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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骄: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 理论、历史与现实

更新时间:2021-03-14 22:13:42
作者: 江天骄  
事实上,美国也从未放弃对核优势的追求。当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并逐渐与美国形成核均势时,美国同样发起了反超行动。 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实质是美国领跑而苏联对美国进行追赶。 尽管美苏很快在20世纪70年代达成了一系列军控协议,迫使美国接受在数量上与苏联对等,但这毕竟是美国当时处于相对衰落地位的无奈之举,也是尼克松政府为了摆脱越南战争泥潭和一系列国内政治危机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而在军控谈判的背后,美国试图一边以军控协定约束苏联的优势,一边在质量上继续赶超苏联。 其中就包括美国在冷战中后期研发和部署的“潘兴-II”、MX“和平卫士”和“三叉戟D-5”等导弹,以及导弹防御系统和针对苏联核潜艇的反潜战术。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后来美苏达成《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并大幅削减核武器数量时,美国反而凭借核武器在性能上的优势,强化了整体的威慑力。

   如果美国真的接受了军控协议以及“纯威慑”理论的主张,那么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所有的战略武器乃至部分常规武器的发展都没有任何意义。与其他面临周边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不同,美国因为有着两洋保护这一天然的地缘优势,其对于用核武器来确保自己不被侵略的需求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然而,美国在核武库方面的投入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得多。 冷战后,美国对核优势的执念持续发酵。 其核武库的现代化升级以及相关战略部署明显包含着针对俄罗斯和中国而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意图。 这种对核优势的执念甚至超越了历届不同的政府、党派和官僚集团,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战略思维。

   对此合理的解释是,在美国的核战略中核武器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纯威慑”的目标,其更加宏大的核战略目标至少包含延伸威慑和实战威慑两部分。所谓延伸威慑,即在保护本土的核威慑(或称“中央威慑”)基础上把核保护延伸至海外盟友,其目的在于保护盟友免遭军事威胁,并消除盟友为确保自身安全而研发核武器的动机。 所谓实战威慑是与“纯威慑”相对的概念。相比“纯威慑”主张核威慑是基于核武器的报复性使用而自动生成、核战争打不得的观点,实战威慑将核武器视为与常规武器一样可以用于实战的武器,而且在有限核战争中核武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对手的军事力量而非城市或平民。为了打赢或者慑止有限核战争,核优势(核武器的数量、性能、部署和作战原则等)就成为实战威慑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实战威慑还主张推行以导弹防御为代表的“限制损失”能力来减少对手的战略打击对己方造成的损失。

   延伸威慑和实战威慑由此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核战略体系。对延伸威慑来说,实战威慑缓解了其可信度困境。由于地理上的显著差别,入侵本土的军事行动和对海外盟友发起的行动不应该面临同等程度的报复。尤其当对手也拥有强大的核武器时,宁可自我牺牲也要保护盟友的延伸威慑面临天然的可信度问题。 为此,美国不断地通过与盟友建立磋商机制,进行核分享,强化核武库并展现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意愿等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手段,来提升其核保护的可信度,而实战威慑对核优势的追求以及对核战争的积极备战显然能够满足确保盟友信心的要求。对实战威慑来说,延伸威慑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从“纯威慑”理论的观点来看,实战威慑不仅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而且伴随着巨大的核战争风险以及道德问题。然而,如果是为了推行延伸威慑以保护盟友以及更加广泛的全球利益,并防止出现更加严重的核扩散以及核事故,那就需要更加灵活且富有弹性的威慑手段来应对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常规武器在内的多样化的威胁。因此,为了服务于延伸威慑,实战威慑似乎成为了一种无奈或者说是止损的战略。

   (三)追求绝对自由的美国核战略

   在此基础上,延伸威慑和实战威慑统一于美国追求绝对自由的大战略,即美国可以利用核武器来威慑(甚至胁迫)对手,同时又要避免自己被其他国家(包括盟友)的核武器所威慑。 美国既要用延伸威慑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对其自由行动造成限制,又要通过实战威慑追求对已有核武器国家的绝对优势,从而避免被对手威慑。对大部分有核国家来说,核武器主要是为了自保,但对于美国来说,核武器或许是其称霸世界的最大阻碍。因此,美国的核战略实际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的大战略。凡是有利于美国霸权的就接受(例如慑止大国与美国间的战争并维持战略稳定),不利于美国自由行动的就拒绝(例如美国被对手威慑以及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纯威慑”理论所主张的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稳定有利的事(例如有限规模的核武库,接受对手的核威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核扩散等),对于美国来说却限制了其霸权和行动自由。 美国由此将自己与整个国际体系割裂开来,但美国核战略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中心论”所带来的问题远比它想要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

   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在确保战略稳定和实现延伸威慑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为了避免关键盟友发生核扩散,美国通过政策宣示、签署协议、前沿部署核武器和导弹防御、建立核分享和核磋商机制等多种手段确保其延伸威慑的可信度。 当美国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稳定表现得十分稳固时,美国的盟友往往对其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并对主要竞争对手可能发起的低烈度冲突表示担忧。为了确保延伸威慑的可信度,美国必须积极准备随时发起代价高昂的先发制人打击,并很有可能破坏战略稳定。 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首先挑起核大战,美国又要维持与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稳定。其结果是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实战威慑谋求核优势,并建立起一种所谓的“最优不稳定”状态(Optimum Instability)。 美国试图向对手传递出一种信号,即美国拥有打破平衡的实力,但并不希望这样做。这种实力足以威慑对手不要对美国及其盟友轻举妄动,但同时又不至于引发冲突升级,并确保盟友处于核不扩散的状态。

