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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

更新时间:2021-03-12 11:03:46
作者: 朱自清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不过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别是文言诗,也许更难懂些罢了。

   我们设“诗文选读”这一栏,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帮助青年诸君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更注意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橛,实在是不妥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欣赏起来,那欣赏也许会驴唇不对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响。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的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辞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

   本文选了《古诗十九首》作对象,有两个缘由。一来十九首可以说是我们最古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十九首》影响之大,从此可知。

   二来十九首既是诗的古典,说解的人也就很多。古诗原来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里却只选了这十九首。《文选》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诗流传到后世的,也就有限了。唐代李善和“五臣”给《文选》作注,当然也注了《十九首》。嗣后历代都有说解十九首的,但除了《文选》注家和元代刘履的《选诗补注》,整套作解的似乎没有。清代笺注之学很盛,独立说解《十九首》的很多。近人隋树森先生编有《古诗十九首集解》一书(中华版),搜罗历来《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释,大致完备,很可参看。

   这些说解,算李善的最为谨慎,切实;虽然他释“事”的地方多,释“义”的地方少。“事”是诗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辞,普通称为“典故”。“义”是作诗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们日常说话里的“用意”。有些人反对典故,认为诗贵自然,辛辛苦苦注出诗里的典故。只表明诗句是有“来历”的,作者是渊博的,并不能增加诗的价值。另有些人也反对典故,却认为太麻烦,太繁琐,反足为欣赏之累。

   可是,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组织得简约紧凑,似乎断了,实在连着。比喻或用古事成辞,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实是比喻的一类。这首诗那首诗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个儿的诗是离不开典故的。旧诗如此,新诗也如此;不过新诗爱用外国典故罢了。要透彻地了解诗,在许多时候,非先弄明白诗里的典故不可。陶渊明的诗,总该算“自然”了,但他用的典故并不少。从前人只囫囵读过,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靖节诗笺定本》,才细细的注明。我们因此增加了对于陶诗的了解;虽然我们对于古先生所解释的许多篇陶诗的意旨并不敢苟同。李善注《十九首》的好处,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切合,帮助我们的了解很大。

   别家说解,大都重在意旨。有些是根据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却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义,模糊影响。有些并不根据全篇的文义、典故、背景,却只断章取义,让“比兴”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谓“比兴”的信念,是认为作诗必关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离别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于君”,便是“士不遇知己”。这些人似乎觉得相思、离别等等私情不值得作诗;作诗和读诗,必须能见其大。但是原作里却往往不见其大处。于是他们便抓住一句两句,甚至一词两词,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好凑合那个传统的信念。这不但不切合原作,并且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只算是无中生有,驴唇不对马嘴罢了。

   据近人的考证,《十九首》大概作于东汉末年,是建安(献帝)诗的前驱。李善就说过,诗里的地名像宛、洛、上东门,都可以见出有一部分是东汉人作的;但他还相信其中有西汉诗。历来认为《十九首》里有西汉诗,只有一个重要的证据,便是第七首里“玉衡指孟冬”一句话。后来人都信他的话,同时也就信《十九首》中一部分是西汉诗。不过李善这条注并不确切可靠,俞平伯先生有过详细讨论,载在《清华学报》里。我们现在相信这句诗还是用的夏历。此外,梁启超先生的意见,《十九首》作风如此相同,不会分开在相隔几百年的两个时代(《美文及其历史》)。徐中舒先生也说,东汉中叶,文人的五言诗还是很幼稚的;西汉若已有《十九首》那样成熟的作品,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古诗十九首考》,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六十五期)

   《十九首》没有作者,但并不是民间的作品,而是文人仿乐府作的诗。乐府原是入乐的歌谣,盛行于西汉。到东汉时,文人仿作乐府诗的极多;现存的乐府古辞,也大都是东汉的。仿作乐府,最初大约是依原调,用原题;后来便有只用原题的。再后便有不依原调,不用原题,只取乐府原意作五言诗的了。这种作品,文人化的程度虽然已经很高,题材可还是民间的,如人生不常,及时行乐,离别,相思,客愁,等等。这时代作诗人的个性还见不出,而每首诗的作者,也并不限于一个人;所以没有主名可指。《十九首》就是这类诗;诗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但典故并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为这类诗究竟是民间味,而且只是浑括的抒叙,还没到精细描写的地步,所以就觉得“自然”了。

   本文先抄原诗。诗句下附列数字,李善注便依次抄在诗后;偶有不是李善的注,都在下面记明出处,或加一“补”字。注后是说明,这儿兼采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诗与否为准。

  

   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①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②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③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④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⑤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⑥

   思君令人老⑦,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⑧。

   注:

   ①《楚辞》曰:“悲莫悲兮生别离。”

   ②《广雅》曰:“涯,方也。”

   ③《毛诗》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薛综《西京赋注》曰:“安,焉也。”

   ④《韩诗外传》曰:“诗云:‘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盐铁论?未通》篇:“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吴越春秋》:“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类相亲之意也。”(同上)

