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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

更新时间:2021-03-11 14:22:51
作者: 周平  

   最后,民族国家的全面建立,标志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最终完成。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尤其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后,国民党政府的人民性缺失的缺陷充分暴露,并朝着反人民的方向发展。这就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破产了,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23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既对其进行了思想的批判,也对其进行了武器的批判,最终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性质民族国家架构的彻底改造,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设计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在此过程中,前期的人口国民化塑造的国民身份也经历了人民性改造,成为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新国民,即全新的中国人,由此结合而成的国民共同体——中华民族,也具有了新的内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民众不再是文化意义上那种喻指的“中国人”,而是新型的民族国家的新国民,具有了突出的国家意涵。这样的“中国人”又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凝聚为一个现代民族。因此,毛泽东在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也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站立起来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就是由中国人组成并认同于中华民族的国民共同体,就是一个“全民一体”的结构或实体,完全具有现代民族或国族的性质和特点,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

  

   三、“全民一体”与“多元一体”属性的互嵌

   中华民族的构建,还必然地牵涉国内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议题出现后,与民族国家具有绑定关系的国民、民族等概念随之进入。这些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并从不同侧面体现民族国家本质的概念,是描述性的也是价值性的,蕴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社会动员功能。因此,这些概念在国内传播后便迅速产生了动员作用,并导致了相应的社会政治过程。“国民”概念的传播,导致了社会人口或民众的国民意识的觉醒,促成了人口国民化及“民”与“国”关系的逐渐调整,为国民在国家内的整合和在“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奠定了基础。“民族”概念的传播,则导致了以“民族”去描述和分析国内族类群体及其关系的范式的形成和巩固,促成了这些群体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朝着民族方向进行的想象,从而为国内各民族的构建及其在“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奠定了基础。

   中国自古就有辽阔的疆域,且疆域的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生活于疆域内不同区域的人们,在适应环境而生存的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历史文化又成为纽带而将人们联结成了不同的群体。这样的群体本质上是历史文化群体。“民族”概念于近代引入后,历史上的这些群体也就以“民族”概念来指称。但在历史上它们的自称和他称大多为“××人”,是一种由于共享相同的文化而凝聚起来的人群共同体,没有形成统一的族称及族称认同,也不享有国家赋予并保障的集体权利,与今天的56个民族存在着深厚的历史联系又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持续进行。“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4在中华民族于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成为现代民族之前,这个多元统一体是以一种历史趋势的形式存在并发挥影响的。

   促成这些群体朝着一个整体演变的因素,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融入了其他族体文化的庞大的汉族群体,形成一个巨大的凝聚核心,25并对整个族际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二是统一的国家框架、行政体系和疆域,对族际间的互动形成根本性的规约;三是大一统的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天下观,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共识,对族际关系产生持续的影响;四是王朝所创造的辉煌文明,对周边的其他族群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各个族类群体便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进而在统一框架中通过文化的交融而实现的融合,从而形成一个融为一体的历史趋势。

   “民族”概念在国内广泛传播以后,现实存在的各个族类群体的自我意识也受其影响而迅速觉醒并逐渐增强,并朝着民族的方向进行想象和凝聚,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在中华民族构建之外的另外一个民族构建过程,即各个民族的构建,核心是少数民族的构建。这样的民族构建是在统一国家框架内尤其是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下实现的,并与中华民族的构建交织在一起并深受其影响。26因此,各个族类群体在构建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实现并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在中华民族框架下的整合,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组成单元。

