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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奕:形容的尺度:陶渊明诗歌的选词手段

更新时间:2021-03-08 14:51:09
作者: 刘奕  

   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所谓质与癯,是给人的第一印象,这是就风格而言,而要实现这一风格,重要的方法是“不用或少用形容词之类的附加成分,不用或少用比喻、夸张之类的修辞方式,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铺陈景物,解剖事理”(王希杰《漢语修辞学》)。当然,仅只是平实的抒写描述,是无法由质癯而生绮腴的,必要的形容、描绘必不可少。从选词手段讲,形容与描绘重在准确、恰到好处,而不在繁多、堆砌。用准确的词汇,在适当的位置加以形容和描绘,这既考验作者的写作能力,实际也是其内在精神的表现。有些诗人意多而笔繁,有些诗人性简而笔淡,其间本无高下轩轾,如果有意伪饰,欲以堆砌修饰的方式创造某种外在于己的风格,就往往会在准确性和适当性上露马脚。从这个意义上说,准确性与适当性正是“形容”最关键的尺度。

  

   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早已举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谈艺录》第四八则评阮大铖诗条补订云:

  

   余尝病谢客山水诗,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圆海况而愈下;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着痕迹而落言诠,为者败之耳。(中略)诗中好用“恬”“憺”字,连行接叶,人类躁于鸣“恬”,矜于示“憺”。又好用“睇”“骛”字,自以为多多益善,徒见其陈陈相因。

  

   正如钱先生所指出的,阮大铖尘心俗虑,为人中躁之躁者,写诗却偏偏要表现宁静淡泊之意,于是拼命堆砌表现安宁的形容词,反而把诗句弄得矫揉沉重。例中之诗,本意不过是看见江上群峰而已,却用了两个定语“悠然”“恬”和一个状语“无心”。这是何其冗赘的“观望”啊!过度修饰,制造出如此饱满的情绪,应当是阮髯酝酿很久的结果吧,却压得人眼都抬不起,等到读者终于抬起头观望时,江上山峰只怕早已遥落身后看它不见了。惺惺作态者很难有真诚的修辞。返观陶诗,到东篱之下、采菊、遥望南山,十个字竟包含了三个连续性动作、三层意思。陶渊明只似一个惯常沉静的人与友朋闲话一般,朴素、简单,没有刻意描头画角卖弄自己,“悠然”的出现刚刚好,不缓不急、不多不少,这就是自然无雕琢。他并不描绘自己如何缓步来到篱边,看到黄花盈园时如何欣悦,如何采下菊花把弄,如何心地澄澈遥望南山,但在读者的意识中,简单的十个字中已然包含了这些丰富的信息。这些动作,只用一个“悠然”来形容,又显得何其轻盈。轻盈所以跳跃、包容而丰富。诗歌所传达的诗意与选词造句所造成的修辞效果完美相合,散发着轻盈、自然、宁静、淡远的神味。相反,习惯于粘滞修辞的人只会因沉重而败坏他的“自然”。

  

   上面阮大铖的毛病主要是不适当,即过度。从心理学上讲,过度追求的都是内在缺乏的,适度感的缺乏正是其人不自得、不自信的表现。而陶渊明则显然是自信自得的典范,所以他才简简单单一个“悠然”就够了。虽然南朝喜爱华丽的贵族们不能欣赏这种质朴,但随着佛教与儒家心性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能明白这种少许胜于多多的妙处。再举陶诗一例。《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诗中曰“欣”“爱”,曰“欢然”,曰“乐”,可谓三复斯言,这是不是阮大铖式的过度堆砌呢?不是的。诗歌层次井然,意思清圆。三四句的“欣”“爱”就居得其所而来,而且二字互文,鸟欣即人欣,人爱即鸟爱,于是“观物观我,纯乎元气”(沈德潜《古诗源》卷九),物我齐一的境界便由此二字生出。“欢然”,则是承耕种得暇,闲居无人而来。闲而不劳,常至于无聊,劳而不得闲,便要堕入困窘;劳而得闲,更兼无人打扰,准备酒菜,以佐读书,自然有欣然跃然之意涌动心间。以上机缘巧合,条件圆熟,终于畅快读书,人生之乐,何可言哉。这个“乐”字,是读书之乐,也是前述种种机满缘足之乐,更是最后“俯仰终宇宙”人生之乐,所以是总结,也是升华。诚如清人吴淇所言:“章末‘乐字,作诗之根本,即孔、颜之乐处。(中略)结句‘乐字,总结上文十二句。盖靖节因乐而读《山海经》,非读《山海经》而后乐也。”(《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因此诸字各有用处,相承相显,而绝不会有过度之弊。可见修辞之中,重复不等于过度,单一不等于适度,适度与否,看的是选词造句与全篇的配合,看的是其安排的位置。

  

