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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外来工为什么愿意使用法律?

更新时间:2021-03-08 06:57:10
作者: 张静 (进入专栏)  

   背景和问题

  

   最近几年中,基层劳动争议的频发引人关注。与此有关的信访上访动大幅度上升,大量劳资纠纷通过越级行政上告、制造瞩目事件甚至是暴力对抗而非使用法律的方法,来求得争议解决。

  

   仅据湖北省远安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2006年它们受理的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是86件,2007年升至122件,2008年则到266件。与此相应,该县2008年的案件总数和集体上访,分别是2001年8200年的2倍和3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政上访事件的发生,大部分与法律求解的途径不通达有直接关系。据远安的上级单位—湖北省宜昌市统计局200年的统计,该市不服法院判决要求再审核的行政信访总数,占法律案件比例的90%以上。一项在北京上访村的调查也发现,在接受问卷访间的632位上访人中,有401位曾经就上访问题到当地法院起诉过,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导致自己败诉的占54.9%。这项研究的数据显示,问及当事人的上访目的,选择“让中央知道情况”的是90.5%,选择“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的是88.5%。但最终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实际上只占上访案件数量的0.2%。

  

   既然上访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为何民事纠纷还是轻易就转化为行政上访?一般看法,法律路径不通或低效是重要原因。也有相当多数的研究认为,西化的法律条文和形式不适合国情,无法解决问题。这里提出的理论性问题关乎解释:

  

   法律条文虽在,但办案解决纠纷为何难以被有需求者使用?这里提出的实践性问题关乎操作:怎样才能促进法律路径通畅,让民事纠纷愿意进入法律渠道解决?本文希望基于中国自己的经验——义乌案例来回答这一问题,并对工会角色的变化产生启示。

  

   篇幅和资料所限,本文只是定性研究,目标在寻找因果关系假设。我期待下一步有研究者用定量研究对本文的回答作出检测,从而推动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

  

  

   纠纷解决的需求

  

   浙江义乌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外来民工人数众多,小商品生产和交易市场发达。当地的劳资冲突和民事纠纷也常常久拖不决。

  

图1 在义乌工作你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

  

   一方面是大量的劳资纠纷,另一方面却是当事人不愿意使用法律渠道解决。

  

   究其原因,在于法律难以使用:它成效不高,较少得到信任。换句话说,法律难用,不解决问题,还拖延时间。工人限于文化及文字能力,大多恐于法律程序繁杂。他们对法律渠道生疏,不知道到哪里找律师。加上办案收费高,请不起或请不到律师,法院难以成功受理,或者即便受理,也需较长时间,不得不忍耐久拖未决等问题,都是受访人给出的“法律难用”理由。

  

   工人反映突出的“法律使用难”难在三点上。一是费用。外来工付不起律师费用。又或者因劳资诉讼获益不高,引不起律师的兴趣,很难找到律师愿意代理劳资纠纷。而缺少律师帮助,当事人就无法进入法律程序。二是诉讼审理时间长,解决慢,没有人推动,执行难,补偿无法兑现,大家等不起。三是工人中存在普遍的怀疑,认为弱者缺少身份、关系和金钱,不相信能获得公正解决。这些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它多半来自周边所见事件的民间传送经验。

  

   这种局面导致工人的个人复仇行动甚至恶性极端事件频繁发生,他们自发建立的“帮会”—— 义乌的安徽定远帮和衢州开化帮是典型例子,经常出面用暴力“替老乡讨回公道”。

  

   由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农民工有寻求保护和归属感的需求有抱团的自发愿望,为替老乡讨回一个公道,绑架老板、伤害他们的违法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工人打不起官司,就采取私了的方法,找人帮忙摆平……结果是帮派林立,集体跳槽严重,企业主常受到威胁和报复,由工资问题引发的恶性事件每年发生,有杀人、抢劫、重伤、卧轨、跳楼等。1997年荷叶塘村一个企业主一家三口因拖欠工资被杀。

  

   义乌工会的新角色

  

   义乌工人多为外来群体,他们从家乡来到义乌打工,举目无亲,无可投靠,无组织可依赖,面临大量的安全问题。于是工会几年前开始考虑自己充当中介,成立“工会法律服务中心”,让当事人通过中心的帮助,来接近法律救援系统。此角色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的“服务”“协调”而非“领导”姿态:它积极介入,帮助当事人协调处理劳动诉讼案。这些诉讼案在劳资双方之间展开,多数属于工伤赔付、工资拖欠、职工福利性质,基本上是那些已经有了法律规定,但无法得到有效诉讼、难以实施赔付的民事纠纷案例。

  

