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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共和国四大特殊群体

更新时间:2021-03-12 11:56:56
作者: 陈剑 (进入专栏)  

  

   在共和国历史上,有四个特殊群体,就是老五届、老三届、工农兵学员和新三届。他们包括了从1961年至1979年入学的全部15个年级的高校生,共255万人左右。共和国诸多的风云人物来自这四个群体。了解这四个群体,就大体了解了共和国72历史。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对这四个群体作一疏理和分析。

   一、国之骄子老五届

   老五届指1961至1965年入学的五届大学生。按照原定学制,他们应该分别在1966至1970年毕业,因文革原因未能按时毕业分配的五届大学生,被称为“老五届”。这一群体对应年龄段涵盖1941—1947年这一区间。当时每年招收约13万名大学生,这一群体总量约65万人左右。对于这一时期文盲人口占比仍然较多的共和国来说,他们是国之骄子,如珍珠般珍贵,是共和国稀缺之源。

   这一群体是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开始上学读书的,其成长过程完全与共和国发展同步。且经过完整的六年小学教育,六年中学教育,并经过严格的高考、严格的政治审查,几乎是一百个同龄人中才能录取一名的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百里挑一的“天之骄子”。

   这一群体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特别是三年大饥荒,一些人吃不饱,穿不暖,影响了身体的正常发育。

   (一)被折腾

   这一群体最大特征是被折腾。也就是个人的命运,在大历史进程中被时代抛来抛去,个人很难把控自己未来。

   上大学了,首先遭遇到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教授被批斗,学校停课,大学正常学习秩序完全被破坏了。老五届中的大部分未能完成基本学业,未能按时毕业分配。尤其是1965年进校的学生,只读了一年书。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去了工厂、矿山、军垦农场和基层农村学校,绝大多数用非所学。

   老五届经受时代折腾,文革期间最明显。他们很多人既是文革弄潮儿,又是文革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部分老五届在文革初期崭露头角出了大名,但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科技领域,老五届走出校门之后 ,蹉跎了青春岁月。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一些老五届回到学校和科研机构,但毕竟脱离科研时间长,再加上基础不扎实,老五届从事科研短板明显。

   (二)从政优势明显

   老五届由于长期接触基层,为他们从政奠定了厚实基础,成为最大优势。8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社会急需要大量年富力强的同志承担改革重任,老五届此时正是年富力强,十分符合干部选拔标准。老五届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重任!

   可以对副国级领导作一个分析考察。以党的17届中央政治局为例,政治局委员属于副国级,25位政治局委员,属于老五届就有9位,占了36%。

   老五届从2022年开始,就陆续进入80岁,普遍进入颐养天年阶段。这是经历过历史折腾的群体,也是为共和国改革开放做出重要贡献的群体。

   二、命运多舛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特定时期具有共同特征的中学生群体。人们一般把1966-1968这六届高初中学生称为“老三届”,因为他们境遇相似,1968年六届同学同时毕业,同时插队。这六届学生的汇聚与长成,具有很强烈的社会学意义。其对应的年龄区间是1946-1952年。还有一种理解,把老三届仅理解为1966-1968的高中生。这种理解的理由是,因为文革爆发,直接影响了这三级同学正常入大学路径。

   老三届不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因而这一群体流动性强。一部分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一部分,一部分坚持12年后成为新三届中坚。

   (一)共和国重大历史的参与者

   从1966年6月开始的停学直至走出校门,这一期间,或许是老三届整个群体受到社会最为关注的时期。

   他们满腔热情,积极响应领袖号召,投入到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中,并且是这一运动的绝对主力。他们参加了全国大串连,一路宣传伟人的思想;参与了对文化名人、对地富反坏右,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抄家,参与了对自己尊敬的老师的批斗,甚至对自己家人的批斗;参与了对中国大地诸多“封资修”文物的清理。中国在此期间一些历史文物的损坏,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即“大革文化命”,正是这一阶段真实写照。

   而上述这些行动都是在神圣旗帜下进行的。

   这是共和国灰暗时代,而老三届则是受极端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被时代裹胁,盲从,个人完全被动卷入其中,都是领导人的责任,社会的责任;

