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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经济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分析

更新时间:2021-03-07 10:15:16
作者: 厉以宁 (进入专栏)  

   丁伯根在德列诺夫斯基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双重评价体系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丁伯根认为,德列诺夫斯基的贡献在于分析了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至于国家偏好和个人偏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则往往悬而未决。因此,丁伯根提出,这一方面要通过教育的发展来解决,另一方面则要依靠国家满足集体的需要来解决。

   德列诺夫斯基和丁伯根的有关双重偏好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个人偏好、个人利益、个人消费行为和个人目标之外,肯定还存在公共偏好、公共利益、公共消费行为和公共目标。后者显然代表了集体的意愿。这样,社会上每一个成员,不管是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都应当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行为准则又可以称为“社会规范”,也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的。

   那么,个人偏好和个人消费行为究竟怎样适应于共同的行为准则?这就涉及前面已经提到的两条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另一条是道德底线,任何个人行为,包括消费行为,都不能越过这两条底线。丁伯根提出的通过教育来协调个人行为和公共目标之间不协调,以及通过政府建设公共设施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事业或公共服务需求,都是可行的。问题未解决之处是:人与人之间有个人行为的不同、个人偏好的实现程度不一,而公共行为准则或社会规范则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这该怎么处理呢?

   4、如何看待个人行为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差距?

   如上所述,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既有个人偏好和个人行为的不一致,又有个人偏好和个人利益实现程度的不一致;而公共行为准则或“社会规范”则是统一的,这样,不同的个人行为和统一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差距如何缓解、如何淡化呢?如果这里涉及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问题,那就需要有一个依靠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来缓解和淡化的过程,相处久了,隔阂就会消失,彼此也会趋于协调。例如,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在经历较长时间内的共处后,他们与汉族之间的关系趋于融洽。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在既有个人偏好、个人利益、个人目标,同时又有共同偏好、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场合,如果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差距一直无法消失,甚至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责任归于谁呢?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是把责任完全归于个人。为什么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了?因为它的前提是:在社会上,只要个人偏好和个人行为同公共偏好和公共准则不一致,责任都在于个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一旦发生冲突,责任必定在于个人。也就是说,个人偏好应当让位于公共偏好,个人目标应当让位于公共目标。换言之,公共一方与个人一方相比,公共一方永远是对的。

   其实,这个问题仍有重新探讨的必要。在这里,需要对前面提到的两条底线(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先进行讨论。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共行为,都应当遵守这两条底线而不能例外。公共行为准则中,有一些是村寨、家族沿用下来的,成为某一村寨或家族祠堂的“祖训”,这些难道都符合法律标准或道德标准吗?比如说,抓住小偷要毒打,男女通奸要把两人丢人江水中,即使在过去的年代里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国法的,难道不该废除吗?

   公共行为准则不同于法律法规,它是民间逐渐形成的。在公共行为准则形成过程中,村寨、家族的领导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他们把原来就流传的乡规民约收集在一起,选择了若干条文,或经文人修饰过,就在村寨和家族中通用了。有时,乡规民约不符合本村情况,更需要结合本村特点做些调整,从此代代相传。城镇中,也存在类似乡规民约的行会守则、职工团体的规定等,它们也可能是祖辈传下来的,不管怎样,只要居民们同意就被居民遵守。由此看来,从历史演变过程到现阶段,公共行为准则是随时代进步而不断调整、修改和补充的。但既然是从前人那里传承下来而又经历代修改,那么它们不可能尽善尽美。于是也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当个人偏好和个人行为同公共行为准则发生抵触时,必定责任在于个人。

   还需要指出,历朝历代,尤其是到了近代和现代,文人参与地方公共行为准则的制定或修改、补充的场合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理想主义者或接受了理想主义思想或学说的人。他们参与制定、修改、补充传统公共行为准则的动机中可能就包含了理想主义的成分,即改造现存的公共行为准则。实际上,理想主义者所提出的设想,也许动机是善良的,但却不一定带来幸福,因为他们越是忠实于自己理想中的目标,就越有可能干预和破坏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的自发力量,而自发力量越是遭到破坏,给村寨和城镇带来的破坏就有可能越大。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公共目标或者被引向错误,或者既没有改换旧的公共行为准则,又没有建立新的公共行为准则。不能否认理想主义者中有一些“心地善良”“思想高尚”的人,他们把毕生精力用于树立“公共行为准则”,自认“问心无愧”,结果呢?他们把“理想”放到最高地位,最终脱离实际,陷于困境。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年俄国民粹派的农民村庄的改造规划,结果导致农民起来反对这些“到农村去”的民粹派成员,使他们的理想主义彻底破产。

   公共行为准则既然能够长期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有它们存在的理由。要修改一个地方的公共行为准则,是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因为当地的居民需要对修改之处有一个认识过程、认同过程、适应过程。不要操之过急,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为了缩小个人行为与公共行为准则之间的差距,除了可以重新探讨公共行为准则或进行修改、补充和调整而外,还可以对个人行为有新的认识。让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个人行为也是可以调整的,但这同样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这毕竟是在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都未被突破的范围内,不能使用强制手段。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劝说、教育、示范、激励等,促使个人行为同公共行为准则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但这些都不是短期就会结束的。社会在进步之中,经济在持久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认识在深化,旧的个人行为同公共行为准则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而新的个人行为同公共行为准则之间的差距又产生了。这不用奇怪,因为这是常态,人们应了解这些,适应这些。

  

   文章:厉以宁:《文化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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