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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中国人民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更新时间:2021-03-20 23:09:43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实际上则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化他国的说辞和自我辩护,如今则是在全球占到支配性霸权的体系的说辞和意识形态。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干预经济的国家或最小化的政府等理念,根本就没有可能领导中国这样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或建立中国这样的独立自主国家,或推进近几十年那么快速的经济发展(黄宗智2019b、2020b)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中国这个治理模式所包含的弊端,特别是在国家权力过分压倒社会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完全是由上而下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权力滥用、官员贪污、欺下媚上(或骗上)、偏重形式化规定多于实质、一刀切等中国政体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弊端。如今,中国应该有意识地更多借助社会的由下而上的力量来抑制和预防那样的偏颇,不是凭借之前曾经借助过的带有过分反对政权的、过分运动化,乃至于暴力化倾向的“群众路线”,或无目标、无政府的混乱。

   由下而上的均匀持续的积极参与乃是国家政策和措施最好的测验器;受到民众欢迎和积极参与和贯彻的国家政策才是真正符合共产党和国家宪法设定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核心治理理念和宗旨。国家如今应该有意识地更进一步放权赋能予人民和社会,包括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媒体、商界、学术界、专业界、社团组织、社区组织等,有意识地借助那样的放权来克服自身由于集权而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依赖党内纪律而更依赖民意和人民的权力,有意识地追求真正的国家与人民的二元合一理想状态。改革以来国家实际上已经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做,譬如,广泛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小农,废弃之前主要是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又譬如,积极推进私营企业的发展,将计划经济中的国家决策权力大规模出让给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再譬如,将发包制度广泛用于内包和外包,赋权和赋能予下层以及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由此释放了极大的能量。当然,在其它诸如媒体、商界、专业界、学术界、网络信息和讨论等方面,也都展示类似的倾向和现象,即便也有“放”与“收”的摆动。这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实际经验。这些措施并不来自西方理论所设想的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而是来自国家积极扶持或赋权的人民的能量。它不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虚构所能认识和理解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追求中国国家自身的,符合其基本实际中的最好的决策和最有效的实施。

   早在中国延安时期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我们便已经看到过生气蓬勃的、将领导和民众差异最小化的比较理想状态。我们看到其惯常性的上下互动,政党-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合一,由此形成其特别突出的、少有官僚主义弊端的氛围。我们也在国内抗战和革命战争中看到过民众支持共产党及解放军军队的巨大能量和效应,更在朝鲜战争中看到通过全民投入来克服科技相对落后的弱点的巨大能量。(黄宗智2019b)

   迄今的改革时期所展示的生气的相当部分正是来自将人民从唯令是从的计划经济,改革、解放为农村人民积极自我经营,以及放任的市场经济激励所发挥出的民间自我创业和建业能量(当然也包括众多其它方面的类似现象)。而且,并不与国营企业相矛盾,而是建立了两者并存,既结伴、结合、互动,又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体系,借此做到显著的经济发展。

  

   六、乡村振兴

   虽然如此,国家在已经过去的几十年中,确实一定程度上对农村人民的利益关注不足,长期主要偏重由上而下的资本化、产业化了的农业和农业组织——龙头企业、大户、所谓的(成规模的)“家庭农场”以及同样性质的大型“专业合作社”,较少关注小农户,基本忽视1980年以来真正促进农村的“隐性农业革命”的“新农业”小农户。(黄宗智2016b;2014;2010)但是,自从2018年以来,国家的策略已经有一定的转向,已经拟定(长达37章、78页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2050年做到一个现代化的、旺盛的乡村。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向,也是具有巨大潜能的战略。(中共中央 国务院2018;黄宗智2021b)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提倡,要瞄准推荐小农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是中国农业、农村和文化传统的根本,也仍然是大多数人民所在或紧密关联之地。特别需要的是,更积极地支持新农业的小农户,为其建立新型的服务型物流体系。同时,像“振兴”规划所提倡的,要积极创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创建纳入所有农户的交通(即“加快推进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第二十章、第二节)和信息化网络与物流体系,借此来更大规模地推进城乡的双向贸易和平等互利发展,借此做到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更可持续的发展。那样的举措只可能获得农村人民广泛积极的支持和参与,其所能释放的巨大能量可以预期。(黄宗智2021a)

   国家还可以借此机会来推进迄今被忽视的农村社区的振兴,进一步强化承继中华传统文化和其优良的社区纽带与社区正义体系,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那无疑将是至为具体和深入的、能够激发农村全民众积极性的举措和方向,更进一步发挥人民参与化和社区化的新型上下互动、携手合一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真正能量。(见第10章;黄宗智2021c)

   我们可以据此预见到一些历史性的正面后果:促进城乡的平等发展,真正解决目前的城乡差别问题;建立克服之前几十年以来中国政体中对待农村的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政策弊端的问题;借助城乡平等互利的双向贸易来推进更宽大更可持续的全国民经济发展;发扬光大长期以来的社区组织与合作传统;同时,推进政经体系整体的“人民参与化”,不是西式的、与共产党权力相悖的自由民主化和国家最小化,也不是由上而下的群众动员或运动,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社会的长期良性互动,真正做到党章和宪法所一再申明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优良治理理念,迈向综合与超越自由民主主义和群众主义两大对立传统的人民参与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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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智,2021a,《探寻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农村问题》,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 xxx-xxx,桂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亦见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topic/detail.php?topic_id=1002,工作稿,2020年11月11日。

  

   黄宗智,2021b,《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xxx-xxx,桂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亦见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topic/detail.php?topic_id=1003,工作稿,2020年,11月11日。

  

   黄宗智,2021c,《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振兴》,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xxx-xxx, 桂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亦见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topic/detail.php?topic_id=1004,工作稿,202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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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智,2019b, 《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载《探索与争鸣》,第11期:42-56页。

   黄宗智,2018,《怎样推进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发展?——美国、中国和“东亚模式”的比较》,载《开放时代》,第1期:151-165页。

   黄宗智,2016a,《中国古今的民、形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载《法学家》,第1期: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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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智,2010,《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9,《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7,《集权的简约治理》,载《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23页。(亦可见《开放时代》,2008,第2期:10-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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