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勇 任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 ——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

更新时间:2021-03-19 15:35:01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任路  
民族问题进入中国政治学的视野,并通过政治学角度的民族问题研究,形成知识体系完整的民族政治学。

   三是将历史带入政治学。历史与政治学密切相关。“E.A.弗里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在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官方的某种座右铭。”但历史一比较的方法很快在美国衰落了,政治科学成为美国的主流。与美国相比,中国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国家,中国的政治与历史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历史赋予特有的“中国性”。但在相当长时间,对历史传统主要是否定,未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重新评估被否定的传统开始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历史政治学迅速崛起,并成为学术热点。这一趋向将历史视野带入中国的国家治理。

   四是将比较带入政治学。自地理大发现后,人类进入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其基本组织单位是主权国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特别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不一,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大步走向世界。如何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成为重要问题。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比较政治得以在中国展开,并显示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特性。这就是力图避免西方比较政治学中暗含的价值取向,将不同的国家作为平等的政治体对待,进行更具有包容性的比较。

   五是将概念史带入政治学。中国有着古老和丰富的政治,但没有政治学,重要原因是缺乏由一个个明确定义构成的概念及其知识体系。近代以来,大量的政治概念进入中国,不仅影响着政治生活而且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基础。但是,这些概念进入中国后,其原义会发生变化。中国学者将概念史带入政治学研究,有助于在中国场域中理解政治概念的原义与变化,更好地理解政治和政治学的“中国性”。

   政治学恢复重建之时的中国,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是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产生了颇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问题。西方学者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但受其价值观的限制,难以客观对待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如根据其先在预设,中国的政治发展必然要向西方制度转型。但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不是西方制度的复制品,中国特有的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进程而造成“政治崩溃”,中国渡过了政治发展的难关,步入更高形态的现代化。中国政治学者积极参与了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学术自觉。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学者不是从先在的理论预设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效解决问题出发,因此能够避免西方学者的先在预设陷阱,发挥出中国政治学的主体作用。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学术研究,会产生不同特色的政治学。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源于近代欧洲,其时代性问题是如何搭建现代政治大厦。因此,欧洲的政治学突出表现为制度主义倾向。美国接受欧洲先贤的政治理念,在空地上建立起现代国家,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解决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由此产生出美国化的政治学,其突出特点是以行为主义为中心的学术体系。与欧美相比,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既有基本理念问题,又有具体现实问题;既有制度问题,又有治理问题;既有坚持制度自信问题,又有完善制度问题;既有超越历史传统问题,又有在历史传统上发展的问题。这种问题的综合性和叠加性使得中国政治学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特有的学术特点,这就是整合性。所谓整合性,就是既分门别类地对一个个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又将不同的问题整合为一体,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目标之下。正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问题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政治学。

   四、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构建

   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话语是关键。话语是人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人们说或写什么,怎么说或写,受人的意识所支配。任何一个学科,都必然要用自己的学术语言加以表达。只有通过话语表达,才能让人们学习、接受、理解表达者的意思,并产生具有引导性、规范性的影响。一个有特色的学科得以成立,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这种理论和知识体系要通过话语表达出来。话语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也是对思想主张的概括,并成为一种学说和一个学派的特有标识和身份符号。政治学话语是政治学思想、理论、观点的表达,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事物的认识。不同的认识会以不同的话语加以表达,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主张和特色。只是这种认识有一个认识主体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换过程。

   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这就意味着,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不可替代性。由此将政治与政治学作了区别。政治学是研究政治问题的,但是,是通过政治学特有的学科知识进行研究的。政治学一度中断,一是在相当程度上将政治与政治学等同起来,用政治术语替代了政治学术语;二是将政治学归之为西方资产阶级属性的学科。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恢复重建,势必面对过往的政治学成果问题。由于西方率先开启现代化,伴随现代化兴起的政治学首先发源于西方,并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学体系。这一体系通过特有的话语加以表达。中国的政治学在“赶快补课”时,要有“课本”“老师”,势必受西方政治学话语的影响,并“跟着学”在话语表达方面表现为被动的客体状态。但随着中国政治发展和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越来越感受到简单学习接受和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已远远不够,从而有了对西方理论的反思、质疑和对话,开始有了学术的自主性。政治学研究主体试图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动作,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和发展。由此有了话语自觉,即能够以政治学为主体从事政治问题的研究,并在研究中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表达。这种政治学话语建构自觉的获得经历了一个过程。

