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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近四十年史学的流变蠡测

更新时间:2021-03-15 23:02:52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这个题目半是命题作文,我自己一般不敢主动想到去探讨这样宏观的问题(要求说四十年,遂自定以史学为范围)。且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史学,从当历史系的学生到在历史系教书,我自己就经历了三十多年,几乎是全程了。史学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不宜讨论自己身历其中的事,因为可能有个人因素参与其间,很难做到不少人提倡的“客观”。这样看来,我和我的同龄人都不适合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四十年史学的发展,确实需要反思。十年前我也写过一篇类似的命题作文,探讨1949年以后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这让我可以适当采纳一些过去的意思以及在其他场合说过的相关内容。但下面的简单探讨,仍不是一些年轻人喜欢说的“首次系统全面”的总结,甚至连大趋势的勾勒都说不上,因为那也必须先做广泛的“调查研究”。

   实际上,很多被总结出来的时代风气和时代特征,或许对相对多的人适用,对个体学人就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我能说的,基本仍是个人的观察,且非常可能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的偏见。我不敢自诩客观,只能试着多从他人的视角来“旁观”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以减少个人倾向;尽量多述现象,少下判断。简言之,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管窥蠡测,也是真心实意的抛砖引玉。

   一般而言,学术史的分期和政治史不一定相同。不过前几天在讲座中听一位年轻朋友说,改革开放造成的影响和变化是根本性的。这个说法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此前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全方位的,用当时的话说,触及了几乎一切事物的“肉体”和“灵魂”;故1978年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同样是全方位的。从今天往回看,我们的史学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史学相比,不啻判若两学。

   要说改革开放对史学的影响,可能“开放”远大于“改革”。若严格说,这几十年史学领域里有多少“改革”,甚至有没有“改革”,或许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但转变是明显的,很多转变恰因“开放”对史学的冲击而生,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促成史学天翻地覆变化的更多是“开放”因素,估计没什么大的疑问。尽管如此,下面的讨论还是先内后外,详内略外,以呈现中国史学本身的流变。

   一、内在的演变

   改革开放是紧接着文革的。一般都说史学是文革的重灾区,这也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负面的影响是主要的,随便乱写历史的倒行逆施,对史学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正面的则是相当一些历史书籍因为“评法反儒”和“批林批孔”等运动而得以出版(我现在手里的一本《荀子》就是那时出版的),在一个全国总共只有几十本书可读的时代,这多少提供了阅读古籍的方便。

   很多人喜欢用春天来表述改革开放带来的万象更新,但对于过去的重灾区史学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可能还有不少早春二月的乍暖还寒之感。那些已经十多年不能读书不能发声的人,多少会有某种春回大地的感觉。不过实际的现象是一些人或许积极活跃而示人以欣欣向荣之相,另一些人仍不免小心翼翼。据说上级对1976年后几年的历史所下的判断是“在徘徊中前进”(这是刚从韩钢教授那里学到的),借用这表述,那时的史学可能是“在前进中徘徊”,因为大家虽有不小的积极性,实在也不知道要怎样做,真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

   要说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史学,可能就是个过渡时期。最初几年的研究可见明显的延续性,在选题和研究取向方面,基本是以回归(到文革前)为主。实则由于文革前几年的学术研究已经受到“拔白旗”等影响,一些人写成的论著不能轻易出版发表,结果如蒋大椿先生所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的不少史学著作,都写成于60年代”。当时习用的表述是“拨乱反正”,从旁观的视角看,在研究上要说有多大的推进,那就是少做和不做荒唐的事而已。当然,从文革的荒唐往前文革方向走,在时间上或许是退步,却也可以说是进步了。

   但史学发展的步履蹒跚可能真有点“跟不上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史学界对既存研究状况的不满可以说是老中青共同的。最明显的不满是较长时间里“史学危机”的议论不绝于耳,而思有所变。当然,不同的人对“危机”的具体指谓可能相当不一样。1986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编者的话”,说近来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不断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编者以为这意味着“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酝酿如何革新内容与形式”。这就清楚地表出,那时的史学还未曾出现“内容与形式”的“革新”。

   从思考的问题看,改革开放前十年甚至前十五年的史学文章,大体延续着文革前所谓“十七年”的思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史学文章中谈理论的还不少。然而上引“编者的话”又说,那些“青年史学工作者”所言“史学危机”的一个要点,即体现在“理论”上。问题是,如果针对的是过去稍带教条意味的理论之失落,则具有“危机感”的似乎应当是在更早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龄偏大的学者;青年学者会有这样的感觉,恐怕是他们觉得已经出现的改变还不够。不过在我看来,为什么那时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总在关注理论,这个问题可能比他们关注什么理论更有意思。

   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大概是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出生的,进入21世纪后,他们已成长为中年学者了。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人仍延续着原来的关怀,还是感觉到理论的缺乏。而他们对研究现状的另一共同不满,是未曾出现史学界能够全面参与的议题。不少研究者对他们出生年代经常产生涉及理论的广泛讨论或争论充满景仰,很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再现。直到2002年初,还有人对2001年的史学界“显得平淡无奇”感到不满,使赵世瑜兄怀疑他们是否在期待类似“批判《海瑞罢官》或评法批儒”那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的议题(《平淡是福——2001年中国史学一瞥》,《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

   从广义的视角看,学术研究中偶尔可能出现得到广泛参与的论题或影响广泛到超出特定专业范围的论著,但这应当不是常态。现在很多人把史学看作一门科学,我们似乎很少听到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界的学人发出类似的感叹。实际上,今日在不少学科内,跨过所谓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就可能根本看不懂别人的论文,很难设想《物理学报》或其他自然科学学报刊载全学科多数学人能够参与讨论的文章。可知史学这一曾经的“重灾区”,的确遗传下一些当事人未必自觉的特别因素。一个持续不满的群体,却在不知不觉中憧憬着他们自以为否定的情状,是进是退,两皆茫茫,能不费思量?

