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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的同学董小苹

更新时间:2021-03-11 20:34:49
作者: 王安忆  
谁知道这一个沉默的总是生怕引起别人注意的女生,曾经有过一个灿烂美丽的童年,而在一切被践踏与毁坏的日子里,多少强大的男人都堕落了,销声匿迹了,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定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使之实现。在秋天这个入学的早晨里,有一个理想实现了。

   她读的是历史,心下却喜欢中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一年后她结婚怀孕,正遇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于是以怀孕与产假期间无法正常上课的理由“不被聘任”。她连日奔忙,终于为自己找到另一份“被聘任”的工作时,教育部门又下达了师资不外流的文件。经过又一番奔波,终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办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内部刊物。

   这时候,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写家”的生涯。我埋头在一些虚拟的故事之中,将我经过、看见、听到的一些实事,写成小说,我与我的文友们谈天说地,将一个个自己或者别人的故事拿来搜乱出真理。我到邮局寄信,我到银行取款,我出国在机场验关,有时候我只是在菜场买菜,会有人认出我,叫我青年作家,使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可是,我又知道,自己不仅是人们所认识的那一些,而在那一些以外,自己还有一些什么呢?

   有时候,在最最热闹的场合我会突然感到孤独起来,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隔阂着。那些高深的谈吐令我感到无聊与烦闷,我觉得在我心里,其实包含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就这样,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

   我很喜欢在她自己那一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住一套十三平方的往昔看门人的寓所,她的丈夫与她是生产组的同事,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现在教育局工作。两人都在“清水衙门”,收入绝对有限,她又不惯向人开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为了改变现状,曾努力为丈夫留学日本作过争取,可是人事多蹇,事情遥遥无期,却已负了一身债。她缩衣节食,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并执意培养弦子对拮据的家境有承受的能力。

   她在八七年脱离编辑工作,专摘青年学生的比较研究课题。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我们不合时宜地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详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

   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饺子熟了,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那情景就好像是插队的日子。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受到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盘中取出针线,给儿子钉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了五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在这里,每度过的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

   八八年春天,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受邀去了日本。去之前,她将五百元置装费大都添了结婚五年来没有添置的日常衣物。当我向她提议应当做一件睡衣,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有睡衣这一件事情。

   我不由想起幼年时她那小公主般的卧室,心想:这一个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如今,只有她那白皙的肤色与细腻的气质,以及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等,才透露出她埋藏很深的贵族气。而她现在再怎么高兴也无法像她童年时那样欢欢喜喜地大笑。

   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就引来人们羡忌的目光,也会使她惴惴不安。然后,她就去了日本。令她十分失望与不快的是,日方合作单位,出于一种成见,竟将请她去日本仅仅当作是对合作人员的一种优惠,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日方再没有想到,这一个中国人,来到繁华的东京,是为了和他们作认真的工作会谈,他们措手不及,最终只能真诚地道歉。她去日本的时候,正值大量学语言的上海人涌上东京街头打工的热潮中,某一些中国人卑下的行径,使得战败后成功崛起跃到世界前列的日本国人滋生了傲慢。

   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一个二十三岁的男孩,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她说不会,他便说道:你既来访日本,应当学说几句日语,每天早晨,也好向我问个早什么的。她当即回答道: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你也应当学会汉语。

   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她:她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敏捷的反应,极度的自尊心,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我感动地想到: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她竟还保持了这些品质,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觉得她起了一些变化,恢复了自信心。她常说,是社科院青少所给予了她认识自己价值的机会,消除了她的自卑感,使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才又生长起来的。

   当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一同回忆我们小时候活着与死去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各自的遭际与命运,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我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

   本文选自王安忆《成长初始革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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