。”谈到邓小平为什么不肯表态,傅高义:“我以为,邓小平所以不肯表态,是因为当时他的政治基础还不稳固。”。这次会议三周后的2月下旬,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出任总书记和主持国务院工作,万里进入中央书记处主管农业。这个时候,邓小平的“政治基础”就比较稳固了。进入四月后,邓小平开始表态。

   三、 国家农委与农口部门

   1980年春天,对于中国农业来说,是个时光转换的季节。在万里主管农业之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对于包产到户的否定态度是鲜明的。而且, 整个中央农业领导部门,包括从国家农委、农业部、农机部等部门,是态度一致的。

   1980年1月6日,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在向兼任农委主任的副总理汇报新一年的农村工作要点时,王任重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有明确指示。王任重说:“对于包产到户,态度要明确,至于已经搞了的,如何纠正,不搞强迫命令,但是扩大就不对。同中央方针不对。对于落后队要派人整顿,帮助他搞好。有百分之几十落后队。叫大家争论吧,总之辩论出真理。农委不赞成包产到户、口粮田、井田制、一块田交公粮等。要同杜(润生)讲,态度要明确,可以展开辩论。” 王任重又说:“要向华主席汇报一次。不能搞单干风,不得不纠正,不是又折腾。就是要大家考虑,一切出发点是从大农业,现代化出发。不是一天搞成,是方向。现在一切方针措施要向这个方向发展。”12

   1980年2月2日,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结束当天,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做报告,部署新一年农村工作。在讲话中,王任重没有直接批评包产到户,与他此前在农委内部谈话中尖锐指责包产到户的态度有明显不同。但是,从讲话基本倾向来看,显然是体现了他的本来态度。 针对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王任重强调,“先富起来,主要是集体富起来,个人依靠集体富。江苏华西大队人均四百元,主要依靠集体。”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王任重强调:“责任制必须因地制宜,多种形式不要搞一刀切,不要说不搞的是思想僵化、半僵化,是思想错误。也不要扣帽子,说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在特殊条件下,允许包产到户,但不要刮风。已经包产到户了的,要采取耐心细致的方法,把集体提高上去。”。关于农业经营方式模式,王任重提出:“看来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搞专业队,各种专业队,林业牧业,农业工副业等等,搞专业分工。” 最后,王任重阐述了集体经营体制的优越性,归结为九条。他说:“今天要重申,农业集体制的优越性:1.可以地尽其力;2.可以物尽其力;3.人尽其才;4.能不断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5.便于抗拒灾害;6.能实行机械化和科学种田;7.能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建设新农村;8.能逐步建立劳保福利制度;9.能大大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水平”13面对包产到户的在基层工作的激烈争执,在这个的时刻和这样的场合,王任重如此强调集体经济,其基本立场是清楚的。

   王任重的讲话显然是受到华国锋和邓小平表态不一致的影响。显然,他不想把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公开化,而是尽量调和共同点,但是,他是正面阐明自己的政策立场,而没有直接反驳或批评包产到户。讲话开始,王任重先介绍了一个重要情节。“昨天,我接到胡耀邦同志的来信,信里说,希望这次会议讲话的中心,是让农村尽快富裕起来”。王任重说,接到胡耀邦的信后,马上给胡耀邦回电话。“接到胡耀邦同志来信,我回电话说了,也就是讲这个。”王任重在讲话的开头,就说了胡耀邦来信的事情,并申明:“今天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加快农业发展,使农村尽可能快地富裕起来”。14 显然,与胡耀邦一样,王任重在努力调和高层政策立场的冲突,但是在语言表达和修辞上,政策立场的原则分歧是无法磨灭的。时任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很可能是在31日下午的会议上,胡耀邦觉察到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态度差异,也明白王任重的政策倾向,但担心王任重的会议总结讲话会加剧冲突,所以在华国锋和邓小平讲话之后,马上就给王任重写信。

   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1980年3月6日,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基本精神与1979年并无明显改变。文件说:“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就全局来说,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15 与上次座谈会纪要不同,1979年会议纪要是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次会议纪要是作为国家农委文件下发。

   农委文件下发以后,地方各取所需、继续分化。大部分地方还在坚持会议精神,即不许包产到户;一些地方在想办法突破,走在前边的是安徽。原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会议结束我回到安徽,会议大体情况我向万里做了汇报,并向万里请示,这次中央会议纪要、会议精神要不要传达。万里说:算了吧,我们省农业会议刚开过,下面正在执行,你这个会议精神与我们省委的会议精神不一致。所以,这次中央开会的会议精神安徽没有传达”。16一般来说,这是很不讲政治规矩的做法,但在当时,恰恰是改革重要空间。从历史上看,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当中央权威衰落的时候,也是政治上焕发活力、改革空间迅速展开的时候。

与安徽逆高层精神而动相反,中央农口机关则在加紧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围堵。执行高层精神的最有力工具,除了发文件给各级政府,就是通过媒体向各级农村干部发声。国家农委主办《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期发表印存栋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分田单干,破坏了集体经济,“是方向路线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第三期,发表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的文章:“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有人说,既然副业可以包,为什么大田不可以包?道理就是因为,大田是主要作物,主要产量,主要收入,是农村经济的主导部分。把这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才能有条件地利用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如果这部分也滑到个体经济,那就全面成为个体经济了”。杜润生进一步解释:“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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