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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从“十四五”框架理解政府工作报告

更新时间:2021-03-11 18:48:20
作者: 刘元春  
5%-3.5%的区间内,而传统上与通胀相关联的参数,例如货币供应量、债务水平,我国每年大致按照10%的速度增长,欧美经过若干轮量化宽松,数据更为恐怖,但没有出现预期的通货膨胀。

   在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货币积累后,会不会在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出现超级通货膨胀?

   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铁矿石价格、铜矿,从去年最低点算起都出现了大幅上涨。这些变化对于中国这一制造业大国而言,确实会造成通胀恐慌。那么,是不是会出现大家所担心的变化?

   从目前来看,很多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都表明,通胀形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物质相对充裕的的条件下。

   货币冲击对于老百姓商品篮子的价格冲击,也就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冲击究竟会怎样?

   在全球化和金融化的20年中,货币循环以及价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胀形成机制并不决定于货币供应量,而是与全球化因素、低成本供给弹性密切相关,也与居民日常生活的商品篮子的弹性密切相关联。

   部分研究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大多数日常商品价格一旦上涨幅度超过3%-4%,超过菜单成本,那么供应量是无穷的。中国拥有超强的生产能力,这种超级能量能够把中国的价格拉平,把世界的价格拉平。

   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当人们基本生活稳定之后,收入增长、货币增长会在边际上用于储蓄、投资。

   此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资产价格、金融价格的变化密切相关,金融市场和资产市场成为了新的货币蓄水池,而不像传统商品在交换经济中直接对生活带来冲击。

   这一机理导致货币政策的框架,从传统的单一目标、单一工具、规则化的模式,向多种目标、多种传递途径、多元化体系、甚至相机决策的体系转换。

   如果不了解背景,就会形成“见到风就是雨”的思维方式。很多市场人说最近房价要涨,为什么?钞票发这么多,老百姓就拼命地买房子。还有说猪肉涨这么厉害,其他商品会不会涨?

   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在日常商品中会出现个别商品的紧平衡。个别商品的紧平衡有可能会成为货币释放的渠道,带来价格性的异常变化,这在价格管控中间值得高度关注。

   虽然整体CPI不会发生很大变化,货币冲击不会很大,但在个别商品出现紧平衡之后,这种商品由于供给弹性很小,可能会发生变异。例如非洲猪瘟对中国猪肉价格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一些价格政策、民生政策,的确需要关注。

   宏观政策需不需要盯住局部的紧平衡?

   我认为不需要,但宏观政策需要对资产价格需要进行权衡。因此有专家认为,盯住CPI的方式过时了,应该盯住整体价格水平。也有很多人建议,将资产价格与CPI加总,形成新的盯住篮子,从而使我们的一些调控工具与这一目标相匹配。还有人认为,盯住名义GDP,即盯住实际GDP和GDP平减指数。

   目前,对于货币政策框架还难以形成新的公式,所以货币政策管理框架正处于革命性的过渡阶段。

   资产价格管控是后疫情时代的一个超级问题。国内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前瞻性。我国这些年一直在对房地产价格进行管控,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对房地产业发展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和基础性作用。但目前美联储和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会面临新的风险。

   总体上,虽然近期价格结构出现异动,但中国CPI的总体水平仍然处于平稳状态。我国通胀预期不会像国际市场和美国专家所鼓吹的那样做出大幅度调整,但央行也应对我国的通胀预期进行前瞻性管控。

   中国的经济体并不害怕物价水平3%-5%的上涨,相反,我们怕的是CPI回落至1.5%以下。在历史上曾有部分学者主张轻度通货膨胀有利论,但目前物价稳定在3%左右是最好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3%的通货膨胀率,并且由专家进行了深入解读,对于理清目前所面临的价格形势、供求关系,以及未来几年的政策指引和预期引导具有重要作用。

   当下是进行大改革的好时机

   要改善资产负债表和杠杆率,如果是做加法,美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榜样。美国大部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改善有30%-40%来自资产价格效应,我们未来需要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如果是做减法,对杠杆率的分子进行约束,就需要约束政府的信用膨胀。

   政府信用膨胀是一个体系化问题,关键在于政府改革。政府职能需要进行重新定位,银政关系、银企关系、政企关系的所有制改革要在政府职能改革的过程中重构,但重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中国以往的大改革都是遵循了一个逻辑——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因此,下行周期的底部往往是这种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当前,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偏高,特别是地方政府隐性杠杆率偏高,地方政府所关联的地方国企和相应事业单位债务率过高,这些问题逐步凸显。去年部分国有企业逃废债,反映了与政府债务密切联系的一种市场行为,其本质仍是政府行为。所以,在某一时点,国家一定要拿出力气,对于地方政府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改革也涉及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比如,现在国有企业的三年行动纲领,如果不分区域、不分层次、不分行业,“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进行,则缺乏抓手,很难推动。

   目前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就是利用局部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地方国企债务问题,进行全面的改革和调整,并且要双向进行。因为单纯改企业改不了,单纯改政府也改不了。

   更重要的是中央的决心,我们已经在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吹响了新时代大改革的号角,但是对改革的切入点要有所把握。

   不同类型的稳杠杆举措,在不同时点,需要不同的权衡。大改革必须要寻找到大改革的时机,我觉得当下就是很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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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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