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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中国人民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更新时间:2021-03-20 23:09:43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群众容易演化为一个运动型的现像,可以成为一种过分积极、过分感情化的现像,就如当代前期的“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那样。它带有脱离实际的情绪化倾向。在革命或抗战时期,它固然可以激发可贵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完全的投入、发挥强大的能量,但同时,也可能成为过激的运动、无政府似的混乱,甚或被一小撮弄权者为自身的狭窄利益而掌控、摆布。(在西方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政权中,民众运动甚至形成了至为恶劣的侵略型国家下的极端领导+民众暴力的结合。)在中国的革命时期,在过左的群众运动化“整党”或“肃反”中出现过一些过激的行为,更不用说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展示的趋向和混乱。

   以上两种倾向都是中国经历过的偏差,当然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如今中国需要的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和革命群众主义两者之间探寻更平稳中允的、可持续的能量和动力。它应该具有一定的民众主体性和参与性,但又配和而不是妨碍国家对国力、富强和稳定的追求,更要成为可持续的、不会成为偏激的混乱或暴动的能量。它需要的是,既能够发挥民众参与的能量又能够防范过分运动化的错误。这是本文对人民参与愿想的第一层次的考量。它的目标在追求良性的、可持续的国家与人民二元互动与合一,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或由上而下的“动员”和“组织”,当然也不是无政府的混乱、暴动或被摆布。

  

   二、    作为抑制中国政治体系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弊端的方法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别顽强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它的起源之一是相对集权的一个政治体系。大家知道,如果中央(皇帝)权力或其分块的地方主要官员(县令)权力高度集中,很容易促使其手下的官员们较普遍的“媚上”和“欺下“的行为作风。这是难免的一种现像,也是中文语境中的常用官僚主义一词所批判的要点之一。

   同时,在任何相当高度官僚化,乃至于韦伯型的(Weber 1978)现代“科层制”化的治理体系之中,常规性的运作和复杂繁琐的运作规则都难免会导致一种比较僵硬的,不讲实质,只讲形式化规则的运作。这也是中国的官僚体系长期以来直到今天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常见问题,同样可见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两个贬词长期被广泛使用的实际。

   即便是高度专业化分工和分层化的韦伯型“形式理性”科层制中的官员,也同样具有较强烈的脱离实质的偏向(中国语境中的)形式化官僚主义规则的弊端。即便是韦伯自己,尤其是在其晚期,已经观察到并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使用(被用英语翻译为)“铁笼”iron cage的隐喻来描述这个问题:即“理性化”的科层制怎样才能避免过度(近似中国语境中的)官僚主义化的实际运作?(赖骏楠2016;Reed 2018)

   在中国的群众路线运动传统中,不乏借助群众来抑制政党国家内的官僚主义弊端的历史尝试。毛泽东便多次依赖动员民众来试图克服官僚主义:譬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开门整党”,或后一段时期中近乎普遍地要求官员们不可“脱离民众”,要求干部们参与劳动、深入调查,甚或“下放”到民间与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克服官僚主义倾向。毛泽东自身还老早就采用与民众“座谈”的“调查研究”方式来了解实际情况,抑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弊端(尤见其《兴国调查》文——毛泽东,1931)。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全面动员群众来试图克服官僚主义。

   当前新一代的改革时期的青中年人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群众运动或其所要求的“三同”传统,大多已经远离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那些制度以及群众路线本身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过去,就连“三同”一词也已经多被赋予其它的含义来使用(如完全不同含义的“三同时”等),不再附有其革命和文革时期的威信。我们要探索的是,在中国过去的革命式群众主义和西方的(半虚构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国家最小化之间,一个比较中允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以人民为主的,人民参与的中间地带。

  

   三、   借助“第三领域”传统来建立新型的民众化政治体系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比较突出地采用介于中国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和西方现代化民主主义治理两大传统之间的比较特殊的(笔者称作)“第三领域”传统。它是由官方正式体系和民间非正式体系的互动而组成的,在过去和现在都渗透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实际运作,更渗透政府自身内部上下层关系的运作。

   (一)半正式治理

   与西方(的古代和现代)不同,中国一直都没有接纳将国家与人民、政府与民众认作非此即彼的对立二元的形式主义逻辑思维,而是,一直都更倾向将经国家和人民视作一个二元合一、二元互动的,类似于乾与坤、阳与阴的二元,与西方形式逻辑截然不同。这是一个深层的思维方式层面上的不同,部分源自中国文明在农耕期间便已形成的关于人间和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的深奥宇宙观传统。

   同时,中国的半正式治理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根植于中国长期以来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而产生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是中央(皇帝)高度集权,而正因为是高度集权,它会尽可能避免中央和社会基层间过多的不同层级化。这是因为,在中央集权(和模仿中央的地方分块政治体系之下)每多隔离一层便会造成多一层的离心威胁,因此而尽可能试图将层级最小化,由此导致一个基层渗透度较浅的治理体系。我们从地方政府档案获知,迟至19世纪后期,正式官僚体系仅只达到县一级(平均25万人口),其下仅设半正式人员的简约基层治理体系。在19世纪后期,其最基层的人员乃是县衙门之下一级的半正式“乡保”(平均每名乡保负责20个村庄),由其来协助县衙门征税、治安、传达官府谕令等职务。他是不带薪酬、不带文书记录的,由社会显要人士推荐、官府认可的半正式人员。(黄宗智2019a、2008)

