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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禹阶: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

更新时间:2021-03-11 14:26:57
作者: 李禹阶  

  

   内容提要: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大都为男性。他们既是氏族、部落中掌握神权、军权的首领,还是聚落秩序及原始道德的维护者及知识文化的掌握者。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巫师兼首领的贵族群体以神权和王权的力量,逐步占有并控制公共资源,由此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随着颛顼宗教改革,原始宗教逐渐演变为等级化、家族化的“宗自为祀”的祭祀礼制。商周时,专门的巫师、贞人群体逐渐分化为巫、祝、卜、史等角色。女巫群体则从这时出现,而以女巫为牺牲以贿神、赂神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西周时期,传统“巫王合一”“巫政合一”中的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而民间巫、卜、医等则延续于乡里社会中,成为古代民间宗教的承载者。

   关 键 词:中国/文明起源/巫/角色演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宗教与儒家本体论研究”(17BZJ009)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氏族、部落的神权、军权往往是合一的。这些氏族、部落的酋长,既是主持宗教祭祀仪式的巫,也是掌握军权的首领,并在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从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功能、角色演变分别从甲骨文、文献学、考古学、哲学或不同历史时段进行了研究,①这些论著对我们认识巫的起源及其功能、特征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受到地下出土材料和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理论的局限,以及研究者在研究角度、领域和历史时段的不同,过去对文明起源中的原始宗教及巫的研究往往限于一隅,缺乏较全面而翔实的论述。由于史前中国神权与王权所具有的相融性、同一性特征,原始宗教和巫的角色演变,不仅涉及史前文化、宗教的相关问题,也对探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该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学科理论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史前宗教及巫的研究。本文正是在近年来丰富的地下出土材料及相关理论基础上,对原始宗教及巫的性别、职能、角色演变,神权对史前分层社会和早期国家产生的作用,商周时代宗教与巫的二元分化,女巫群体形成等问题作进一步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试图以此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中宗教、礼制、国家的相互关系及其特征。

   一、史前社会复杂化与原始宗教

   史前中国的原始宗教有一个漫长发展进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就出现了具有原始宗教遗迹的聚落遗址。例如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就发现宗教仪式性器物如龟甲、骨笛等。而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北方内蒙古兴隆洼考古文化的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中,就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等。这些出土玉器磨制精良、通体抛光、精巧别致、刃部无使用痕迹,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用“神器”。尤其在查海聚落遗址中心发现用碎石块堆塑出的一条长19.7米的“石龙”,其南侧有墓葬和祭祀坑,应该与宗教祭祀有关。②兴隆洼遗址M118,墓主为男性,墓葬中出土的玉玦、牙饰、穿孔牙饰以及钻孔圆蚌等,说明墓主可能是氏族、部落里主持祭祀、占卜的酋长一类人物。这表明伴随原始定居聚落的产生而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宗教及祭祀、占卜等形式,并可能已出现主持这种祭祀、占卜的巫师一类人物。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③当人类社会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巫师及其所从事的求神、占卜、驱疠等巫术就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伴生物产生了。但是,作为史前先民社会群体性、聚集性的原始宗教活动,则是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而逐渐形成的。在史前中国,正是随着各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原始宗教迅速发展,宗教祭祀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例如在湖南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下层,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面积在1000平方米大小的大型祭祀场。而在湖南澧县发现的距今6000年前的城头山古城遗址中,亦发现椭圆形大型祭坛和40多个祭祀坑,以及放置有“祖”形大砾石的祭坑。它说明在这一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原始宗教在迅速发展。

   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各区域社会中原始宗教开始蓬勃发展。如著名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太湖、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遗址中,都不断发现史前大型宗教祭祀遗址,亦发现许多大、中型祭坛及随葬有大量祭祀器物,包括早期礼器的墓葬。它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史前中国各区域原始宗教不断发展,并且可能已出现专门的觋巫、祭司群体。

   史前中国原始宗教的发展,与其时的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距今7000年前就出现了具有战争与防御性壕沟的环壕聚落组织。例如在距今8000-7000年左右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长江中游的湖南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中,就发现了环壕设施的聚落。距今7000-5000年左右,环壕聚落逐渐增加,同时以级差为特征的聚落群组织不断出现。目前在我国中部、东部与北方的史前文化区域,都发现了许多这种花费巨大、具有战争防御作用的先民环壕聚落及“古城”等。王震中认为,在这种史前社会的演进中,“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三者在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的特征主要是神权政治或神权与军权并重,氏族部落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以血缘亲疏作出身份和政治上的等差”。④这是因为早期国家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在文明诸要素如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合力作用下不断演进的。正是这些要素的聚合,使得早期国家在演进中蜕变而出。其结果,不仅使早期先民社会在通过内聚方式提高对外应力机制中,逐渐构成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社会政治体;也在不断强化、完善其氏族、部落的公共职能及原始道德、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要素中,形成早期华夏文明独具特色的原始宗教和作为祭祀主持者兼社会管理者的觋巫群体。

   二、史前巫师的性别特征及社会角色

   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及原始宗教的发展,各区域出现大批反映原始宗教遗迹的聚落遗址。从考古材料看,当时的巫师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也是原始宗教仪式的承载者。这些首领兼巫师的人大都为男性,并在氏族、部落中占据着神圣地位。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秭归距今8500-7800年的东门头遗址中发掘出一块太阳神石刻。太阳神刻为一个直立男神像,躯体底部顶端内刻画有男性生殖器。太阳人图像腰部两旁,分别刻画星辰,头上方刻画有23条光芒的太阳。同时还出土一件红色陶盆,盆口沿平折并呈放射形光芒状。⑤显然,男子刻像及红色陶盆,均体现出超自然的太阳崇拜及人与神通的宗教观念,而该男子应是当时聚落的巫师。几乎与此同时,在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发现一尊人物坐像。其人物形象不具女性特征,可以认为是男性,该座像双手掌部虽然残缺,但仍可以看出其双手似作祈祷状。⑥它说明当时从事宗教祭祀的巫师主要为男性,并且受到尊崇。秭归东门头人物石刻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巫师及太阳崇拜现象,可以说开启了该地区“太阳神”崇拜的先河。