   一是话语反思。

   在政治学恢复重建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主要是广泛学习和接受,包括西方政治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政治学大量被引进,并形成话语强势地位。最典型的是“市民社会”及其背后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随着这一话语被广泛运用、简单套用,甚至滥用,中国的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根据“市民社会”建立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是否完全适用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研究。

   二是话语调整。

   现代化发源于西方。西方理论长期以来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高点,对于非西方国家持批判态度。非西方国家因为落后也进行自我批判。如近代以来中国的自我否定,包括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但是,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崛起,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中国政治,从批判的立场转向理解的立场,从中国的内在变化理解中国政治。2012年出版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是典型代表之一。这本书的主要作者比较早地接受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但也比较早地从这一理论中跳了出来,在反思中力图从中国政治本身去理解中国政治。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场景、中国逻辑等具有“中国性”的话语愈来愈多地成为学人的研究自觉。

   三是话语清理。

   源自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学理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即意识形态通过学理加以表达。学理表达的前提是定义。西方学者根据价值取向定义其他国家政治。在相当长时间,被定义国家的人们只是接受。但是,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人们愈来愈发现源自西方的他定义具有许多政治偏见,需要从中国事实出发对其加以解构,包括对东方专制主义、全能主义、威权主义等政治定义的清理。在话语清理中,中国学者开始注意从中国事实出发发现被西方原有话语所遮蔽的事实。这是因为,学术与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先占原则。先行者凭借先行优势,对相关事物进行定义,建立起价值规范体系,形成话语霸权,后来者只能接受,并在接受过程中受到既有理论的规范。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理论便形成了“西方自由,东方专制”的定论,占据着话语高地。这一话语既遮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更遮蔽了客观事实。要改变既有的规范,就需要通过自为的政治学研究,将真实的中国从既有的政治学理论的遮蔽中找回来,凸显中国政治的主体性。

   四是话语转换。

   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产生的。现代政治学话语具有现代化的属性。中国的政治学是在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中恢复重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步走向世界,并从世界吸收了大量的政治学概念。但在这一吸收过程中,注意消化和转换,赋予更多的中国意义。如国家治理、国家认同和国家建构的原始概念都来自国外,但实现了创造性的转换,成为研究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建构的重要概念。

   五是话语原创。

   西方政治学的优势便在于建构起一个个概念,形成了完整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人们更多的是学习和接受西方政治学。但随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经验日益丰富,人们愈来愈发现既有的理论无法充分和合理解释中国的实际和经验,需要建构新的概念加以概括。这种概括不是既有理论的照搬,而是具有原始创新的价值,属于原创性话语。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提炼,经历了一个自生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首先是通过中国基层社会的调查,对基层政治过程进行理论概括。相对于理论来讲,生活是丰富多彩和不断变化的。既有的理论不可能概括所有的实际生活,特别是最为生动的基层生活。中国的改革是从基层开始的,基层的变化最大,也为新的理论概括提供了最为原始和宝贵的资源。荣敬本等人通过对农村基层政治体制的调查,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只是对实际政治状况的概括,具有经验性,但标志着中国学人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提炼有解释力的概念。

   其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进行理论概括。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愈来愈重视中国为何崛起,并给予了多种理论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发现中国崛起的内在要素。而中国的最大实际是一个农村农民大国,农民成为中国崛起的主体性因素,并以“农民理性扩张”的概念加以表达。随着对农村的深度调查,学者们开始从中国农村社会土壤里提炼原创性概念,如“祖赋人权”等。

   最后是对中国政治过程的总结,提出概括性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基层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动,高层政治也发生着变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政治运行机制。西方既有理论对于中国政治这种变与不变叠加特性的解释愈来愈缺乏解释力。而中国的政治学者开始对中国政治过程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提出了“高位推动”“政治势能”等概念。

   六是话语竞争。

   由于率先现代化,西方政治学形成其话语霸权。但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霸权地位发生变化,其政治学的话语霸权地位也受到影响。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对“大变局”的认识和解释愈来愈缺乏说服力,更缺乏对世界走向的引导力。“文明的冲突”仍然在于维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地位,“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得到应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引导力。围绕这一概念,中国的政治学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从而建立起能够与西方话语竞争的政治学话语。有学者鲜明地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

以上六个环节,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话语自觉,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元素。面对中国实际和经验,从中国实际和经验中建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63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