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白利友: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刍议

更新时间:2021-03-12 15:39:56
作者: 白利友  
在历史演进中挖掘历史资源,把握历史脉络,探寻历史规律。

  

   二是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推动知识转换。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学术议程不可避免地会受政治议程影响,政治生活中的诸多议题也通常会影响到政治学研究的议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尤为如此。政治学知识生产中将政治议题凝炼转换为学术研究议题的过程就是知识转换,这种转换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学术本质。政治学知识的生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研究者所处时代环境、政治实践和历史现实的影响,尽管知识议题转换和学术研究都有特定的价值取向,但政治学知识生产却不宜简单地把政治议题直接等同于学术议题。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知识转换,通常还涉及国外政治学知识引介中的语境转换问题,即准确把握不同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理论背景和时代环境,以及概念、理论产生的特定语境、历史和时代背景,因而在政治学知识的引介中辩证吸收而非简单拿来也是知识转换的应有之义。

  

   三是加强政治学知识的提炼。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也是一个从社会政治实践和知识资源中提取政治学知识的过程,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政治发展、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甚至政治科学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学知识资源。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知识提炼,不是“在温习和整理普通政治学知识之中打转转”,更多需从丰富知识资源中源源不断地提炼有效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用富有阐释力的概念来支撑并推动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引领概念创造,将二者联系起来互构政治学知识自身的内在逻辑,并将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创造与理论创新融入世界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这种提炼也提示我们需在研究中更加注重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三、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政治学知识生产需借助相应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三者向来都是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议题。正视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概念、理论及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并从这三个维度反思当前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进路,有助于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

  

   1.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概念及其供给

   概念在知识生产中具有重要和基础性地位,不论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还是政治科学的研究都必须重视概念。海伍德就曾指出:“概念对政治学的学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概念还是理解政治的“关键词”,如国内外政治学界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著,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政治学核心概念》《政治哲学关键词》《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等,都是以“概念”形式来系统呈现政治学知识的佳作。政治学知识生产离不开政治学概念的有效供给和建构,“政治概念的建构对于政治知识的增长、政治实践的创新和国际学术对话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政治议程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很大一部分概念最先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如国家治理)。但与政治学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国外的政治学概念相比,中国政治学在“概念”上仍存在着供给不足、原创性概念缺失等问题。当下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提炼和供给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和关键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阐释力、传播力和贡献力,都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和话语体系构建。

  

   小概念有大学问。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许多概念看似简单但实则复杂,而要从纷繁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提炼并明晰界定概念并非易事。但凡一个好的概念,不但具有通识性而且还是可通约的,同时也极具时空穿透力。所谓通识,指的是概念的提炼源于社会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作为专业术语虽高于生活但却能面向公众可用知识形塑常识、引领常识、规范常识。通约则是指,概念不仅能在本学科领域内产生知识共识,还能引起邻近学科的学术共鸣,“是可交流的、可传播的、可意会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中那些既通识又可通约的概念,往往更有助于推动政治学的知识创新,甚至还能对推动政治发展产生直接助益。

  

   有影响力的知识话语权有赖于有效的知识概念供给。政治学知识中的概念可谓林林总总,但那些至今仍颇具影响力的经典概念,归根结底都极具解释力,因此阐释有力可谓概念供给的首要原则。如亨廷顿对“制度”的界定就极具阐释力,亨廷顿指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概念单有阐释力还不足以产生话语权,对概念的定义权直接决定着政治学知识的话语权。如有学者就指出,“在知识生产领域,对概念的定义权十分重要,谁有定义权,谁就占主导地位”。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昙花一现的新概念,究其原因都是未能对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和中国政治进行合理且有效的解释。这也说明,除阐释有力和“定义先占”外,“有效性”实际上也是概念创制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通则,即概念需确保“它宣称它们度衡了被认为要度衡的东西”。

  

