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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当代普遍性论述的知识谱系、文化政治与历史决定——《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第三版)笔谈

更新时间:2021-03-12 15:38:26
作者: 张旭东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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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路径的考察突破了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以及自由主义传统)的常规知识范围,却能够与近二十年来在中文世界兴起的政治哲学、法哲学、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全球化研究乃至“新国学”或“中国论述”形成隐形的对话关系,甚至同这些思想讨论场域中所呈现的关于中国伦理实体和政治实体的经验分析和价值说明在大体上具有一致性;尽管本书总体上的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面貌和叙事结构,以及海内外一些简单化的“自由主义”立场对这一路径及其当代理论暗示的迫不及待的质疑和反驳,客观上模糊或放大了思想议题上的同构关系。在这部分内容里,最为具体、在理论和方法上最具冲击力的,无疑是对施米特政治哲学、法哲学著作的介绍和初步分析。这也成为本书初版在当年的“左右之争”中被有意无意地误解为试图以“德意志道路”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特殊性”张目、拒斥所谓“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主要原因。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质疑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形式主义、实证主义和唯名论倾向时,一些现象观察和理论表述有时的确难免有简单和急躁的倾向,但总体上讲,建立在施米特对“政治的概念”的重新厘定、对议会民主政治的内在(3)批判的知识基础和概念框架上的政治哲学兴趣,带来了对于近代西方和中西古代世界政治经验、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的更为深入、系统、理性的认识;假以时日,这种关注将有助于完善当代中国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所需的知识准备,从而在复杂而变动不居的现实政治和文化政治中辨析名与实、量与质、常态与非常态、“无休止的辩论”与终极权力的决定性到场,在这种种缠斗中判别双方的胜负或理解“竞争双方的两败俱伤”(themutual ruin of contending parties)。

   这种知识准备自然是随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可能性视野一道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如果说“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和“文化政治的自觉”的议题在 2005 年还带有一定的理论抽象性,那么在 2020 年,它所对应的具体历史经验及其思想挑战已经变得再清晰不过。这种具体而清晰的历史命题可以表述为如下这样一种矛盾结构。

   一方面,在时间和历史的轴线上,作为历史记忆载体和当下集体实践的意志和理性结构的当代中国主体意识,必须不断在由近代西方历史经验和价值表述所搭建的既有的世界历史舞台上上演新的戏剧;这一切虽然是“新人”的集体品格和集体行动所带来的新的情节、新的冲突与和解,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都被现代性的内在价值和尚未充分实现的普遍性所界定。事实上,正是“有待完成”的现代性(启蒙、理性、平等、自由等)依照其自身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和张力而具体界定了“时间”和“时间性”的历史实质和历史意义,而“新人”无论带有怎样的否定性、革命性和创造性,仍不过是由近代西方“人的解放”所开启的普遍自由概念的进一步的、更为实质性的自我实现和自我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不管是要自居为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未竟事业的担当者,还是客观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边疆”和“第二次生命”,它都仍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规定的方向上延续着大写的历史,无论后者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种种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立场想当然地“终结”。

   另一方面,在族群、疆域、生活世界及其文物制度等“空间”维度上,有关存在、风俗、文化、集体意识及其自保、自我辩护和普遍性价值伸张等跨历史阶段的表述,在冷战后新一轮全球化和制度竞争的国际条件下,也把“文明论”议题逐渐推到了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前台和中心地位。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欧洲文明内部的“文化斗争”“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无疑为这种新的、带有同样深刻差异性、但在更大的全球规模上展开的“自我与他人”、普遍与特殊的交往和冲突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操演和准备。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集体行动空间的膨胀,在把民族国家的物质边界和制度边界日益深入地推进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去的同时,也将种种隐形的文化、价值、观念结构明确化,甚至(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政治化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所处理的“存在的政治”及其文化-思想表述问题,一方面,回应了 2001 年“9·11”事件后被重新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另一方面,也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中国社会普遍的乐观情绪下,为某种“文明论”“文明国家”甚至“中国梦”的思想性、学理性探讨做了一些话语和知识谱系上的前期“清理场地”的工作。在本书议题的关键指向上,上述几个问题都同生活形式和价值的确定性、意义、伦理自觉和政治强度密切相关,这也是本书初版和第二版以“今天我们怎样做中国人”为题的访谈(4)作为“代序”的原因。

   尼采—韦伯—施米特这条思想和话语路径当然可以也理应获得同自身学理价值和历史地位相当的专门而持续性的研究,本书也在论证过程和叙事结构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了尽可能严格、深入的讨论。但它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两条知识脉络或两个持久的对话传统之一,仍然在总体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或问题意识内部的“对立统一体”,这就是:所谓存在的政治或文化政治的论述体系,无论它是以尼采的“绚烂的思想诗”(卢卡奇)面目出现,还是以韦伯、施米特的犀利无情的社会学、法理学或政治哲学的概念严格性面目出现,无论其本身在拒斥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形式主义和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原则时暗含了怎样的时间超越或主体本质的更新与再造,其在空间性、肉身性和政治本体论的形而上框架内,都依然要经受历史矛盾的挑战、洗礼和转化。也就是说,任何本体论或政治本体论观念本身依然是历史的产物。

