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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初探

更新时间:2021-03-19 14:58:27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二是由于篇幅和论题所限。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社会心理支撑的重要性,而不是对这种社会心理支撑作面面俱到的论证。

   笔者以上对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两种类型的简要分析,旨在从方法论上说明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人类任何进步的理念,都必然会有人类个体(和群体)社会心理的基础,否则,这种理念就不可能产生和持续下去,遑论不断趋向于在现实中的贯彻和落实。同理,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人类在社会心理层面对现实世界“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其接受程度减弱,或对既有的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某些误解,那么,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甚至遮蔽,从而也会弱化现实世界“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其二,对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考察,既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复杂意识体来研究的逻辑前提,也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复杂意识体来研究的历史前提。如上所述,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现,要早于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现实世界“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的意识,自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先是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并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萌生、形成和表现出来。其三,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缺乏对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认识,特别是缺乏对个体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认识,故没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复杂意识体来看待。从方法论上看,这也是学界在相关研究中出现了把对这一意识抽象化或“泛意识形态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摆脱这种倾向的束缚,就必须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复杂的意识体来看待,深入研究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即有着明确规范和分工的、系统性的、自觉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在各种媒体、理论(宣传)话语、相关治理纲要和目标明确的具体步骤等中。它有双重特性:观念上层建筑的特性和非观念上层建筑的特性。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这两种特性,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为了在方法论上搞清楚上述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们的“教科书”把除了自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中性的科学意识”以外的社会意识形式,都称之为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哲学、法律、政治等,也都还具有非观念上层建筑或非社会意识形态特性的一面。因为,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包括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人类社会的根本和长远的共同利益的一面。恩格斯在其晚年,即1893年7月14日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指出:“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相反,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3]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指的是,为了强调社会意识形式直接为一定阶级和政治服务的特性,即所谓“内容”,而忽略了其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即所谓“形式”,从而也忽略了它还有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包括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人类社会的根本和长远的共同利益的一面,尽管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反映的方式不同,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形式反映的正确程度也不同。

   进而言之,在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方面,我们更应凸显的是,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包括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人类社会的根本和长远的共同利益反映的内容,惟其如此,这一意识才能得到目前世界上各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越来越大程度上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意识的“求同存异”与“普惠”性质。为此,本文结合对目前学界存在的需要进一步推敲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来阐释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一)摆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的关系

   应当承认,目前学界所表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确具有系统、自觉、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特性,以及占统治地位社会意识的特性,所以,已发表的相关论说,其表述一般都有: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战略判断和深入思考,表达了中国人追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再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上论说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我们所表述的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在社会意识形式层面上的认同。

   首先,对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处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历史传统的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与我们之间,是有理解上的差异的。例如,对其中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等,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就与我们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虽然,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是正常的,本无可非议,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对立和冲突,从而使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对我们所表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误解。再如,学界不少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论述,往往重新捡起几十年前早已过时的被摈弃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通向共产主义或全球社会主义的桥梁,甚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等。这类思维方式和话语强化了世界上各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在传统、制度、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分歧和对立,从而使我们所表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遭遇某种误解甚至抵制。当然,这种误解甚至抵制与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关歪曲是有区别的。

   其次,世界各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其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也有所不同,故在确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包含的一些具体内容方面也是有所差异的。例如,对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的“人权、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基本精神”,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也会有表述和理解上的差异。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最大限度上的“求同存异”,那么这类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样也可能转化为对立和冲突,甚至会导致对我们在社会意识形式层面所认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否定。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是全球性的,抑或说,世界上每个地区和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虽然这种意识在社会意识形式层面上是由我国最先系统提出和倡导的。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思想来源作全球性考察,否则,我们在社会意识形式层面表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很难成为一种全球意识。

   最后,当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直接目的是为了限制或遏制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越来越陷入制度困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阻止人类应对“全球问题”能力下降的趋向,而不是为了向外推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式,亦即不是为了“输出中国模式”(习近平语),更不是为实现全球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奠定基础。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所言,中国必须“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笔者以为,这里所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对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一种价值观表述。

   可见,摆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的关系,“求同存异”,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人类共同性[4],对于我们全面、正确阐释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二)摆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中国方案”的关系

   目前学界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方案”的问题,其主要表述,如:围绕着全球事务,“‘为什么治理’‘谁来治理’和‘如何治理’的重大问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引导全球治理的重要旗帜”;在以西方为中心,以竞争、博弈为主的传统治理体系不利于各国之间的合作,无法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更不能回答人类未来该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的背景下,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出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出全球治理困境,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也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等等。毫无疑问,学界目前的这种看法是应予肯定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在目前复杂的国际格局下,要在社会意识形式的表述上更凸显的是如何“共同构建”和“共同治理”。

   首先,“中国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的一种具体化形态,故在强调这一方案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关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继制定与推出的相关具体方案。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案的确有难以克服的弊病,而“中国方案”确有其普遍性意义,即从许多方面促进了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从社会意识形式层面,对现实世界“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的进一步认同,从而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的确立和贯彻。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能忽略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所制定与推出的相关具体方案同“中国方案”的共同点,否则,就会走向“中国方案”的反面。

   其次,这里需要在方法论上明确一点的是,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社会意识形式层面上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先明确、系统提出的,但这一意识并非是先在中国产生然后再向世界推广的,也不是中国独有的。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和贯彻于其中的基本精神,在世界各地区和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无论从社会意识形式角度看还是从社会心理角度上看,都是如此。这也是“中国方案”能在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根本原因。然而,如果我们过度解读“中国方案”(或“中国主张”“中国智慧”等),赋予其不适当的意识形态特性,那么,这种方案就有可能沦为一种泛意识形态的话语。这也是与习近平的相关论述相背离的。

   最后,“中国方案”与“中国方案”的内容转化为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越来越认同的具体方针和步骤,或被全球治理机制各个层面所不同程度上吸纳,不是一回事。这里不仅有不同制度、价值观、利益等的碰撞,而且也有相关认知和实践方面的差异。所以,“中国方案”(或“中国主张”“中国智慧”等)的内容,转化为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及其人民越来越认同的具体方针和步骤,或被全球治理机制各个层面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吸纳,从而推进共同构建“不分政治信仰、社会制度、国家大小、贫富差距的”这样“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语)[5],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为此,我们要谨防在研究、宣传和推行“中国方案”的过程中制造出新的矛盾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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