   2.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理论及其建构

   理论是知识的核心和基础,理论知识的构建体现着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整体水平。其中,基础理论、原创性理论和重大理论的构建,更是直接关乎中国政治学知识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在政治学知识生产中最需要但却最困难的恰恰是建构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进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建构现象。一是从学术上看,学界从译介美国、苏联等国外政治学理论起步,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政治实践不断开展理论创新。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汲取当今世界政治学领域可为我们采用的理论,在伟大的时代的基础上创造一门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富有世界性的中国政治学”。二是从政治上看,党和政府的政治议程设置、治国理政实践、理论发展程度,以及改革发展需要等因素,都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充足空间。因而经过40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国政治学在诸如国家理论、权力理论、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民主政治理论、政党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一些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和研究方法的引入,都为政治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理论知识增长点。

  

   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理论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政治学知识的生产,不但要从知识资源中提取理论,还需在实践中通过“验真”或“证伪”来校验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要将理论扎根于政治实践的沃土,克服从书斋到书斋的理论想象,超越归纳演绎的逻辑推演,在此基础上重视并推动基础理论的创新。有学者就指出,“在基础理论创新方面,当前的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已经难以摆脱现有的理论框架,常常陷入于理论无法创新、于实践无所助益的迷途困境,以至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各种新选题、新材料、新方法,很多研究却依然难逃新瓶装旧酒或学术理论泡沫泛滥的尴尬局面”。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在形成理论体系、融入经典理论,以及在科学阐释现实与实践、增强理论预见性等方面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政治学知识来源于鲜活丰富的政治实践。聚焦中国和放眼世界,并将政治学知识生产置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展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有利于建构和创新理论。在大国间交互和竞争变得日益隐秘而激烈的全球化时代,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理论建构更应审视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以及中国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立足中国实际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建构或重构富有阐释力和预见性的政治学理论。如建构推动中国国家发展需要的国家治理理论,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理论,适应大国间交互竞合的国际政治理论与国家战略理论,有力阐释中国政治发展、中国道路与制度选择的科学理论,以及适应中国国家整合需要的政治认同理论等,都显得至关重要。

  

   3.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方法及其变革

   方法是工具,方法论本身更是知识。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生产最终都离不开相应的方法论支撑,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生产是现代政治学规范得以确立的基本标志之一。新方法的出现和方法论体系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在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与知识生产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尤受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主张用“唯物政治观”和“政治辩证法”,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科学指南,用之观察、分析、解答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释政治现象。如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等的运用,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

  

   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学界的方法论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发展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引进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逐渐摆脱‘高层次’的、‘学究式’的研究方式,及时地捕捉改革时期的新的政治现象、社会现象, 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把它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来加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学,逐步形成和建立一套我国自己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而赶上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于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将国外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方法、实证方法、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引介到国内。①这一时期,随着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如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著作陆续被译介,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分析、比较研究方法等也相继被引入到国内。随着海归政治学者陆续学成回国,国外的政治学研究前沿方法也逐渐被引入并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学术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感于中国政治学缺乏严谨的方法学训练”,美国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自2006年起先后与国内多所知名大学合作,于每年暑期举办“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截至2015年共举办了10届。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者的许多政治学方法论著作陆续问世,方法论越来越受到了学界重视,如张铭、严强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方法论》还被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但尽管如此,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仍明显滞后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方法论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为此,有学者就呼吁:“中国政治学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转变研究范式和创新研究方法。”

  

不可否认,方法论仍是当前制约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一大因素。或者说,在方法论上我们仍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表现在政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方法论课程尚未完全普及,方法论的系统规范训练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的实际运用上,还存在如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等方面的方法论之争。其次,所谓的新老方法之间仍存在着衔接与融通问题。在分析问题和阐释现象方面,老一辈学人与新一代学人观察阐释的方法进路可谓风格迥异,新老学人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方法论区隔或研究范式分歧。再次,在方法运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唯方法论倾向,甚至为盲目求新而强行照搬,其中的一些方法明显脱离实际或只在表象上呈现问题而未深层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严格来说,方法其实并无优劣之分。对于研究者来说,但凡适合研究、实用且能驾驭,有利于揭示问题和推动研究创新的方法便是好方法。从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政治学方法论的创新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恒久动力”,推动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和转型升级仍是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在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54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