   换句话说,价值和“文明”需要通过对自身“永恒的复归”的向往、对其政治强度的凝神关注,来处理主观与客观、量变与质变、一与多、纯与杂、高与低、自我与他人等一系列历史经验和生存挑战,这是思辨哲学在偏重时间性、否定性、变化和矛盾的恒常性轴线上的永恒母题。这个“现代性与历史”的经典关系并不仅仅适用于对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反思,事实上也同样适用于对于以“古代世界”“文明源流”或“价值根基”面目出现的种种同样是当代的、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存在的诗”的批判分析。本书所持的这一思想立场和分析方法(包括它总体上的马克思主义外观),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它在相对系统地处理尼采—韦伯—施米特这一路径的思想经验和概念表述时,从当前流行的“政治哲学”“古典学”或“社会学”圈子收获的往往并不是支持与呼应,而是怀疑和沉默。但实际上,历史与生活形式、政治性与“存在的诗”、时间性与空间性、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决定的,而与此同时,存在的政治和文化政治也从未停止挑战历史思维和主体的辩证法。前者试图将康德式的道德理想主义、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辩证冲突和否定性、创造性主体概念通通“据为己有”——也就是说,把它们不断地吸收进新的阶级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内部构造中去,以组织、锻造和表述更具有政治强度和文化自我肯定性的生活方式和权力系统。后者在追求现实力量、实体性、自我辩护自我伸张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种种历史矛盾因素内在化、本体论化,同时意识形态化;都会在动员、强化、外化自身价值或“存在领域”的过程中再次更新和激活又一轮“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和新一轮事关人的劳动与价值创造、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竞赛。

   由此可对这个特殊知识谱系的考察作进一步延伸,它相对隐微,但不乏重要性。这就是以尼采哲学的“存在内部的多重性”或“多元性”概念为源头、彰显于 20 世纪后半叶法国后结构主义和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论述中的去中心化、流动性、消解等级秩序与固定意义的“弥散”或“游牧”倾向。本书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作为这种当代西方哲学思维和政治思维“小传统”的代表形象,但同时也表明,它的谱系和渊源可以追踪到黑格尔-马克思哲学思想“大传统”(5)中对“他者”“对立面”“杂多”“事实性”以及“永恒的否定和变动”的坚持。这种结构内部的反结构倾向、地域内部的“脱地域化”倾向,以及一切哲学和概念意义上的同一性内部的非同一性、颠覆、“逃逸”和“横逸斜出”、根茎相连的“状态”,在金融资本时代以技术创新、形式创意为增长极的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或“寓立于破”)中得到最为直观、具体的呈现。它同时也为后现代性条件和氛围下的个体身份认同、自我形象、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内部构造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多元主义的变化。

   从这种加快的“自我建构”过程及其文化 - 符号资本组织的新形式回看整个近代西方(及西方化的)市民阶级主体形成史,包括它在政治领域的主权形态和文化 - 价值领域里的自我形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集体性主体在其历史冒险的过程中,同时坚持了同一性与非同一性、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在坚守自身信仰、道德、伦理、习俗,为自己的利益、生活方式和价值而战时,其核心身份 / 认同可以说同时从同一性与差异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心与边缘、自我和他者中获得能量、滋养、资源、灵感和技能。这一切最终被编织进一个“自由的故事”或“人类自由发展史”(这是美国哲学家罗蒂对黑格尔哲学及其美国解释的总结),但只有通过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和文化政治的考察,我们才能再一次打开这个故事,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历史视野内,带着我们今天的问题,批判地分析这个“普遍性故事”的具体历史经验和特殊讲述方式。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第二版)出版时,用“比较的时代”作为导论开篇,这个来自尼采的观察和反思提醒我们,在现代性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价值系统和文化风格趣味事实上都已被抛入了一个与形形色色的他人并存、互动、攀比、竞争、学习或搏斗的地球村。在此条件下,一切在长期的相对封闭的历史形态中形成的习俗、价值、意义参照系和意义生产 - 赋予机制都在经受空前的挑战。无论在个体经验还是集体经验层面上,社会向心力、文化凝聚力、集体认同感乃至最一般的人的自我理解及其可能性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制度、形式、风格、观念和意象同时摆在我们面前供我们选择,而我们对这种选择的集合样式和最终结果并不一定有真正的主导和控制能力。尼采的经验观察背后的问题,并不是当代消费者面对商品的海洋时所感到的那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迷失感,而是人类精神生活和道德品质如何保持自身的实质性、具体性和生命意志,即人何以为人的根本性问题。因为一个只会在杂乱纷呈、万花筒般的“风格”之间跳来跳去的人是没有实质性和行动能力的,那只会是“存在”的反面,即颓废和虚无。显然,在尼采看来,在多种风格和生活形式之间无所适从或盲目追逐的颓废,同那种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竭力“赶超”、一味追求“进步”和“世界性”的“优等生文化”所内含的虚无出自同一种虚弱和不安。

   “这是比较的时代!”尼采这句话所点明的既是关于“永恒的当下”的生活、存在、价值和意志的危机,也是事关未来“更高的人性”的意义、目标和道德精神实质内在完整性的危机。在这个交汇点上,以“相同事物的永恒的循环往复”(the eternal return of the same)为标志的集体生活形式的自我保存和自我肯定(即“存在的政治”或文化政治)同以黑格尔 - 马克思所描绘的人和历史的否定性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和自我塑造在时空维度上和思想斗争的使命的意义上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的。在此存在和命运的转轮也是时间和历史的转轮。普遍与特殊、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同一性与差异性的二元或多元对立都必须同时在“存在”和“历史”领域被展开、吸收和整合为新的全体、总体、实体和主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这本书所做的,无非是选取一个切入点和一组知识思想文本,为处理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寻找一个“可以上手”的工具箱、操作平台和脚手架,并借此对这个问题的问题史和话语构造提供一种初步的梳理和探测。

  

  

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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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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