   ⑤《古乐府歌》曰:“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⑥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贾陆《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古杨柳行》曰:“谗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义与此同也。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

   ⑦《小雅》:“维忧用老。”(孙鑛评)《文选》语)

   ⑧《史记?外戚世家》:“平阳主拊其(卫子夫)曰:‘行矣,强饭,勉之!’”蔡邕(?)《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饭’,下有‘长相忆’。”(补)

   诗中引用《诗经》、《楚辞》,可见作者是文人。“生别离”和“阻且长”是用成辞;前者暗示“悲莫悲兮”的意思,后者暗示“从之”不得的意思。借着引用的成辞的上下文,补充未申明的含意;读者若能知道所引用的全句以至全篇,便可从联想领会得这种含意。这样,诗句就增厚了力量。这所谓词短意长;以技巧而论,是很经济的。典故的效用便在此。“思君令人老”脱胎于“维忧用老”,而稍加变化;知道《诗经》的句子的读者,就知道本诗这一句是暗示着相思的烦忧了。“冉冉孤生竹”一首里,也有这一语,歌谣的句子原可套用,《十九首》还不脱歌谣的风格,无怪其然。“相去”两句也是套用古乐府歌的句子,只换了几个词。“日已”就是“去者日以疏”一首里的“日以”,和“日趋”都是“一天比一天”的意思;“离家”变为“相去”,是因为诗中主人身份不同,下文再论。

   “代马”、“飞鸟”两句,大概是汉代流行的歌谣;《韩诗外传》和《盐铁论》都引到这两个比喻,可见。到了《吴越春秋》,才改为散文,下句的题材并略略变化。这种题材的变化,一面是环境的影响,一面是文体的影响。越地滨海,所以变了下句;但越地不以马著,所以不变上句。东汉文体,受辞赋的影响,不但趋向骈偶,并且趋向工切。“海日”对“北风”,自然比“故巢”工切得多。本诗引用这一套比喻,因为韵的关系,又变用“南枝”对“北风”,却更见工切了。至于“代马”变为“胡马”,也许只是作诗人的趣味;歌谣原是常常修改的。但“胡马”两句的意旨,却还不外乎“不忘本”、“哀其生”、“同类相亲”三项。这些得等弄清诗中主人的身份再来说明。

   “浮云蔽白日”也是个套句。照李善注所引证,说是“以喻邪佞之毁忠良”,大致是不错的。有些人因此以为本诗是逐臣之辞;诗中主人是在远的逐臣,“游子”便是逐臣自指。这样,全诗就都是思念君王的话了。全诗原是男女相思的口气;但他们可以相信,男女是比君臣的。男女比君臣,从屈原的《离骚》创始,后人这个信念,显然是以《离骚》为依据。不过屈原大概是神仙家。他以“求女”比思君,恐怕有他信仰的因缘;他所求的是神女,不是凡人。五言古诗从乐府演化而出,乐府里可并没有这种思想。乐府里的羁旅之作,大概只说思乡,十九首中“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两首,可以说是典型。这些都是实际的。“涉江采芙蓉”一首,虽受了《楚辞》的影响,但也还是实际的思念“同心”人,和《离骚》不一样。在乐府里,像本诗这种缠绵的口气,大概是居者思念行者之作。本诗主人大概是个“思妇”,如张玉谷《古诗赏析》所说;“游子”与次首“荡子行不归”的荡子同意。所谓诗中主人,可并不一定是作诗人;作诗人是尽可以虚拟各种人的口气,代他们立言的。

   但是“浮云蔽白日”这个比喻,究竟该怎样解释呢?朱筠说:“‘不顾返’者,本是游子薄幸;不肯直言,却托诸浮云蔽日。言我思子而子不思归,定有馋人间之;不然,胡不返耶?”(《古诗十九首说》)张玉谷也说:“浮云蔽日,喻有所惑,游不顾返,点出负心,略露怨意。”两家说法,似乎都以白日比游子,浮云比馋人;馋人惑游子是“浮云蔽白日”。就“浮云”两句而论,就全诗而论,这解释也可通。但是一个比喻往往有许多可能的意旨,特别是在诗里。我们解释比喻,不但要顾到当句当篇的文义和背景,还要顾到那比喻本身的背景,才能得着它的确切的意旨。见仁见智的说法,到底是不足为训的。“浮云蔽白日”这个比喻,李善注引了三证,都只是“谗邪害公正”一个意思。本诗与所引三证时代相去不远,该还用这个意思。不过也有两种可能:一是那游子也许在乡里被“谗邪”所“害”,远走高飞,不想回家。二也许是乡里中“谗邪害公正”,是非黑白不分明,所以游子不想回家。前者是专指,后者是泛指。我不说那游子是“忠良”或“贤臣”;因为乐府里这类诗的主人,大概都是乡里的凡民,没有朝廷的达官的缘故。

明白了本诗主人的身份,便可以回头吟味“胡马”、“越鸟”那一套比喻的意旨了。“不忘本”是希望游子不忘故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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