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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选举修法,香港民主如何是好?

更新时间:2021-03-09 09:27:26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就中国长期的政治现代化而言,香港民主和台湾民主不再是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而是与“港独”、“台独”同流合污的反动潮流,是历史的负面。这一印象一旦固化,对内地与港台的相互观感和互动,以及对“民主”在整体中国框架下的价值序位、可欲性及制度前景都有极大影响。

   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内外背景和挑战因素下,看待香港民主在此次选举修法中的命运,理解到国家以怎样的法理和制度理性重置香港民主。十八大以来,以“全面管治权”为法理支点,“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快速获得了一种具体治权化的规范表达与制度建设的实践支撑,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规划,则标志着中央关于“一国两制”新法治工程思维与制度构想的成熟和定型化。

   这一法理和制度上的突破,并非“一国两制”的体外再造或另起炉灶,而是“一国两制”的内在转型,是整个制度体系重心朝向“一国”的决定性转移和定型化。中央要以具体管治行为昭告港人和世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最关键的不是高度自治权,而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因而没有“一国”的具体管治权,就没有香港自治权的有序运行条件,也不会有真正的国家安全与选举安全。“一国两制”之本末体用,由此得以正位。

   在“全面管治权”法理支配下,既往以“完全自治”为理论预设的香港民主运动,乃至于司法独大的法治本地化运动,都遭遇到了国家在垂直方向上正当插入的具体管治权及其制度规范,而不得不重新理解与适应“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规范秩序构成。在选举制度改革议题上,“爱国者治港”是根本原则,是管治权的黄金法则,因政治忠诚被执政者理解为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的第一要素,其次才是专业能力和贤能品质。

   当然,在香港政治体系中推行“爱国者治港”,不可能是“一刀切”,也不是“清一色”,而必须符合“一国两制”及香港社会实际的多元化状况,应当具有一定的政治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别是给“忠诚反对派”预留政治发展空间和制度功能空间,鼓励和引导其与本土极端派进行坚决的政治切割和斗争。

   “爱国者治港”不是要将香港政治制度变为与内地相同的模式,而是为香港政治制度设定底线标准和安全阀门,以便香港继续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的特色,在特色保持中界定自我并服务国家。任何导致香港社会丧失“两制”活力及适度多元化之民主空间的制度变革,都需要加以严格的警惕和检验。

   故而,“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和要求,在香港相对内地要有所调低,以适应香港社会的法律地位和国际处境,特别是对国家持续现代化的独特作用。也因此,无论此次选举修法的具体制度形式如何,香港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得到尊重,香港温和泛民与中间派在适度转化为“忠诚反对派”的条件下应获得参政、参选和批评、制衡政府的正当政治空间与代表性。

   香港的民主模式由此将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即在“五十年不变”之下半场的时间段内,在中央管治权决定性进场和掌握制度创制主导权的条件下,立足于共同肯定和维护“爱国者治港”的总原则与大前提,在此基础上各方参与香港的民主选举游戏和政治委任游戏,并展开关于“贤能爱国者”的高阶竞争。因“爱国者治港”的底线标准获得法律确立和执行之后,爱国者是否贤能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忠诚的废物”绝不是“爱国者治港”的理想形态,更不是中央和香港居民的政治期待。

   也因此,“爱国者治港”条件下的香港新民主,就是一种既不同于内地社会主义民主,也不同于西方民主,而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色民主。这一民主形态,就像“一国两制”本身一样具有辩证性、平衡性、多元参与性和本质上的国家主导性。这才是真正适合香港实际与国家前提的民主。国家通过安全法和新选举法“强制性”塑造了一个真正符合“一国两制”的民主政治秩序,新的游戏规则和参与力量正在塑造之中。香港民主获得的不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哀嚎”的末日,而是真正立足于国家前提和法治理性的新生。

   也因此,香港民主基本不再可能追随西方模式,也不再可能对标台湾,而是必须走出一条真正符合“一国两制”之地方民主定位的新路,并在可能的制度实验范畴内演示“爱国者治港”与自由民主的有机结合形式,为西方民主的反思改造及中国大陆民主的规范发展提供一种独特的经验参照。

  

   首发观察者网,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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