   在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北方内蒙古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中,也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等祭祀用器及男性巫师兼首领的情形。例如M118,系一随葬品丰富之典型墓葬。经鉴定墓主为男性,殉葬器物有整猪2只及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蚌器等几类器物。从随葬器物来看,墓主应是氏族部落中有权势的男性军事首领兼巫觋一类人物。而在距今64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西水坡遗址墓葬中,发现M45大墓的墓主系一身长1.80米以上的成年男性。在该墓葬右侧,有由蚌壳摆塑的一龙,其左侧有由蚌壳摆塑的一虎。在此墓东、西、北三小龛内,各葬一少年,似为殉葬者。在距该墓南的地穴与灰坑中,则发现有用蚌壳砌成龙、虎、鹿、蜘蛛和人骑龙、人骑虎图案。与该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墓葬群中的其他墓葬,均葬具简单,仅有少量石制工具及生活用品随葬,许多墓葬则无随葬品。这种对比既反映出当时宗教祭祀的神权具有极高地位,也说明M45男性墓主是聚落先民中能与天地、神祇沟通的大巫,有着很高权威。

   从考古材料看,距今6000多年前的原始宗教主要还是出于先民生产、生活的实用需求。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收成较稳定且缺少危险的生产活动大都不能产生巫术等形式,只有在既危险并且产量具有偶然性的生产活动中,“故有繁重的巫术仪式以期安全而佳美的效果”。⑦因此,早期原始宗教大都符合先民实用性的原则。但是,随着史前社会的发展,这种仅仅属于实用与经验性质的原始宗教,则开始发展为早期分层社会中或大或小的,具有超越性、“权威”性的神圣权力,而这些掌握神权或兼及军权的巫师则成为聚落或聚落群的各级首领。这种现象在距今6000-45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中甚为普遍。例如济南焦家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大型墓葬20多座。这些大墓中最典型的是M152。该大墓葬具为两椁一棺,墓主为老年男性,仰身直肢。棺内墓主身边随葬物多为玉器,包括耳饰、指环、臂钏、钺和刀,另有龟甲器、蚌片、骨梳、骨雕筒等随葬品。还发现陶器多件。⑧从随葬品看,该墓主不仅可能是该聚落掌握军事与行政权的首领,也是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

   从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遗址墓葬中,都能发现男性巫师兼军事首领的普遍情况。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中,通过对随葬品分类或能够进行的人骨鉴定看,可以大致确定当时的社会分工与性别、职业等情况。在对大汶口遗址墓葬初次发掘中,随葬品与性别关系就明显表现出来,即男性主要以武器、工具等陪葬,女性以纺轮、骨针等陪葬。⑨在大汶口遗址墓葬第二、三次发掘中,这种情况更为典型。⑩它证明大汶口文化类型的墓葬器物种类大致与男女性别有比较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在其他考古遗址墓葬中亦有体现。例如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墓葬中,“按史前墓葬的常例,凡纺轮和斧(钺)不共见者,一般作墓主性别的区分”。(11)

   此外,通过对大汶口遗址墓葬随葬品分类,可以大致确定当时从事宗教祭祀的巫师的性别及职业情况。在大汶口文化中,专门用于宗教祭祀、占卜的涂朱龟壳、龟甲、象牙琮等“神器”主要发现在男性墓葬中,而女性墓葬则十分稀少或几乎没有。同时,在这些男性墓葬中,往往发现许多体现富有或权贵身份的随葬品。它表明当时主持祭祀、占卜的巫师,基本为男性,且为氏族、部落权贵人物。

   在大汶口遗址早期墓葬中,大墓13系成年男女合葬墓。有大型葬具,人骨架按照男左女右排列。随葬品有40余件,包括陶制壶、罐、尊、鼎、豆及猪头、象牙雕刻物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男子颈下锁骨间,放有象牙琮2件,左手附近有象牙雕筒、石铲等物。象牙琮是当时难得的器物,在古代是祭祀天地之神器。它说明该男性墓主既是一名富有者,也是主持祭祀、占卜的巫师。在大墓59中有一单人仰卧直肢,墓葬中发现象牙雕筒、盔形器等随葬品,应该为男性。该墓主同样在锁骨间佩象牙琮一对,应是与祭祀、占卜有关的人。在大墓26中除发现猪头、骨镞及石质武器、工具如锛、砺石等外,墓主头部左侧还发现一精美透雕象牙梳,头下压一象牙琮,左肩上方放一象牙琮。此外,在墓主腰左还发现石铲一件,腰右发现指环与龟甲各一个,二膝间则放置一骨雕筒。(12)从其随葬品中的武器、工具及象牙琮、龟甲来看,此墓主应为男性首领兼巫师。

大汶口晚期情形亦与此相似。例如墓葬4系单人仰卧直肢葬,墓主人骨架高大,约1.90米,随葬品除了有石刀、砺石、骨镞、骨钩、骨锥等物及陶器外,在左腰间佩一精工雕琢的骨雕筒,右腰和右膝旁均放置一龟甲。(13)从其身体构架及随葬的武器、工具、龟甲等来看,该墓主为男性并系祭祀、占卜的巫师是无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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