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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实在、个体生命与实践——米歇尔·亨利对马克思的现象学解释

更新时间:2021-03-12 15:48:34
作者: 陈辉  

   作者简介:陈辉,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博士后。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教学与研究》(京)2020年第20205期 第74-82页

   内容提要:作为当代法国最为著名的现象学家之一,米歇尔·亨利对马克思进行了深入的解读。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尤其是通过回到其哲学文本,他以实在性问题为核心,揭示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真正具有实在性的东西是个体生命,而不是社会、历史、阶级等普遍之物。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普遍之物只能奠基于个体生命之上,而作为实在的个体生命在其本质上是实践。这种实践彻底地对立于理论,它并不是客体化的活动,而是纯粹主体性的。亨利的马克思解释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它对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henomenologists in contemporary France,Michel Henry gave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Marx.By returning to Marx's texts themselves,especially to his philosophical texts,and centering on the problem of reality,Henry reveals that in Marx's thought,what is truly real is the individual life,not the universal like society,history,class,etc.He points out that,from Marx's view,the universal can only be founded on the individual life,and the essence of this life lies in the praxis.According to his interpretation,this praxis is radically opposed to theory,and it is not an activity of objectification,but is purely subjective.Henry's interpretation of Marx caused many controversy,bu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comprehend the richness of Marx's thought.

   关键词:实在/个人/生命/实践/主体性/reality/individual/life/praxis/subjectivity

  

   在法国现象学中,马克思是一位经常被探讨的思想家。很多现象学家(如萨特、梅洛-庞蒂、德里达等)都从各自的现象学视角出发,对马克思进行了深入解释,而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其整个生涯中,亨利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的持续关注,并出版了多部极具影响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亨利从其生命现象学的方法出发,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读,进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新颖的马克思理论形象。在这里,本文就以亨利的文本为基础,结合马克思的著作和相关研究,来对亨利现象学解释的某些核心要素进行讨论。

   一、马克思的文本与解释问题

   在具体讨论亨利对马克思的现象学解释的核心要素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亨利进行解释时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这种解释的方法和目标。

   就所面对的问题而言,在其两卷本《马克思》的第一卷《一种关于实在的哲学》的导言中,亨利指出,“与马克思相比,没有哲学家拥有更多的影响力,没有哲学家受到更多的误解”。①在亨利看来,既有的对马克思的诸多解释(例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都普遍误解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这些解释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内涵并未得到揭示,而是始终处于晦暗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些误解,亨利分析了它们的各种表现和原因。根据他的讨论,这些表现和原因主要展现在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第一,涉及既有解释对马克思文本的利用。亨利指出,对马克思思想的既有解释在利用马克思文本时存在巨大缺陷。首先,亨利认为,既有解释往往是以马克思的历史-政治文本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这些文本并不是马克思的核心文本。一方面,这些历史-政治文本很多都是发表在报纸等公共媒体上,是面向大众的,它们的写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情境性和策略性,因此在其中很多问题都不能得到真正的探讨;另一方面,这些文本“在其自身中并不包含它们的可理解性的原则,它们所发展的概念并不是基本概念,并且它们的基础既没有得到阐述,而且甚至没有得到标示”,②这些文本及其发展的概念需要依据其他的哲学文本才能得到理解。其次,既有解释(尤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哲学文本缺席的情况下建构起来的。亨利指出,一方面,从历史来看,马克思的关键性的哲学文本(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只是在很晚之后才被发现,而在此之前,很多占据主流的既有解释就已经形成;另一方面,在这些文本被发现之后,为了应对它们对既有解释所带来的挑战,学者们总是依据各种方式将它们边缘化。③因此整体而言,哲学文本在既有解释的形成过程中都是不在场的。

   第二,涉及既有解释所使用的解释方法和标准。亨利讲到,既有解释在理解马克思的文本,尤其是理解后来发现的哲学文本时,总是依据已然成型的理解、概念框架、标准来对这些文本进行评断和批判,而不是直接面向这些文本本身的内涵。也就是说,它们是依据一种外在的方法和标准来解释这些文本,而不是对这些文本进行内在的解释。在这方面,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谈到如何看待和处理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尤其是后来被重新发现的哲学文本时,阿尔都塞就曾明确指出,人们“绝对不能说‘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除非把这句话作以下的理解:这位德国资产阶级子弟的思想演变,如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解释清楚的”。④也就是说,在阿尔都塞看来,青年马克思那些被重新发现的哲学文本必须被看作是历史现象,进而依据在它们缺席的情况下形成的并且因此而外在于它们的既有解释框架(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等)而对它们展开理解和评判,而不是相反,依据被发现的文本并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内涵和意义的内在揭示来检视既有的解释,进而重构对马克思思想整体的理解。