   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众多族类群体构建为民族,主要表现为非汉民族群体构建成为少数民族。随着这些非汉族民族群体构建成为各个少数民族,汉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汉族。而少数民族的构建,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各种“确认”实现的。一是,梁启超在区分“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来界定中华民族,将中华民族界定为“合国内诸族为一体”的整体。由此形成的“国内诸族”概念,就为少数民族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少数民族构建的观念确认;二是,辛亥革命在终结王朝国家而建立共和之时提出的“五族共和”,确定了汉、满、蒙、回、藏的民族地位,实现了对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确认;三是,国共两党在政策文件中使用了“少数民族”概念,也就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政策确认;四是,1946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上,少数民族代表“主动接受并开始习惯以‘少数民族’自称”,并“积极争取自身的民族权力”,27从而实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我确认——这也成为少数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五是,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制定的宪制文件《共同纲领》,不仅确定了少数民族的地位,而且确立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实现了对少数民族构建的制度确认;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确定了中国的56个民族,从而实现了少数民族构建的实践确认;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关的理论表述中广泛地使用少数民族概念,实现了少数民族构建的理论确认。经过了如此一系列的“确认”,历史上非汉族群体就构建成为了少数民族,汉人则成为了汉族。

   逐渐成为民族的少数民族及汉族,却又一步步地形成和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而逐渐凝聚为了一个整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族类群体在构建为各个民族的过程中之所以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形成认同和凝聚,四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历史上形成的各个族类群体融合为一体的趋势。各个族类群体围绕着一个核心而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进而朝着融为一体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趋势是强大而有力的。二是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构建是在中华现代国家的框架下实现的。中国近代以来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构建,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构建过程,它们在统一国家的框架中和中华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实现,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总体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完成,是由构建完成的中华现代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政策而实现的。三是中华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统摄能力。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历史上的臣民人口在经历国民化的同时,又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实现了组织化和整体化,既顺应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要求又支撑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进而与统一的民族国家融为一体。因此,国家整合国内人口和族群的功能,也通过构建中的中华民族体现出来,中华民族因此而对构建中的各个民族形成了包涵关系。四是各个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整体中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也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共同的政治屋顶和利益保障。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同的大家庭的描述,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共同的家,56个民族在这个大家庭中共同发展和繁荣。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历史上的众多族类群体在构建成为56个民族的同时,也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加强了凝聚,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告“我们的民族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由国内众多民族组成的结构和属性就已经形成。经由民族识别而确定了国内的各民族后,中华民族由国内的56多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就最终确定。这就不仅解决了中华民族由国内56个民族组成的问题,而且解决了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与历史上的民族群体的关系问题,从而将中华民族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群体连结了起来,接续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演进与历史上的族际互动,联结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与历史上的存在形态,开通了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与历史内涵的通道。

   但有意思的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多元一体结构和属性,却未能及时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得到肯定,并未形成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判断或理论表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近40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理论严重落后于现实的状况,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被虚置或虚拟化了,中华民族很少被提及,但凡涉及或论及民族,说的都是少数民族,形成了一种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观。总之,“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28既不谈中华民族,何谈多元一体?

   1988年,费孝通在尚未实现主权回归的香港的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演讲,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和属性的理论确认。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在肯定国内50多个民族单位的民族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的肯定和强调,并通过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构建起来的中华民族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界定和区分,进一步突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的内涵,进而又通过各个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论述,突出了各个民族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随后,相关的理论和政策阐释中的“三个离不开”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等论述,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的内涵。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与“全民一体”属性一样,都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中,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根据,有独特的形成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内涵,因而是一种在必然性基础上形成的客观性,绝非主观的臆造或臆断,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特殊本质。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表明,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具有现代民族的一般本质和特征,是中华现代国家的主权者,与那些最早构建民族国家因而也最早出现的现代民族并无本质的区别,完全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则表明,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具有由中国辉煌的历史和文明所赋予的独特本质,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因而与其他现代民族相区别。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两种属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中华民族的本质。

同时,中华民族的这两种属性,又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它们不仅共存于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而且相互嵌入、相互依存、相互规制,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中,通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而形成,成为了全体中国人或国民组成并具有国家形式的共同体,从而具有“全民一体”的属性。全体国民又是由历史上不同民族群体的成员演变而来,并在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中分属于国内不同的民族。最终,这些具有国民身份又具有族属身份的成员组织的各个民族,又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从而使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属性。两个属性就这样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离开了中华民族“全民一体”的属性,就无法形成和说明“多元一体”的属性;离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属性,也无法揭示“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本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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