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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何谓“中国哲学的机遇” ——试论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观

更新时间:2021-03-12 18:29:33
作者: 张志强  
混沌开显为本质和现象,开显为世界。这个世界是具有logos的世界,一个具有和谐-规则-合理的世界。开显需要动力,那么混沌开显自己的动力何来?混沌必须是自动的,混沌自身具备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纯粹的动”,这说明混沌自身一定具有着内部的矛盾,成为推动其自动的纯粹的动。黑格尔绝对精神也具有相同的意义,理智只有具有了内部的矛盾才可以自身能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混沌”也就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太极,一种内部包含着阴阳两仪的太极。

   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就是对混沌的秩序化的理解,以一种高于一般经验科学的理智-理性来把握混沌,并创立了一门神圣的学问,“哲学”,或第一哲学。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尝试给予混沌以秩序化理解的“哲学”之后,混沌具有了理智-理性的面貌,而丧失了其不合理-神秘性的本体-混沌状态。由于哲学的产生,混沌问题却被长期遮蔽了。这正是哲学的内在矛盾,也正是推动哲学自动的力量。哲学在尝试开显混沌中不断遮蔽着混沌。这正是欧洲哲学逻辑中心主义的危机所在,对混沌的遮蔽就是对存在的遗忘。这也正是欧洲哲学的“困境”。

   被遮蔽的混沌以各种变形的形式在欧洲哲学史上不断地表现着自己。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是对混沌问题最全面的遮蔽,但黑格尔的绝对哲学也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彻底地彰显了混沌的可能性。黑格尔在矛盾的名义下保留了混沌问题,而矛盾就是混沌的另一种说法。混沌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现代存在论里得到了更好地呈现,混沌作为矛盾,其实也正是时间性本身。Dasein不是把时间归约为空间,将时间空间化,而是把空间归约为时间,将空间时间化。“在空间的开显-显现中把握时间-混沌的潜流,把握住空间中存放的时间,不将其遗忘”。围绕混沌的浑然一体的矛盾动力状态来把握时间性的潜流,从而去积极的存在,这就是对存在遗忘的拯救,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欧洲哲学危机的克服。

   叶先生通过混沌将哲学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运动,将不同的哲学形态理解为对混沌的不同开显-遮蔽的方式,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的互动恰恰构成为对混沌遮蔽的彼此开显和混沌开显的彼此遮蔽。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开显与遮蔽的互动,才构成为哲学的统一的运动。同时,这种互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混沌内部矛盾推动下的自动展开。混沌问题使哲学成为一个统一的运动,也使得哲学的不同形态成为可以具有哲学自身的历史发展的意义。

   混沌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就是太极问题。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中国哲学对混沌问题非常精妙地表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

   无极与太极的关系,正是现代存在论意义上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无极意义上的太极就是混沌持留于自身而未分解、未开显的状态。太极内部蕴含着阴阳一对矛盾,矛盾推动了太极的运动,有如太阳创造了万物,在阳光下万物毕现,这是一个空间化的世界。动极而静,进入落日时分,万物收摄于内在性当中,收摄于玄暗当中,再次具有了混沌的混沌性、回到了时间性的本然状态。静极复动,则是再次迎来日出朝霞时刻,从时间性当中再次开显出空间化的世界。动静之间是互为其根,彼此互相推动,建立起了完整的世界,空间化和时间性既相互分化又相互容摄的世界。五行是生成万物的元素,五行的本质为阴阳所统摄,而阴阳则又统摄于太极。时间性的混沌作为太极始终贯穿于阴阳五行,将阴阳五行、将明与暗的世界、将内在化和外在化统摄于时间性的混沌当中,统摄于太极,统摄于无极意义上的太极当中,从而再次获得创造开显的动力。太极的翕辟开合,混沌的开展与收纳,成为哲学不同形态的历史性展开,并最终共同容摄于太极-混沌,构成为一个统一的哲学。

