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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昶:迈克尔·曼论国家自主性权力

更新时间:2021-03-15 23:53:23
作者: 刘昶  
曼认为上述的这些分析虽然是必要的,但并没有真正抓住国家权力的独特性质,他认为国家权力最重要的前提是其领土归属的中央控制的性质。国家并不拥有独立的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的权力,如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军事的权力,国家使用的权力工具只是各种社会权力的组合。国家权力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和组织的意义上无法还原为社会权力的权力。曼强调:“只有国家是天然地居于疆界明确的领土之中央来行使其统治权力的⑩。”相比于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这种领土中央性(territorial-centralization)赋予了国家一种潜在独立的基础来进行权力动员,这种权力动员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它只为国家所拥有。曼说把国家的必要性、功能多重性和领土中央性这三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从原则上说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了。这三方面的因素使国家拥有了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国家的权力不能简单地、直接地、或从根本上还原为市民社会的权力。“国家并不是各种还原论观点所说的那样,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场域,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凝聚的要素,核心价值的体现,社会分配过程的中心,或军事暴力的制度化,等等,国家是一种不同的社会-空间组织(a different socio-spatial organization)。”

   曼说上述三方面的因素提供了一对假设(hypotheses)来解释国家权力的不同和变化:“1.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来自于在任何特定时空对领土中央控制形式提供市民社会本身无法提供的社会效用(11);2.国家专制权力的程度取决于市民社会无法驾驭一旦建立起来的领土中央控制形式(12)。”曼接着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例子来说明国家如何利用领土中央性来获取专制的自主权力,又如何在后来丧失对领土中央性的控制。比如,经济再分配,为防卫和征服所建立的军事协调和指挥,后发展国家为同其它国家竞争而对经济实行的中央集中控制,这些情况都要求国家对社会资源实行领土中央控制(territorial centraliz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曼说在这些例子中,不是经济或军事的必要性本身增强了国家的作用,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或军事的领土中央控制的特殊效用赋予了国家这样的作用。因此是市民社会把权力资源给了国家,然后丧失了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并反过来受制于国家。对领土的中央集中控制赋予了国家有效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它能够集中更多资源来对抗任何特定的市民社会群体。不过在20世纪之前国家的自主权力通常是有限度的并且不稳定的。因为在农业社会,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会遭遇无法克服的后勤与基础性权力的瓶颈,跟随军事的中央集权之后的总是封建割据。这是由于虽然成功的中央集权会同时增加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权力,但是后勤的瓶颈意味着国家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权力基础。国家的权力资源会不断被国家官员们转变为私人权力,“失踪于”市民社会之中,导致中央集权的瓦解和封建割据。典型的例子包括把土地、官职、征税权等作为奖赏赐封给官员。这样的循环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所以曼认为中央帝制与封建割据之间并不仅仅是来回振荡,它们事实上是先后交错的辩证过程。

   但是曼接着指出,当代社会的情况似乎不太明朗。伴随着工业革命,基础性权力跳跃式增长。如果一个现代国家获得了所有这些权力,结果会怎样?是否意味着前面讨论过的农业时代的那种辩证过程的终结?苏联的威权制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提供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在苏联我们看到了史无前例的专制权力,但西方工业化国家并没有获得更大的专制性自主权力,尽管国家的基础性能力大大扩张了。为什么现代国家的权力形态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曼说他没有现成答案,或许我们需要有更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来回答这个问题。

   与国家专制权力起伏消长的历史轨迹不同,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则有明显的成长轨迹可循。如前所述,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来自于唯有国家能够提供因领土中央性而产生的社会效用。曼说任何国家能获得和利用这种社会效用就会得到基础性权力的支持。这使得它能够通过规范或暴力来管理给定的社会和领土关系,并确立边界来区隔外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为社会关系确定领土边界。通过巩固领土边界,国家可以推动重大的社会变迁,这种情况没有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作用的重要性与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成正比:基础性权力越大,社会生活的领土归属程度就越高。因此,即使国家追求专制权力的每次企图都被市民社会粉碎,国家所领导的对社会大规模的基础性重组(infra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仍可能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任何纷争,以及受国家制度常规管制的市民社会本身的任何纷争,都会使市民社会的关系和斗争日趋聚焦于国家疆域的层面(the territorial plane of the state),使社会交往在这个层面得到强化,并削弱地方的和跨国的社会关系。曼接着以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成长的历史为例来说明上述的观点。

   曼指出从13世纪开始在欧洲有两个重要的社会过程有利于更高程度的领土中央集权化。首先是军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军事指挥系统对专业化的步兵、骑兵和炮兵进行常规性的复杂协调,这使得原来封建的军事制度陈旧过时。这一变化也必然要求一套常设的“强制汲取机制(extraction coercion cycle)”来为军队提供人力、金钱和物资。结果,只有领土中央化的国家能够提供这些资源,那些公爵、主教和城镇联盟因此输给了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第二是欧洲的扩张,特别是经济扩张,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它要求日益增强的海外军事保护,对财产和市场交易更复杂的法律规制,和国内财产权利的确定。资产阶级财富所有者在这些事务上寻求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s)的帮助。因此欧洲国家逐渐获得越来越大的基础性权力,如税收管理,对军事动员的垄断,永久的官僚行政系统,和立法与司法的垄断。从长期来看,尽管欧洲国家追求绝对王权,领土归属性的加强并没有导致国家专制权力的扩张。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市民社会集团、特别是资产阶级(制衡国家)的基础性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ies)也增强了。西方国家在12世纪的时候其专制权力很弱,它们在今天仍然如此。但是这一过程以及国家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导致了基础性权力的扩张。而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张又极大强化了社会交往的领土归属性。如果国家接着丧失了对这些权力资源的控制,它们就会散落到市民社会中去,导致国家的地方化和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ing)。曼说,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似乎正面临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是跨国公司的崛起,另一方面是美英这样的霸权国家的衰落,这种状况预示着什么,已成为学界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与文章中多处地方一样,曼对当代正在发生的重大现象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试图去回答。

