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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 “书同文”和 “官话”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1-03-17 00:37:39
作者: 朱苏力 (进入专栏)  

   摘要:国家不仅是个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指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如何将高度离散的农耕村落勾连、整合并构成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级政府的组织和机构,以进行稳定的政治治理,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共同面临的课题。作为两项重要的文化制度,“书同文”和 “官话”,对于军事政治统一即 “武功”之后的 “文治”不可或缺;对于培养和打造一代代在思想、情感和想象都属于这个国家和文明,而不是仅属于各自出生、居住、生活的农耕社区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至关重要。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朱苏力在本文中探讨了“书同文”和“官话”这两项重要文化制度的由来。通过对政治文化精英的定义,他认为读书识字对于历史中国的发生和拓展很重要,“读书写字”关涉持续的历史中国之构成。

   关键词:文化宪制;书同文;官话;士;古代中国

   作者: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2期

  

   欧洲最早期的城邦国家基于城市发生,近现代国家则基于民族发生,国家产生时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已然存在。但在古代中国的广阔疆域,散落着无数小型农耕村落社区,农耕经济和地理相邻会令很多村落分享一些共同点,但自给自足和 交通不便带来的 “老死不相往来”,对在广阔疆域上的众多民族和族群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不太有利,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一些制度安排,使分散在各地人们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并产生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作为制度的,有别于作为法律的,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以社会共同体为基础构成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通过国家各种正式制度的安排及其产出的公共品增强共同体 的政治文化凝聚力。很多中国法律人容易将这个制度构成意义上的宪法混同于另一种 “宪法”———仅关注宪法文本和条文规范解释和司法的 “宪法性法律”(在美国是constitutional Law,在英国则是the law of constitution)。而“构成”(constitute)恰恰是西文宪法这个词(constitution)的原初和基本含义。为避免鱼目混珠,本文用 “宪制”指涉,将一定地域内高度离散的民众 “构成”一个有文化/社会/政治认同和有效政治治理的国家(commonwealth)的各种长期稳定和基本的制度。

   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共同体,历史中国之构成首先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制度的塑造,本文则集中关注的是 “书同文”和 “官话”这两项文化制度。前者是识字,后者则主要有关读书或古代读书人(士)之间的说话。本文 将集中论证为什么读书识字对于中国很重要。这首先对于追 “武功”(军事政治的统一)而来但历来又高于“武功”的“文治”(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一)必不可少;而 “文治”大致相当于韦伯讨论的 “官僚制”和 “以官僚专业人员支持的合法权威”,即专业人员依据规则的治理,就是古代农耕中国可行并与当时经济社会语境大致适合的法治形态。读书写字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根本,它们有关中国的构成,是古代中国的文化宪制。

  

   一、书同文

  

   许多研究都一再指出文字的出现与政治无法分离,是政治中心通过代理人对较大区域进行规则统一的治理所必备。中国古代甲骨文和金文的记录,无论有关祭祀、战争、自然灾害还是异常天象,均为当时的国家大事。商、周的疆域已相当辽阔,尽管众多事务是地方和地域性的,但总还有些全国性的或跨地域的政治事务,如平乱或合作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定要在诸侯国之间协调统一行动,通过文字传递信息协调和治理在所难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的征伐,各国内部对例如郡县的治理,也需要可据以问责的交流工具,跨越广阔的空间和时间,来有效组织和协调精确统一的政治军事行动。虽不能说有文字就一定是大国,但有稳定疆域和有较高程度中央集权的大国的统一有效的政治治理,则必须借助文字。

   文字有利于法令和制度的统一,建立有效率的精英官僚统治;也有利于超越时空汇集和积累各地甚至众人的政治经验。因此,春秋以降,文字下移在各诸侯国都已非常显著和普遍,既包括孔子广招学生——礼(其实也就是社会规范意义的法)下庶人,也包括各国先后颁布的以刑法为主的成文法。

   而通过文字的大国有效治理也对文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便于联络通讯和文档保存,文字不能像甲骨文钟鼎文那么艰难和复杂,字形要简单,书写要便捷。但在大国,各地汉字的自发简化是不同的。如果相互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各地简化的长期后果就一定是:区域内部的文字交流更便捷和广泛,但区域之间的交流反而不便,甚至无法交流。

   跨地域的有效文字交流,因此,要求有某种机制不时地集中统一校正文字,确保文字标准化。但农耕社会的经济条件意味着不可能支持,也不可能自发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文字标准化机制。而一旦各地精英各自独立使用衍生的异形文字,分分合合,就会重新形成各地方的政治文化认同,很难维系全国的政治统一。

   当秦统一中国后,这个问题变得格外重大和现实。因为秦和之后的汉朝,都是疆域极为辽阔的大国,不可能真的由皇帝一人统治,说是中央集权,也必须依靠众多政治精英,组成从中央到地方层级分明的官僚机构;还必须实行高度理性化的政治。而实现理性化治理,就一定要规范官僚机构和统一各地政府,必须有统一法典, 不仅要重视组织法,也要重视各种各样的法律文件和法律公文。只有这样才可能 “令行禁止”,“循名责实”,实现中央集权的统治。