   法律服务中心的具体工作内容有:主动获取信息,联系劳方和资方,提供法律咨询“一条龙”服务,介绍诉讼程序,帮助准备诉讼材料,帮忙代理或者代为寻找律师,积极联络不同的法律、工商、社保和政府机构,促进事故的解决和赔付兑现。如果需要,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人员也担任陪审员(共计80件)和仲裁员(共计252起)。

  

   在义乌,使用工会法律中心的成本很低:中心的服务不收任何费用。几年来,工会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49起,出庭诉讼代理170起。一般在市场上,律师可以选择接案或不接案,但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不推托拒绝它接待过集体来访31批共6502人次。工人接近中心的方式简便,一个电话就行,他们的咨询、备证、代写、代讼、代传递报告等要求都能满足甚至只听他们诉诉苦,传递一下信息,让事件在媒体公开这些小事也做。为方便这些联络,工会建立了热线电话,几年下来,他们接听并回复职工咨询3817人次(见图2)。

  

图2 法律中心来电案件受理汇总(2000~2006)

  

   更重要的,是工会能办成事。

  

   2000~2007年,工会通过法律服务为当事人追讨工资或挽回经济损失1770.334万元。2000年10月至2007年11月30日,义乌工会接手的4120件纠纷案件中,调解成功的有3813件,成功率为92.5%。

  

   这些角色改变了工会的形象:它们从高高在上变成服务工友,从关门回避变得开门迎客,从被动消极变得积极参与,从软的福利发放变得渐硬——介入处理工人面对的棘手问题,从声称代表一个团体变成处于劳、资、政府职能部门三方之间的调解者,其活动领域从条块分割变得伸展——他们开始尝试跨单位、跨部门、跨级别、跨领域的公共责任拓展。而这些方面传统上并不是工会涉及的领域,也不是它被正式体制规制的工作职能。

  

   工会的“结构洞”位置

  

   由非法律机构推进民事纠纷解决,是一个很中国化的现象。在中国的体制下,公共机构(政府有关部门、法院等)和社会服务对象(企业、个人等),在地位和权力上差别极大。

  

   它们在社会结构中有各自的位置及活动领域,处于分离状态,很少发生联系,甚至互有躲避。如同社会中形成很多蜂巢状结构,看上去拥挤在一起,但相互之间隔离。如果不是通过有关单位,个人和公务系统很难有效连接。

  

   这种情况类似在社会中形成了无数的“墙”,将公共组织(法院、政府)和个人需要隔离开来,分离了国家和社会,因而大量的社会需求难以利用公共物品—比如法治和法律——获得回应或满足。

  

   受访人员对此的感受是,法律在那里,但只为有权有势的他人服务,不是我们可用得上、够得着的东西。而义乌工会的新角色填充了上述结构洞,它将国家(公务机构方)和社会(服务需求方)制度化地联系起来了,结果使双方的接触通过这种中介机制更容易进行。这得益于工会的特殊位置。基层工会不是权力机构,不能用文件或行政命令处理问题,只能依靠积极奔走,沟通多方,竭力推动各个环节启动,直至判决兑现,比如负责将案例递交给相关部门—市法院、信访局、劳动局、110办公室、市消费者协会和市个体劳动协会等。工会主席还充分利用他的荣誉,并适时将其转化为政治支持资源。他广泛联络政界、知识界和媒体的行动,推进了义乌工会做法的合法化。

  

   上述做法需要依赖工会的优势,这就是它的特殊位置:准行政机构同时又是准社会团体的双重身份。工会跟很多政府职能部门有常规工作联系,它能够接近公务机构,也能接近市场组织,即连接政府部门、法律机构、企业主和劳工。

  

   这些条件使之在获得信息、搜集证据、积极协调方面可能发挥特别作用:调动法院、公安、政府(劳动部门)、媒体的资源,产生较大的联合推力促进事故解决,从而在促进社会成员个人和法律体制甚至国家体制的连接方面发挥作用。这种中介作用,赋予弱小个体使用国家法律救援的力量,同时在政洽上,促进了弱势群体对公务部门产生需求。

  

   比如,在工会主动接手劳资纠纷案件后,各种地下帮派组织的活动逐渐销声匿迹。这说明,以往社会中缺乏一个制度化的中介机制,把当事人和法律机构连接起来,让法律便于普通人使用,而义乌工会的新角色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见图3)。

  

   人们说这是工会发展出的新角色,没有错,但这些新作用的产生,显然借助了工会在体制内的原有位置—法团主义结构下的“准”社会团体地位。在中国,工会不是阶级政治的代表团体,无法采用组织、对抗、制衡、谈判和制造压力的办法处理问题,它更不是法律机构,不能主事判决。

  

但工会的社会团体性质特别,它在行政体制内具有人事编制、资源划拨和机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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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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