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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士绅共和国的乌托邦:读《追寻新共和》

更新时间:2021-03-15 00:16:14
作者: 唐小兵 (进入专栏)  
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无独有偶,时隔几年,新文化领袖胡适感叹一九二三年成为个人主义转向集团主义的历史时刻,并因张东荪所论及的这种主义话语腾嚣一时而决定创办《努力周报》来做“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他的这段话正好可以呼应张东荪:

   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般“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当主义的喧嚣远离民众的真实生存,当意识形态的竞逐淹没了理性的思考,一生自命为民请命的张东荪就站出来大声疾呼。但在这里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悖论,被关切的底层其实是丧失了政治的主体性的,只能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知识人从民生主义和苍生意识出发来关怀和体恤的对象,一旦底层自身崛起于现代政治,或者说人民出场,就会被认定是一种非理性的群众政治的爆发。由此可见,从民生主义到民主主义政治,在张东荪这里有着咫尺天涯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恰恰也是从依赖于少数人的理性、能力和德性的精英政治,到平等地尊重和关切社会的多元主义需求的民主政治的距离。说到底,张东荪在某种意义上仍旧是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的信奉者,他甚至连面向大众觉民兴道的转向都颇有点踌躇。不过,他在此文中对于同侪不了解中国内地民众的批评以及对狂热地追赶各种政治思潮的非议,却引发了延续数年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论战。高波对其时知识人何以如此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世界有精当描述:

   知识分子视心智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思想与情感寄托总是在别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日常世界往往离他们更远,反倒是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世界更为切身。也因此,张东荪说这些居住于上海的知识分子不了解内地,实是触动了他们心中最切近的思想与情感世界—他们可以承认不了解上海(甚至是带着骄傲故意承认),但却绝不能承认不了解内地,因为前者是他们自视不得不寄身其中的世界,后者才是他们每日萦怀(但绝少前去)的世界。

   抽象的同情,具体的冷漠,就成为这群以精英自命的现代知识人的一个人格特质。

   问题的核心正如高波所指出的那样,那个依托于天命、天道和天理的政治世界已经土崩瓦解,而寄身其中的士大夫必须面临政治正当性的现代转型,也就是人民主权或者说人民的同意才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张东荪的悲剧或许就在于他的身体和头脑(与知识相关的部分)已经进入了现代,而其灵魂却仍旧长久甚至有意地驻留在传统政治的领地之中,依照高波的评论,张东荪所设想的,“从来都是个披着人民主权外衣的士绅共和国”。而这恰恰是晚清以后诸多政治人物和议政人士的具有共通性的设想,比如民初梁启超也曾在给袁世凯的信件中如此建议道:

   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

   这就难怪锲而不舍地通过自身的历史写作与其对话的高波在书中反复地诘问:

   他所设想的“贤人”有着独立的人格与政治判断,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人民的木偶;但反过来,在现代政治中,人民也不可能是“贤人”手中任意摆弄的黏土。问题在于,没有作为政治中心的国会,这种自由同意将如何获得;贤人阶级又是否能够如传统政治般为普通人提供足够的上升机会?

   自由与民主就此呈现出极为尖锐的冲突,而终其前半生,张东荪似乎在艰难地追寻两者的内在一致性。不过,这终究如高波所言是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歧路:

   终其一生,张东荪都相信一个类似传统士大夫的新政治领导阶层对民主制的重要性,他也始终顽强地不肯正视最关键的一点—按照现代民主原则,这一政治领导阶层毫无正当性基础。但也正是在这里,他倒以一种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成见”触及了现代民主制的内在困境……只有托克维尔或密尔式的贵族才能是合格的公民,而他们的产生方式却违背了现代民主制的普遍平等原则。换言之,现代民主制无力产生它的合格“担当者”。

   这或许才是吸引同时也折磨张东荪的士绅共和国的乌托邦的内在悖论吧。

   张东荪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中国西学的主要输入者之一,并且是活跃的政论家。他对民初政治有多方面的参与,认为该时期共和试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未能形成一个让人信服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势力,只有真正完成“造社会”的事业,才能为中国的共和奠定基础。本书将他放入19世纪以来世界性的民主思潮的大背景下,着力考察他早期的思想与活动,并以此重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共通的问题与心态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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