   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曼对他的基本观点做了小结。首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权力主体不同,是领土归属和中央控制的。社会及其各权力集团要求它们的有些活动在中央控制的领土层面上加以管理,因此将一些权力资源让渡给国家,因为它们自己对这些资源无法完全掌控,而这又是因为它们自己的权力组织其社会-空间的基础不是中央控制和领土归属的。国家的自主权力正是加强社会生活的领土中央控制之效用的产物。国家权力有两种类型,即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专制权力是国家精英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权力。对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资源的领土中央控制强化了国家的专制权力,但是历史上的国家并不能长久保持这种权力,因为它们缺乏有效的后勤基础来穿透和协调社会生活。因此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帝制和封建制之间常常此消彼长、来回振荡。从基础性权力的角度来看,这种振荡其实是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曼强调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增长会导致社会生活的领土归属性的加强。但是这一点在社会学界常常被忽略,因为人们很少去质疑“社会”这个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大多数社会学家在谈论“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有明确领土归属的国家,比如“美国社会”、“英国社会”等。但是国家的疆域和我们通常说的社会之间的相关性只是部分的,而它们之间的差别则是巨大的。中世纪史学家通常不会把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等同于国家,而是用它来指称更大的、超越国家的实体如“基督教世界”或“欧洲社会”。中世纪和现时代在这个方面的变化是现代化大转型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之一,正像今天的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理解20世纪末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曼最后说:“相比国家精英与社会阶级间关系的陈旧老套的争论,社会的领土归属和中央控制程度有多高?(13)这才是最有意义的理论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社会生活施加的巨大影响。国家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如何至关重要。哪里的国家强大,哪里的社会其领土归属和中央控制的程度就更高。这是我们关于国家自主性权力所能做的最一般的陈述。”

  

   二、几点讨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自主性或自主性权力是一个中性的、不带价值判断的概念。它指的是国家具有独立于、超越于社会(哪怕是支配的)阶级、集团的立场和利益,并据此自主行动的能力,它只是对这样一个经验事实所做的学理上的描述和概括。虽然国家精英和官僚很容易利用这种自主性来为自己谋取私利(14),但这并不是国家自主性权力本身的规定和属性。无论曼、斯考切波或其他学者在讨论国家自主性时都没有也无意对其做价值上的褒贬。所以我们不能在国家自主性权力和由这种权力引出的腐败两者之间简单地画等号。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种权力的存在与它的被僭取和滥用之间可能只是一步之遥,两者之间虽有界限但并不清晰,而且这界限也并不固定,因为国家自主性权力本身随具体历史情境的不同会有强弱隐显的变化。况且,由于两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社会对国家这种自主性权力也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另外,根据经验观察,我们可以想象相比基础性权力,专制权力更容易被滥用,其造成的腐败也会更甚。

   第二,曼在讨论国家权力时,特别强调其社会-空间的维度。这是曼的国家理论最具独创性和洞察力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曼之前或同时的斯考切波等学者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讨论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视角,即从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关系这两组压力的交叉和互动来解释国家权力自主性的来源。曼认为这只是对国家自主性权力的一种初步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国家自主性权力的来源。只有了解了国家权力的社会-空间特性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自主性权力的来源。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出发,曼争论说国家自主权力的最重要的根源和基础是国家的领土归属和中央控制的特性。与其他主要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社会权力网络不同,唯有国家(政治)权力是有确定的疆界限制的,越出这个疆界,一个国家的权力就失去了效力,失去了行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唯有国家权力是从一个中心向外辐射的。所谓的中央控制(centralization),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中央集权,而是指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这样的合法权力中心,国家权力从这个中心出发对其疆域内的社会进行管理、控制和统治。领土疆界和中央中心都首先是空间现象、空间概念,而这里的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也是社会空间。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就是来自于这种空间特性。这种空间特性赋予国家独有的、其他社会权力无法替代、又常常是必不可少的对确定疆域内的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组织和动员,以及对这一疆域所划定的社会实施统一管理和控制的权力。这种权力因此独立于社会及社会中各利益群体而具有自主性格。

那么,国家的领土中央性又是从何而来?根据曼的讨论它是社会特定需求的产物,这些需求包括维持社会秩序,经济再分配,或国家的防卫和进攻,国际竞争等。这些活动只有在领土中央控制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进行。以经济再分配为例,这是任何复杂社会都必然会有的要求。要进行经济再分配,不论是劫富济贫还是劫贫济富,总有些群体要受损,而另一些群体会获益。要保证再分配有效实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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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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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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