   若认真考察,过去有些被媒体说得多的标志性风气转变,可能不全是那么回事。例如很多人爱说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热,90年代则思想淡出,转向学术,于是学术史研究特别受到重视。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里面涉及的名词,使用者和读者的理解,恐怕有些不一样。而且,一些特征性的现象即使出现,实际涵盖面有多宽广,也需要辨析。

   现在的好处是有很多数据库,比以前更容易看到一些趋势性的内容。若泛览80年代的论文题目,或许就不能支持“文化热”的概括(当然,这样的概括是否需要统计的支持,或统计的支持能不能成为特定概括的基础,或也需要论证)。后人若以数据为资料做研究,估计也不见得会生出这样的认知。有些以文化为中心的丛书的确出了名,但这可能更多属于“走在时代前面”。一个在“时代前面”的现象是不是可以用来表述所在的“时代”,也还可以斟酌。不排除“文化热”总结的产生,是媒体喜欢文化,有所感而下判断,然后回馈到学界,渐得呼应,衍生成众皆转述的套话。

   至于“学术史”,在史学界更是个长期缺乏共识的概念,过去和现在都有相当多的人根本不把“学术史”视为“学术的历史”(如大学中不少学生的论文用“学术史”来陈述既存研究状况,这当然是老师教的)。就实际研究言,90年代所谓“学术史研究”,也常常不是总体或具体的“学术的历史”,而是一种泛称,试图区别于“受政治影响的历史”和“不够学术的历史”。两者大致异曲同工,都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西方一些人也常在学术中看到意识形态和权力等,但和我们的“政治影响”还是有区别)。

   从其所欲区别的对象,便可知至少史学领域的“学术”在那之前仍与政治若即若离,至少是受到许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或已经形成一种不那么“学术”的风格。如果研究要做得“学术”还是一种追求的目标,对那时的历史研究,就不能做太高的估计。当然,我必须说,在整体不是特别高明的时期,也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秀异学人和优秀作品。

   假如把四十年作为一个整体看,从提问、使用材料到论证,史学界思路的转变是缓慢的,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感觉。尽管如此,变化也日渐明显,不过真正显著的转变要很晚才可以看出而已。如果把现在的史学和改革开放初期比,最大的特点和我们的经济状况接近,即产量很大。常听到有人说,以论著数量言,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这是横向的对比,其实纵向亦然。今日史学论著的数量,应当是有所谓专业论著以来最多的,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在此巨大的体量中,隐伏着一个不小的转变,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著已接近甚或超过中国古代史的论著了。在史学界内部,这可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不到一百年前,中国近现代史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学科(是指学人认可而非官方认可),恐怕都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例如,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里,1950年以前的期刊少之又少,除了后来影印的,能看到的多属赠品,大概就因为当年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基本不视此为“学问”之所需,所以并不着意收藏)。

   如果可以倒放电影,或许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带有过渡意味——80年代的过渡更多是往回看,90年代的过渡则逐渐向前看。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进入21世纪以后,历史研究出现了日渐明显的转变。史学论著中似乎已表现出一种与20世纪70—80年代作品不同的文类(genre)——不仅两者思考和关注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大不相同,就连使用的材料、论证和表述的方式等,也都已经很不一样。或可以说,与前不同的“另类”研究取向(alternativeapproaches)已经出现。若允许夸张的表述,甚至可以说出现了史学文类的转换。

   我们只要找一两种学术刊物,泛览一下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变化所在。直到90年代中期,喜欢关注历史事件的性质、意义的学者和对此进行实际讨论的文章都还不少,但此后这类文章题目就逐渐淡出。也可借一个事件来观察,例如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必会出现很多纪念论文。我们只要倒回去看看五四运动90周年、80周年、70周年和60周年的各种论文集,就会发现一个倾向,即“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这类文章越来越少。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乎未见什么提倡,还真是默转潜移、逐渐成形的后果。

   从对史料的认识看,到90年代中期也还较为刻板,连在论文中使用较多报纸材料,都需要有所说明(因为很多人觉得不可靠)。那时对材料的开放态度,甚至不如五四时代。五四人一面不看二十四史,一面却广泛开拓史料。或因此而产生反弹,后来渐以一种看似“严谨”的眼光,排斥、抹杀了大量可用的史料(这似乎也在“十七年”中形成,倒与政治无关)。而在今天,报纸上的言说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很正常的材料了(用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不过我们也不宜过高估计已发生的转变。从目前的学术刊物看,尽管后一文类的追随者呈增加的趋势,越来越吸引着史学新人的关注,就数量言恐怕前一文类仍占多数。数量最多的可能是那种半新半旧的文章,在题目的选择和材料来源及一些表述方式上或更像新文类,但其真正思考、处理或试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其因应的框架性学术背景,仍更偏向于旧文类。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过渡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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