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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元朝的传统“中国”性与扩大的中国性

更新时间:2021-03-12 10:58:04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也具有政治功能。在南方汉人社会中,民间与国家的关系,其实很像是西藏与元明清朝廷关系的一种缩影。

   蒙古、西藏、新疆与农耕区域的政治结构各不相同,各自与汉地的文化差异也是明显的,但仍有必要注意各方之间类似的成分,其中有一些成分是相互模仿的结果。蒙古、西藏、新疆对“中国”制度体系的模仿,成为元代之后各方与“中国”的联结点。创作于明朝的虚构文本《西游记》对“东土大唐”与周边邻居关系及对周边邻居状况的描述,在充满某种“内部东方主义”想象的同时,也有反映事实的部分。

  

   三、元时期“扩大的中国”性(二)——早期全球化与文化近代化

   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具备中国王朝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蒙古的统治,联结了原本鲜有往来的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佛教和儒教世界。蒙古征服,引发了欧亚大陆各部分政治、经济、文化重组的连锁反应,也将新的“中国”置于一种“原型全球化”的世界变局之下,重塑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

   发源于黑龙江上游的蒙古势力在攻打金的过程中,首先利用金忽视经营女真人发祥地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弱点,控制了金的战略后方,断绝了金的退路。蒙古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设计了攻灭大理,控制今云南、缅甸,侧翼包抄,截断南宋的贸易通道,从地理上围困南宋的战略。金与南宋的灭亡,凸显出“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弱点。元取金、夏、宋、西辽而代之,也继承了金、夏、宋、西辽所面对的地缘政治空间困境。为此,元朝的地缘政治战略,转为从东北和西南两侧继续延展胡焕庸线。这意味着元朝有意将新的“中国”的防御前沿向东北推向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向西南推向孟加拉湾。辽阳行省、征东行省和云南行省的设置和运作,正是这一战略设计的一环。明、清两朝在这两个方向的政治运作与战争,显然是元朝的上述战略设计理念的延续。元朝对日本的战争,也是有意在这个大的战略思维下,压制崛起中的日本对元所主导的东亚核心地区政治秩序构成的潜在威胁。

   中唐之后,“中国”的西北通道阻塞,丝绸之路断绝,西亚的商人转而致力于开发与“中国”间的海上交通。元时期欧亚大陆畅通,丝路恢复,但元朝同时继承并扩大了唐、宋的海上交通。蒙古各汗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还导致蒙古帝国和元朝从中亚、西亚的先行归附区域引进行政人才、士兵和其他人力,将他们归入元朝的“色目”类别中。由此,元代广泛吸收波斯、阿拉伯人的世界知识,也从更广阔的切身经验中积累新的知识,对世界的了解胜过从前由农耕汉人建立的朝代,这又有利于元朝贸易的扩大。海、陆两线贸易的增加,同步促进国内贸易的繁盛。忽必烈时期,朝廷发行通行全国的纸币,其流通很快超出国界。尽管元代纸币发行流通以失控的贬值收场,但其所显示的国内贸易规模,在同期世界,仍令人惊叹。

   忽必烈在政治实践中,将元朝从蒙古帝国中分离出来,但同时将“中国”从东亚国家发展为欧亚国家。这意味着,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仍然以中国为核心,但又是属于欧亚大陆和世界的“新中国”。明朝是在元朝开创的新的国家形态、观念、秩序之上建立的新朝,而不是他们自我标榜的那个复古王朝。明朝初年,看起来出现了很多恢复传统“中国”的政治举措,但明成祖再度选择元朝的首都北京作为自己的首都,等于又将东亚和内陆亚洲结合起来了。包括“开关”在内的“隆庆新政”使明朝再度回到元朝所铺设的轨道上面。从贸易和知识的角度看,元、明、清都是与世界衔接的国家,它们显然并不像近代反传统话语所描述的那样“闭关锁国”。这个历史线索,在中国史和中国周边国家历史的理解与书写当中,也长期遭到隐没。位于汉字/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都很能理解中国历史以朝代史为核心的书写习惯,也因为如此,朝鲜、日本乃至越南,都曾经将元朝、清朝视为“非中国”。

   元代在文化上对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出现这一结果的前提,是蒙古、色目人广泛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元攻灭南宋后,理学学术北进,蒙古、色目人及北方汉人“循利南趋”,任职、旅寓江南的色目人习儒者众。蒙古、色目人“华”化为杰出诗人、词人、画家者,数以百计,且使用汉化姓名(并不是由于受明朝压迫而改名)。色目人在汉文化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极普遍的现象。蒙古、色目人在元朝不可能遭到任何政治压力,而只是受到文化的吸收。王国维、陈垣、萧启庆等人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这一现象。

   由于汉语、汉文并不是元朝蒙古皇室和色目官僚的母语,蒙古人、色目人接触和学习汉语,反倒是从与汉人基层社会的接触开始,以“自然学习法”,从民间口语直接习得。元朝的官方文书,其汉文版往往使用口语体,即“白话”。元代白话文体绘本(全相本)经、史、俗文学著作开创了近代文化白话文学传统。元代的白话文也会夹杂蒙古语语法,这一现象其实反映了辽代以来北方汉语口语的现实状况。这样的现象,第一次造成中古以来的“言文一致”,较之秦始皇时代的文字统一,更进一步推动国家共同语的形成。以欧洲的标准来看,国家共同语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一。

   现代中国文化,从衣、食、住、行开始,到语言文字,再到某些深层文化,都与日本、朝鲜/韩国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有所差异。日、朝等国文化中保留了较多的“中国”中古以前的习俗,语文中保留较多中古以前的汉语词语及用法。近世和现代汉语,则因密切的语言接触,吸收了相当数量的蒙古语词、满语词。当然,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元以后的“中国”范围内,各非汉语言也吸收了很大数量的汉语词,受到汉语语法的影响。元以后“中国”的服饰、餐饮、建筑、家庭、宗族制度,都与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别。

   此外,元代“四类人”制度中对汉文化的贬抑措施,效果是有限的,但有利于在元的统治区域内提升非汉文化的地位,在新的、扩大的中国内部营造多元文化并存且相互渗透的环境。这一新的生态为明朝和清朝继承,并成为塑造现代中国多元文化生态架构的基础。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新史学 第13卷 历史的统一性和多元性》,钟焓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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