   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作为朝霞与落日,其实也是一个阴阳的循环,最终统摄于混沌-太极当中,成为混沌-太极开显的两种互动形态,而这种互动将随着无极而太极的自动,而不断相互推动下去。这正是困境与机遇的循环。

   叶先生的哲学观念既深刻地扎根于欧洲哲学传统,但同时又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最恰当的表述形式。这也正说明了哲学运动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也正是哲学具有历史性的根据。不同哲学的形态正是哲学对混沌-太极的历史性开显方式,哲学的历史性所开显的混沌-时间性又是这种历史性的不同形态具有统一性的前提。中国哲学之所以可以成为克服欧洲哲学困境的机遇,正是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共同构成了统一的哲学运动,都是对混沌-太极问题的开显而已,只是开显的方式有着历史性的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使得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互动成为可能,也使得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在互动中共同推动哲学的统一运动展开成为可能。

   三

   那么,这种统一的哲学运动观,或者说统一的哲学观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具有何种启示性意义呢?

   在中国的中国哲学界,自从中国哲学学科在上世纪20-30年代创立开始,就始终存在着“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争论。由于哲学(philosophy)这一个出自和制汉语的译名的非中国性,使得中国哲学成为一个具有着内在矛盾性的概念。中国有没有哲学(philosophy)就被分解为中国有没有希腊意义上的philosophy,以及中国有没有自己的不同于希腊的“哲学”这样两个问题。中国当然没有希腊意义上的philosophy,但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希腊哲学的方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发现类似的因素,并将其系统化地加以重构?这也就是说中国其实是有着类似于希腊哲学的因素,但却没有希腊哲学的系统,或者说中国其实存在希腊哲学的实质性内容,但却缺乏希腊哲学的形式系统。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成为一个哲学的建构,一个利用固有的具有希腊哲学意味的因素而构造的系统哲学。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当然是一个现代的产物。那么,中国有没有不同于希腊哲学的哲学呢?中国当然具有强大的不同于希腊的传统,但这种不同的传统是否是哲学性的,则另当别论。我们也可以将就哲学的名义将这种传统称之为中国哲学,例如我们把中国的义理学传统也称之中国哲学,那么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还是哲学(philosophy)吗?当然不是。

   因此,我们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作为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必须既回到希腊,又突破希腊的限制来理解哲学的含义。现代欧洲的现代形而上学对古代形而上学传统,也就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哲学的内涵。现代形而上学不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对形而上学的重构。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观同样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深入到混沌-太极的层次上把握哲学问题,那么无疑中国和欧洲都始终围绕这一问题在展开自己追本溯源的学与思。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追问和思考,及其所达到的彻底性的深度,中国和欧洲应该是伯仲之间。如果我们把对这一问题的追问看成是哲学的本来含义的话,那么无疑中国具有着自己的哲学,尽管是经由欧洲的哲学(philosophy)之名义而得到彰显的,但这并不重要,中国虽无哲学之名但却有哲学之实,就可以说明中国有哲学,而且自成系统。不过,这种哲学不是希腊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而是更接近现代形而上学。于是,我们不必在中国重建一种希腊意义上形而上学,同时也不必直接把中国自身的学问方式也称之为哲学,而是可以围绕混沌-太极的根本问题而整理出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这种意义上哲学传统恰恰构成了哲学的统一运动的必要的历史性展开,成为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既非中国思想传统的代名词,更非“哲学在中国”,而是在中国发现的哲学,在中国发现的中国哲学,是作为统一的哲学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形态意义上的中国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中国形态是哲学的哲学形态的一种开显方式,它的存在因而圆满了哲学的世界形态;作为哲学的一种开显形式,它是自身圆满地成为世界哲学本身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可以在哲学问题当中得以会通,更可以在统一的哲学运动当中相互推动和彼此沟通。

   这正是叶秀山先生哲学观的时代意义,叶先生的哲学观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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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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