   简言之,中国的乃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但低度基层渗透权力的治理体系,与西方现代民主传统中相对低度中央集权但是高度渗透基层的科层制体系十分不同(Mann 1984)。即便是与前现代的西方相比也如此。中国皇帝的专制威权远远大于西方的国王(更不用说西方现代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但其渗透基层的权力要远低于西方。即便是前现代的西方,这个差别可以具体见于两者间税收的不同。在西方,即便是在非常低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时期,其政府机构在基层的征收所占的总产出比例也远高于中国——约10%(具体体现于“什一税”tithe一词), 而19世纪晚期的中国的则才约2-4%。(Wang Yeh-chien1973a、1973b) 如今在信息时代和高度金融化的西方的巨大国家预算和专业化科层制下,其强大的渗透社会能力更不用说了。

   这是笔者“集权的简约治理”概括的实际,与西方传统和现代都十分不同。伴之而来的是西方体系中所少见的简约治理,并由其正式和非正式政府两者互动而产生的巨型半正式、半非正式的“第三领域”。上述的乡保便是一个实例,而且,不仅是治理和治安方面,也是正义体系方面,都呈现众多迥异于西方的半官方、半民间的第三领域机构和组织。它长期以来成为中国政经体系之与西方不同的一个基本“特色”。

   即便在当前的中国,一个具体的第三领域实例是,行政村级的村委会和自然村级的村小组组织(乃至于城市社区的居民委员会——见马卫红2016),它既不是纯粹的正式政府,也不是纯粹的民间组织,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双重性质的半政府、半民间的制度。其成员大多来自本社区,但又受到党组织的领导和乡镇级的政府机构一定程度的管辖。它的领导层一般不会进入正规的“国家干部”或“官员”的体系,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基层行政人员的模式,即由社区推荐,官方(县政府)认可的制度。在清代和民国时期一般不带有薪俸,在集体化时期则是以村庄社区集体的“工分”来计算,如今虽然有的带有薪俸,一定程度上已被正式化,但大多仍然没有。

   我们如果去掉“行政村”的“村委”(村委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而聚焦于更低一层的“自然村”或村“小组”,就更加完全如此。他们与民国时期的“村长”比较相似,不带薪俸、没有正式化的官职或“工资”、全是本社区的人员。这是官府与民间二元合一的一个具体实例。

   从如此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尚待充分挖掘的制度性资源是原有的集体产权和整合的社区传统,可以借之来推进扎根于自然村社区纽带的合作组织(本书第10章;黄宗智2021c),包括自助性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新型物流体系,来协助小农户应对大市场(并辅之以国家建设的服务性批发市场),一如过去非常成功的“东亚模式”那样(黄宗智2018),也可以借之来建设其他更有效的村社公共服务体系。那样,既可以协助国家完成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关键性“最后一公里”,也可以重新振兴乡村社区。(本书第9章;黄宗智2021b)

   (二)正义体系

   另一具体例子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正义体系。长期以来,在县级的正式基层衙门/法院之下,首先是最底层的村庄级的非正式民间调解体系广泛存在,可见于二十世纪的实地调查资料,特别是满铁在1930年代后期和1940年代初期对众多村庄所做的扎实系统的实地调查。(黄宗智2009:尤见第二章,20-61页)

   今天仍然如此。如表1所示,在最基层的村庄社区中,非正式的民间调解仍然在正义体系整体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组成其最基层的首要部分,如今每年在全国平均1030万起有记录的纠纷之中,成功地调解结案不止一半,530万起(52%)。而高一层的乡镇级的法律服务所则既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又具有一定的半正式、半政府权威,每年平均处理约70万起纠纷,其中,调解结案的有63万起(90%)。我们如果将社区的民间调解定性为“非正式”,县级的基层法院定性为“正式”,那么,法律服务所的类型无疑乃是“半正式”的“第三领域”组织,既非纯粹的官方机构,也非纯粹的民间的服务性组织,而是两种性质皆有的、来自正式与非正式体系间的结合而产生的半正式体系。类似的纠纷处理组织还有(工商管理部门下属的)消费者协会(75万起)和公安部门(247万起)。最后则是正式法院体系所进行的调解。合起来,调解结案的总数达到1075万,即所有纠纷中的43%。

   表1  各种主要类型调解的总数(万),2005-2009

  

  

   数据来源:朱景文编,2011:表4-2,303-304页;表4-4,334-335页;表4-13,372-373页;表4-15,374页;表4-16,376页。

   *没有2006年数据

  

无论是纯民间的调解体系还是半正式的调解,还是正式的法院调解,都绝少见于西方的正义体系。西方最近几十年中兴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运动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不是一个具有像中国这样来自民间社区的长期以来的传统,而是一个在近几十年来,相应其必分胜负的正规法庭体系费用过高,而后产生的“另类”纠纷解决制度。它所处理的纠纷一般最多仅占到所有纠纷中才2-4%的比例,并且是(正式与正式)两者截然分开(一般规定非正式调解过程中的证据和讨论都不可被用于正式法庭诉讼),与中国第三领域调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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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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