   这是没有“我”只有“我们”的时代,既然是“我们”,那么所有的过失甚至罪孽,都只都由“我们”一起承担。

   这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指的集体无意识时代。

   但如果没有反思,只有歌功颂德,只有豪情万丈,只有砸烂一个旧世界的冲动,中华民族又如何能够有所前进?老三届这一群体还真有反思,真有道歉。而且还不是个案。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带领其校友向当年老师鞠躬道歉;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北师大附中向当年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行动为老三届这一群体增添了亮色,在全社会引发了积极反响。

   老三届这一群体值得人们尊敬更在于,他们有过盲从,更有思考。1976年清明首都百万群众在北京天门广场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老三届成了这场运动重要参与者。并使这场运动最终演变成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结束文革,为两年之后11届3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曾经的盲从到有思考,并行动,是这一群体优秀之所在。

   (二)老三届经历坎坷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从事工作 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自此,“再教育”这一概念就变成了上山下乡运动动员令。伟人一声号令,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去农村乡村,去生产兵团,去农场,老三届成为2000多万知识青年重要组成部分,是知青中的老大哥老大姐。

   曾经激扬文字,评点江山的老三届,现在要到艰苦的农村战天斗地。这批人历经磨难和艰辛,在广阔天确实也有一些作为。但毕竟舞台不大,空间狭小,以后十年期间陆续返城,或是进入部队,或是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学校,或是招工进入工厂,机关。到了1978年后,还在农村插队,在兵团,在农场的老三届已经不多了。

   属于农村户口的老三届则返乡劳动,以后陆续流入城市,或作为工农兵学员,或招工进城,但仍然还有一部分留在农村。这部分老三届很少得到关注。

   1978年11届3中全会的历史性改变,为多数已近而立之年的老三届的人生带来了伟大的转折,许多人抓住了机会,勤奋努力,通过参加高考,通过融入市场经济大潮经商下海,有些人成为科研骨干,富商大款和高层公务员。也有一些移民海外或退休后去海外与子女一起生活,他们为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老三届很多成员成为改革开放积极推动者。并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思想者,也走出一些共和国部长,甚至副国级、正国级领导人。反映了这一群体的实力和不懈努力。

   “老三届”是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产物,也是知识结构有缺陷的群体。经历了55年的风风雨雨,往事可回首,青春也言悔!他们曾经的盲从,缺失和历史局限,他们的反思和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贡献,都已经写入历史。现在老三届陆续进入古稀之年,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或许还需要他们的努力。

   三、负重前行可大任

   工农兵学员这一称谓,是指1970年至1976年被推荐上高校的大学生。由于推荐来源主要限于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因而这一批大学生被称作工农兵学员。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虽然持续了10年,只招生了七级学员,大约95万人群,却影响着中国之后几十年,而且至今仍在受影响。

   (一)工农兵学员的产生

   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这导致了老三届和2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大学还要不要办呢?毛泽东同志回答是,“大学还是要办的”。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认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个批示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其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此外,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上述文件中”推荐“是这一文件的关键词。实际上是谁掌握了推荐权力,也就掌握了解读权力。

   1970年10月15日,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自此直至1976年,全国前后共招收7级学员,总计约95万人。一些高校到1980年初学员才毕业。时间跨度前后十年。

   这是严格按照毛泽东同志指示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

   (二)生源质量堪忧

   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和丰富的基层实践,初中学历生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主体。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许多学员毕业了还达不到中专水平。

   1973年邓小平复出,对两年前开始的推荐办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内容。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知青张铁生在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时,在试卷背后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交了一份被视为“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夜之间他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英雄。

   “白卷英雄”引发全国对文化考试究竟是否有必要的思考。此时,文化革命进入中后期,“九一三”事件后人们也有更多思考。

   学生文化水准过低,各院校也为生源质量发愁。并采取了一些提升生源的措施。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6级12月入校。1977 年,邓小平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工农兵学员随之停招。1980 年年初,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走出了校门,工农兵大学生从此成了历史。

   (三)总体评价

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与1966至1970五年完全停止招生相比,显然有进步意义。这个社会实验也能够找到一些合理成份,但总体分析,在为中国普罗阶层提供学习机会的同时,这个社会实验却在更大范围内制造了社会不公平,是严重的社会不公。他堵死了无数莘莘学子,无数有才华的年轻人上大学的机会,并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科技发展规律。这一社会实验,不仅没有提升、而是降低了中国教育整体水平,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国际科技先进水平的距离。用现代化视野分析,这个社会实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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