   以上是分析陶诗形容的适度性,再看其准确性。比如《饮酒》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这个“在”字有个异文:“饥”。王叔岷先生认为“饥”于义较备,但是“在”音节较佳,而且陶诗喜欢第三字用“在”(《陶渊明诗笺证稿》)。王先生论“在”的优点不错,但“饥”于义较备吗?恐怕不是这样。训诂上,“饥”和“饿”的意义有区别。“饥”是不饱,所以《饮酒》其十一称荣公“长饥至于老”,就是总吃不饱。超过不饱的程度,表示完全没东西吃、无食之意,则为“饿”。这一点古人的用法区分是很清楚的,如《论语·季氏》:“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庄子·盗跖》:“饿死于首阳之山。”《史记·伯夷列传》:“饿且死。”以及《淮南子·说山》:“宁一月饥,无一旬饿。”《淮南子》的例证尤其显明。陶诗云“夷叔在西山”,是饿死意,非不饱意,所以王说不确。“饥”不但训诂上不准确,而且直露浅白。“在”字就不同,它既不存在训诂不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包孕万状,涵浑有力。“在西山”,并不是只指饿死一事,同时也包含了上西山的原因,在西山的坚持,以及最后的作歌和饿死,凡此都统摄在了“在西山”三字之下,如此与前一句“积善云有报”才有充分地呼应和强烈的对比。其实“饥”字也为陶渊明所常用,但使用时意思都很妥帖安稳。《饮酒》其十“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饥为食不足,还没到饿之将死的地步,却终究不能坚守家园,而出仕求“一饱”,其中愧意已隐然可见。又其十一“荣公言有道,长饥至于老”,荣启期寿过九十,虽然长饥,终不至于饿死,“饥”字用得很准确。《有会而作》“老至更长饥”也是如此。而“夷叔饥西山”却并不准确妥帖,自不如“在”。选字造句看似散淡实际精严,正是陶诗特色。此处“在”与“饥”之辨,也当以这一特色审视之。

  

   笔者曾在分析陶渊明的田园书写时,以《归园田居》前三首为例,揭示其田园生活描写的真切。这种真切就是准确(《陶渊明诗中的农事》,《上海书评》2019年8月12日)。正如该文提到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一字移易不得。而种豆于新开荒的南山下,也一定是“草盛豆苗稀”,任何涂饰都会破坏这种田园生活的真实感与画面感。龚望先生评其一云:“直吐露真情来,无一修饰之语,而其间有无穷妙味,是陶诗之真面目也。”(龚望《陶渊明集评议》)何以不修饰而有妙味?正因为能写出田园生活的实况。相反,不够好的诗人、坏的诗人,选词造句的随意性就比较强。仍看钱钟书先生所举的阮大铖的例子:

  

   《戊寅诗》如《微雨坐循元方丈》云:“隐几憺忘心,惧为松云有”;夫子綦“隐几”,嗒焉丧我,“心”既“憺忘”,何“惧”之为。岂非言坐忘而实坐驰耶。又如《昼憩文殊庵》云:“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一禽响山窗,亦复嗤为纷”,自诩“息机”泯分别相,却心嗔发为口“嗤”,如欲弹去乌臼鸟、打起黄莺儿者,大异乎“鸟鸣山更幽”之与物俱适、相赏莫违矣。

  

   既然“忘心”,何惧之有?既然“息机”,嗤从何来?一诗之内,两句之间,自相矛盾若此,从文品与人品关系看,可见阮大铖之伪,从修辞看,便是准确性的欠缺。准确性是大诗人的基本要求,在陶渊明自然是不欠缺的。

  

   不妨再举两个例子。《移居》其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素心”一词,為诗歌关键。袁宏《后汉纪》卷五载冯异之言有“伏愿明主知臣素心”之语,是本心之义。诗中之“素心”,则是纯素之心、素朴之心,清人方宗诚谓“‘素心即淡泊宁静之意”(《陶诗真诠》),是也。这个意义的用法大概是陶渊明的创造。诗中说南村多素心人,这是移家的最大动力,可见诗人自己也是素心人,才能惺惺相惜。那如何是“素心”?“敝庐”二句是素,简朴安贫之素。“邻曲”二句,明末黄文焕所评最有眼光:“一切世事不入眼,不入口。”(《陶诗析义》卷二)谈古不论今,此即淡泊。但素朴不等于寡淡平庸,一个“奇”字,一个“疑”字,生动写出诗人活泼泼之胸怀。于是我们知道这“素心”素如流水,而非一潭死水。安贫、好古,这是正面写“素”,好奇,这是补充发展“素”,一个“素心”被层层展开,即生动,又准确,的确是大诗人的手笔。

  

   再看《拟古》其五:“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诗歌层次井然。前六句写所闻,而以“我欲观其人”二句结之。《说文》:“观,谛视也。”《春秋穀梁传》隐公五年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可见“观”是细心考察之义。耳闻其人其事,固然心生敬佩,愿相结交,但传闻未必尽真,所以要观之察之。诗歌后半即所观所察。居家在青松白云间,所乐在清琴,所弹为《别鹤操》《孤鸾操》,其人之高洁耿介可知,所以心悦诚服,愿意留住。不但愿意留住,而且要“从今至岁寒”,则一往倾心之态溢于言表。所以前面的“观”字,后面“从今”一句,将诗人的心态传达得颇为入神。

  

   《拟古》其五在后世颇有模拟者,试举二首作为比较,即可看出陶诗平常言语而精确,诚非易学。白居易《丘中有一士二首》其二:“丘中有一士,守道岁月深。行披带索衣,坐拍无弦琴。不饮浊泉水,不息曲木阴。所逢苟非义,粪土千黄金。乡人化其风,熏如兰在林。智愚与强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访其人,将行复沈吟。何必见其面,但在学其心。”元明之际的张羽《拟古十首》其七:“薄游上东门,南望青山阿。松柏郁苍苍,绝顶亦嵯峨。中有避世者,存身养元和。我欲求其人,年岁空蹉跎。……”白居易用“访”,张羽用“求”,都是信之不疑,意味便薄,后面也难以为继。陶诗遣词造句之佳,如此比较,便一目了然。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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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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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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