   由于文本利用的片面性以及解释方法和标准的外在性,对马克思思想的既有解释普遍误解了马克思。面对这种普遍的误解,亨利则提出了一种现象学的解释方法,以便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对其进行内在解释,进而揭示其内在意义。根据他的讨论,这种解释方法具有如下几个要素:其一,悬搁所有的既有解释,“没有什么文本理论能够构成文本解读的前提,它只能源自这种解读”;⑤其二,直面文本本身,重复马克思的基本洞见,重新激活“一起构成马克思的成就的那些意义”,同时,揭示这些洞见、意义等的相互关系,进而重构马克思的道路;⑥其三,在这些洞见、意义、相互关系等中,揭示出基础性的文本和概念,这些文本和概念依据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而构成其他文本和概念的基础;其四,这种解释是一种内在解释,它并不将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症状,进而从一个外在的视角来理解这种思想,或者将这种思想指涉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需要“从其自身出发,从它自己的直观和明见性出发,而被把握”;⑦其五,这种解释的最终目标在于揭示那些隐藏的原则和意向,这些原则和意向是马克思想要表达但却未能表达清楚的东西,是构成其思想统一性的深层意义。⑧

   至此,我们终于澄清了亨利解读马克思思想时所面对的问题以及面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释方法和目标。以这种澄清为基础,我们便可以进入对亨利现象学解释的核心要素的具体讨论之中。

   二、作为个体生命的实在

   那么我们应当依据怎样的线索来具体讨论亨利现象学解释的核心要素呢?在界定马克思思想的整个意向和核心主题时,亨利曾指出,“对实在(la réalité)的规定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是他首要的和排他性的关切,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他的巨大的执念”。⑨与之对应,亨利对马克思的整个解读也是围绕实在这一核心主题而展开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以实在为线索来揭示亨利现象学解释中的核心要素。

   围绕实在这一线索,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什么是真正实在的东西?面对这一问题,亨利指出,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既有惯常理解中,实在性往往被优先赋予社会、历史、阶级等普遍之物。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理解是将马克思的思想黑格尔化或者费尔巴哈化,而实际上,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就明确超越了黑格尔主义的框架以及其费尔巴哈式的变体,由此,在此之后马克思直接否认了社会、历史、阶级等普遍之物具有本体论的实在性,认为个体生命才是真正现实实在的东西。⑩

   以社会的实在性为例,亨利指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1)(1845年)中批判蒲鲁东和施蒂纳时,明确指明了社会的非实在性和个体生命的实在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在讨论“劳动的剩余”等政治经济学问题时,为了证明自己的相关结论,“把社会人格化;他使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12)更具体地说,蒲鲁东将社会实体化为像作为个体的人一样的实在,实体化为一种具有实在性的集合体。与此同时,马克思讲到,在蒲鲁东看来,这个被人格化的社会独立于其构成成分,即独立于作为个体的人,它“所服从的规律,是和确定作为个人的人的活动的规律相对立的”。(13)

   面对蒲鲁东的这些观念,马克思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一方面,他将社会的人格化斥责为一种“臆想”,(14)并引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来指出所谓的作为实体的社会只是一种“文法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只具有文法的意义,它被“硬加上一些实际上只存在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们的想象中的属性”。(15)另一方面,他通过指出蒲鲁东运算和逻辑之中的矛盾,揭示“社会的损益和个人的损益决不是成反比的”。(16)也就是说,社会的运作规律并不是对立于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动规律,并不是与后者无关。

   在亨利看来,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上述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虽然马克思在进行批判时,确认了“社会里的个人的生产”“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超过“孤独的个人的生产”“没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17)但他仍然否认了社会的实在性。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否认是在充分考察了社会与个人的特性和相关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次,亨利指出,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的,而是以“论战的形式”直接揭示了蒲鲁东相关观念的形而上学本性。由此,它“拥有一种严格的本体论意义;它明确挑战了普遍之物、整体之物、有机体、集合、结构、一般之物本身的所有模式和所有变体的这样一个要求,即声称它们就其自身并依据其自身而构成实在”。(18)

亨利指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表达的实在性观念其实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得到了深入呈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施蒂纳思想进行了激烈批判。根据马克思的讨论,在批评共产主义时,施蒂纳讲到,共产主义者通过“让大家什么也不占有,因而‘大家’都占有”,而这个“大家”就是“社会”。(19)以此为基础,施蒂纳认为,在共产主义构想中,“社会升为最高所有者”,而这在其实质上“是‘为了人类利益而对个人进行的第二次掠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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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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