   然而,所谓的“最优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的模型,也是美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方面,当美国强化对海外盟友的延伸威慑时,已经打破了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从而增大了无核国家核扩散甚至爆发地区核扩散连锁反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美国为追求核优势而突出实战威慑时,又刺激有核国家为确保其核威慑的有效性而升级核武库。其结果是,美国的延伸威慑和实战威慑努力反而进一步刺激核扩散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持续进行,并给国际防扩散和核裁军制度带来空前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核战略是彻头彻尾的战略悖论,其旨在抵御核技术革命对美国自由行动所造成的束缚,却又将自己充分暴露在这一风险之中。与此同时,美国这一随心所欲的大战略还将整个国际社会持续笼罩在核大战的阴影之下。

  

三  重新审视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一以贯之的实战威慑

   一般认为,美国的核战略在纯威慑和实战威慑两派之间交替更迭,且在20世纪70年代后实战威慑派占据上风。 然而,如果对从原子弹问世到冷战结束前的历史进行再审视,不难发现实际上所谓“纯威慑”的理论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极为有限。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美国根本没有采取核威慑政策,而是将核武器作为一种迫使日本投降的威逼手段。当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冷战的铁幕缓缓降下时,美国追求核优势和先发制人的核战略充分体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中。艾森豪威尔政府随后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更是美国第一次将延伸威慑与实战威慑相结合。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明确了“避开城市”和“打击军事力量”的核战略原则。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美苏逐渐形成核均势以及冷战局势缓和的需要,美国在政策宣示上选择了“相互确保摧毁”,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愿接受所谓的“恐怖平衡”,在核打击政策上也继续追求实战优势。因此,尽管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从最终的政策实践来看,美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奉行绝对自由的核战略。

   (一)原子弹问世之初美国的实战威慑倾向

   在原子弹问世之初,美国对于这种新式武器的态度十分矛盾。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利奥·齐拉特(Leo Szilard)和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群体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坚决反对将核武器直接用于战争。早在1944年9月,科学家们就在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核武器只能用于威慑对手不要对美国发动侵略。 而当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之后,这些研制原子弹的功臣不仅严厉谴责这一罪孽深重的行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以消除核战争为宗旨的和平运动。1946年,伯纳德·布罗迪正式出版了《绝对武器》一书,开创性地总结出核武器的不可防御性以及核战争打不得的观点,成为经典威慑理论的先驱。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也在离任前夕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应该同苏联合作,控制和限制原子弹被用于战争,并引导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而拯救人类文明。 然而,以杜鲁门和丘吉尔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则对使用原子弹进行辩护,指出其目的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和减少更大的伤亡,甚至将其美化为“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 美国军方随后也多次公开表示,核武器与大规模使用常规武器在本质上没有多大不同,其毁伤效果被过分夸大了。

   广岛和长崎的灾难引发了关于道德与正义、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长期争论。直到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担忧全面核战争及其道德困境的声音才在美国政界进一步凸显。“冷战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明确指出,美国只需要维持满足威慑目的的最低限度核力量即可。1949年秋,在由苏联核试验所引发的关于是否要研制氢弹的辩论中,凯南写信给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强烈主张放弃“首先使用”原则。 坚持对日使用核武器正当性立场的杜鲁门总统也在朝鲜战争期间是否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最终选择了放弃,或是考虑到缺乏核打击的“理想目标”, 或是考虑到苏联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抑或是迫于核战争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和摧毁人类文明的压力。在杜鲁门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他一反常态地强调,核战争将彻底毁灭几百代人历经苦难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核战争打不得。

   然而,这种理性和富有远见的声音并未转化成为政策实践。1950年,美国出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这种遏制政策也成为美国整个冷战时期乃至当今战略思维的核心。NSC68明确提出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确保国家安全和推行遏制政策的坚实后盾。 核威慑则是这种强大军事力量的关键。一方面,当美苏都拥有核力量时,苏联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美国只有获得占绝对优势的核力量和制空权,才能迫使苏联不去使用核武器。 因此,NSC68建议美国加紧生产热核武器并坚持“首先使用”的原则。不难发现,此时美国的核战略思维已经远远超出经典核威慑理论,并将核武器视为遏制苏联乃至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从而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和“解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的实战威慑

到了1953年10月,在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号文件》时,围绕核武器的使用问题曾出现过争论。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应在对抗苏联的全面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同时避免在小规模冲突时使用;杜勒斯却主张破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 而最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无疑反映了杜勒斯的观点,即将核武器视为常规武器,强调以进攻性打击力量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并要求美国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保持优势。 美国由此开启了倚重核武器的大战略之门,并奠定了此后几十年美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基础。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消息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所谓“导弹差距”的担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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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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