   据此,秦朝确定的 “书同文”,对于疆域辽阔的农耕中国的政治治理,就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宪法性制度。尽管秦朝确定“书同文”这项制度时,不可能预见到其后它所发挥的“构成”功能,但因为有了书同文,才可能完成商周以来从部落国家的“华夏”向疆域国家的“中国”的转变,使得依据成文法令的统一治理成为真实的政治选项。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可依据法律规则问责下层官员,使法律成为中央“治吏”的工具;而且,当书同文携带的法律规则进一步向民间渗透后,只要官吏适用规则显然不公且利益重大,某些民众就会直接诉诸皇权反制不法官吏,就会出现 “告御状”或 “京控”。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中国的文治有相当部分就是法治,而法治也必须通过文治。

   据历史记录,书同文首先是统一文字,将在各诸侯国和各地已形成的汉字差别统一校正予以标准化,废除了诸多区域性异体字;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公文中,全面废除使用典型的青铜器文字大篆,而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以小篆作为官方文字,但在实际操作上,则大量使用简化的、书写更为便利和效率的隶书作为标准的公文文字。这也许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标准之一。

   但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培养了一个能熟练使用标准文字有效交流有关政法军国大事的专业职业群体——官吏。通过他们,也附着于他们,文字统一才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机制。战乱时,他们分别潜伏于民间,一旦进入和平时期,他们就会附着于新的政权,组织起来,不断自我衍生和扩展。这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群体和机制,会用自己的产品不断并最终收编各地的异形文字。

   这注定不是个别人读书识字或社会的文化普及问题。说到底,这首先是要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主官及其主要幕僚,军队各主要将领以及全国各地准备参与且有能力参与国家政治的社会精英(士)之间,建立一个文化的共同体。跨越时空,他们仍可有效交流,并在交流过程中不断相互熟悉、相互依赖、相互认同且相互信任。有了这个共同诉诸文字交流的共同体,就能逐级贯彻中央的政令法律,逐级报告、汇总和存储有关全国各地政治治理的重要信息,有效删除或大大减少信息交流和存储中的错误。在世代的文治实践中,他们会逐渐形成并分享一种对中华文明而不是对某个皇帝或王朝的政治文化忠诚和职业伦理,他们会分享相近的价值判断、 工作程序和制度环境,并因此实际形成一个以政治治理和管理为天职的职业化、专业化的政治文化精英共同体。

   有了这个职业化、专业化并且科层化的官僚群体,有了官僚体制,即便秦及此后历朝历代从宪制上看都是皇帝制,也确实常常是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一言九鼎,但任何国务决策事实上都会有更多政治精英的参与。参与主要还不是通过会商、讨论或其他面对面的交流形式,而更多通过各类文字,参与者则可以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因此,中国的皇帝不大可能如同今天中国人所想象的那样个人独裁;因为无论是有待皇帝决策的问题,还是支撑其决策的众多信息,为解决问题的各种资源筹措,以及决策的最后执行和落实,都需要分散于各地和各层级的精英参与。

   另一方面,即便官僚们分散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遍布于天涯海角,这个官僚共同体的存在就维系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运转。长时段来看,这个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长期运转还会增强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凝聚力:庙堂文化向下渗透,会吸引江湖和民间的 “文化投资”,读书人会逐步增多,不仅围绕和支持了朝廷或中央的政治,在某些甚或众多事务上还可能成为国家与民众之间信息传递的中介,节省了官员/政府与普通民众信息交流的费用,形成皇权与绅权共治并互补的格局。

   作为副产品,书同文还会带来政治的另一种转变,即韦伯所谓的理性(rational)政治。随着文字交流的日益增多,必然促使各层级官员逐渐形成精细表达、阅读和琢磨的习惯,迫使人们注意力持续高度集中,深入和反复思考、理解文字,重视准确交流和细细体味,从而培养出精细入微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字理解力。这种能力有利于人们超越时空局限,理解和分享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曾附着于不同个体身体力行的经验,令前人和他人的直接经验成为众多阅读者的间接经验。这不仅会塑造归宿感和认同感,并且会大大推进中国文明,不仅是政治的,当然也包括文学的。

   而所有这一切,也包括文学作品、文学社交和文学创作,又会转化为一种政治软实力,令读书人一旦进入这个传统就很难抗拒。因为文字本身对读者并无吸引力,文字的吸引力其实来自文字记录的思想和情感,文字表达的主观和客观世界。若没有孔孟老庄,没有《春秋》、《诗经》,仅有汉字不足以构成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明,也无法展示这个文明的魅力;如同没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没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就基本没有我们可以感知并着迷的古希腊一样。而且,文字承载的这个文明,不仅会吸引读书人个体,还会间接地吸引偏远、边远、遥远地区的不识字的人们,因此,这也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整合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甚至,她会吸引华夏文明之外的人们,这就是中国文明对整个东亚以及东南亚某些地区的强大影响,其中有商业贸易的因素,但留下最多痕迹的,其实是文字作品。

   而有了书同文,也才可能有后来的各种以书面方式选拔政治文化精英的制度,无论是唐代以诗文甚或元代以戏曲,无论是策论还是八股,特别是,无法在本文展开但足以冠之伟大的科举制度。

  

   二、“语同音”的意义

  

   但从历史中国的构成来看,书同文还只是文化宪制的一部分,只是其中可以以国家正式制度予以支持和保证的一部分;但难以以正式制度有效处理的是口语,它与文字关系紧密,使用者更多,但更易变且多变。

夏商周三代据说都是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架构的 “国家”,可以推定,这些王朝的统治阶层分享了相同的语言;如孔子提及的 “雅言”。但随着群体扩大,统治疆域延展,会分裂出更多新的群体或次生政治实体,分散在各个虽非隔绝但注定交往不多的地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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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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