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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任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 ——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

更新时间:2021-03-19 15:35:01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任路  
因此版本各异。但这些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大量西方政治学知识进入中国,其中有的概念为中国的政治学教材所吸纳。但从整个教材体系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动摇。以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为例,该教材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作了明确界定,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教材尽管使用了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西方政治学产生的概念,但对不同性质的政治进行了比较,突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对西方概念的简单照搬。即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也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004年,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的重要内容便是编写教材。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政治学概论》非常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当代中国政治主体的特点。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进,政治学教材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本体属性更为鲜明,并转换为中国政治学人的自觉行为。地方政府学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编写有多种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之后,“地方政府与政治”被列为政治学的重要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专家组多次指导,希望新编写的教材更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以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为主体。

   政治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别是作为政治学骨架的学科体系,更体现了国家属性和国家意志。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国家属性和国家意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此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政治学有着鲜明区别,并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基调和主色,是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政治基础。正是以此为基础,获得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自觉。这就是,在中国大地上从事政治学研究,需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正如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一样,政治学人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具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这种自觉有先有后,有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过程。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成为政治学人的基本共识,获得共识的人愈来愈多,程度愈来愈高,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提供了坚实的主体性基础。

   因此,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实际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恢复;二是这种恢复不是对过往政治学的简单接续,而是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

   三、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术构建

   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学术是核心。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专门的学术研究,一门学科才能得以确立和发展。而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因问题而生。通过运用科学知识对某一问题进行持续不断地研究,从而形成学术体系。“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伊始,便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邓小平在谈到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时,其背景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包括政治方面的问题。正是在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自为性和主体性,从学术体系方面获得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自觉。由中国政治问题导向的政治学学术自觉是一个随着问题的发生变化并加以研究的形成过程。主要表现为以下层次:

   其一,政治理论问题。政治理论问题涉及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意识、政治规范等基本问题,具有导向性,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邓小平1979年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政治学恢复重建的重要或首要任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产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该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进行了系统阐述,搭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框架,并多次修订和再版。它反映了中国政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系统研究,在世界政治学的学术体系中独树一帜。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在基本理论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政治导向看,中国的政治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发展遭遇了挫折,并产生对社会主义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政治价值问题。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首先强调的便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又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政治学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贡献。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在基本理论的时代性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

   随着对外开放,大量西方政治思想进入中国。如何对待和分析西方政治思想便成为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后,一方面重视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1982年,教育部专门举办政治思想史教师培训班,推动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另一方面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介绍。这有助于在对待西方政治思想过程中增强中国政治学者的主体性。从一门独立的学科看,西方政治思想源远流长,特别是近代政治思想有许多有价值的成分。但中国政治学者在西方政治思想面前并不是简单地折服,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形成了以我为主的学术思想。与此同时,政治学恢复重建后,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大量研究,显示出政治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中国政治学者在对这一资源的努力挖掘中获得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如果说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主要是批判,那么,之后的研究更多的是客观对待,充分挖掘对当代中国政治有积极意义的元素,体现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民族性。

   其二,政治制度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又是一个十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高度,提出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一年,正值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元年。之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问题成为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主要问题。从学科设置到教材编写,从研究课题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都居于核心地位,并建立起独特的学术体系。

   中国政治学者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问题,面临着双重难题和任务。一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问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制度竞争十分激烈,且理论证明面临的挑战也十分艰巨。为此,中国的政治学在论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政治学者对于在制度竞争中建立制度自信方面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二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需要完善,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围绕制度和体制问题,中国的政治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监察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可以说,中国政治学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学。这也是中国特色政治学区别于其他国家政治学的重要标志。

   其三,国家治理问题。国家治理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中国是在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进行研究。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正是从这个意义讲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面临着大量治理问题。如何通过国家治理,有效应对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重要学术任务,并从中获得学术自觉。从制度到治理,中国特色政治学表现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学。中国政治学者研究国家治理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家政治进程密切相关。

   首先是基层治理。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城市对国有企业体制进行了改革,由此产生诸多新的问题。国家在改革中通过村民自治和社区建设进行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中国的政治学者为此走向基层,围绕基层治理展开了大量调查和研究,为国家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是地方治理。中国的改革是从下放权力,调动地方和社会积极性着手的。放权式改革势必产生新的问题,如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地方政府的权力、责任和功能的界定等。

   再次是国家治理。随着基层和地方治理的推进,以国家整体为单位的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政治学者参与这一层面的研究更多。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之后,国家治理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大量成果。

   最后是全球治理。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全球问题日益增多,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全球治问题被提了出来,并且引起中国政治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

   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充分表现出中国政治学者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并体现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一则国家治理问题产生于中国,政治学者研究这些问题着眼于有效解决,具有鲜明的中国立场。如特别注意治理的有效性而不是外国学者的价值优先性。二则在中国产生的国家治理问题,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无疑居于主体地位。尽管这些问题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主体是中国政治学者,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四,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发展问题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中产生的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特殊问题。

   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而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对于中国来讲,政治发展问题是突出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进行现代化建设,必然面对许多西方国家没有的特殊问题。中国政治学一恢复重建便面对这些特殊问题,并在研究中获得学术自觉。

   一是将田野带入政治学。农村农民大国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情,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学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主要研究制度,主要方法为文献。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农民问题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主要方法是田野调查。持续不断和深度的田野调查,促使政治学者注重从实地经验出发并力图从经验中提炼理论,进行原创性研究,形成田野政治学。

二是将民族带入政治学。民族是政治学的重要元素。民族国家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已完成,民族问题只是出现在涉及其他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多民族统一的超大规模国家。随着20世纪90年代世界性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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