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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尼采与未来哲学的规定

更新时间:2021-03-06 11:39:01
作者: 孙周兴  
制度性宰治和技术剥夺相互叠加,个体此在已经被数码化和均质化了,进入艺术家安瑟姆·基弗所谓的“数码集中营”之中了。这时候,保护个体和个体自由变成当务之急。

   令人惊奇的是,尼采对于这样一种处境和哲学的使命早就有了天才般的预感,他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这样写道:“必须证明的必然性:一种对人和人类的越来越经济的消耗、一种关于利益和功效的越来越坚固的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机构’,包含着一种对立运动。我把这种对立运动称为对人类的一种奢侈和过剩的离析(Ausscheidung):在其中应当出现一个更强大的种类,一个更高级的类型,后者具有不同于普通人的形成条件和保持条件。众所周知,对于这个类型,我的概念、我的比喻就是‘超人’(übermensch)一词。”尼采这里的说法虽然还不免含混,但其思想的基本定向是相当清晰的,而这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他所谓“超人”的意义。

   四、未来哲学的技术性:政治统治或技术统治

   我们这里的“技术性”规定,并不是说未来哲学将成为一种技术化的思考,也不仅仅是指技术问题成为哲学的主题,而毋宁是说,人类已经进入技术统治时代,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技术成了最大的政治。未来之思是“技术统治”前提下的思考,现代技术本身对未来之思具有指引作用。在此意义上,我们来说未来哲学的“技术性”。

   回顾历史,人类文明社会一直是“政治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无论是封建皇权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形态和性质各异,但根本上都是“政治统治”的形式。一般而言,“政治统治”是自然人类的权力实现方式。人类不同大小的组织和团体同样也具有“政治统治”的性质,哪怕是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个小组,都有一种权力运作和商讨议事方式。“政治统治”的实现方式主要是话语商谈,虽然商谈性质和程度不同,但即使是封建制度和极权统治,也少不了商谈和讨论。毫无疑问,现代民主制度是一种更全面和更彻底的商谈制度。

   然而,现代技术的进展却造成了一种更强大的统治形式,亦即我们所讲的“技术统治”。从大的方面说,技术工业的发展必然伴随——要求——统治形式的切换,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正是这种切换的实现,或者说是“技术统治”势力的上升,其突出地表现在19世纪中叶发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在20世纪上半叶,技术工业武装了资本主义国家,飞机、枪炮、坦克等先进武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技术装备的竞赛。但如果说,飞机、枪炮、坦克等武器带来的暴力杀戮还是自然人类可以感受和理解的,那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所造成的超大规模灭绝,则是自然人类完全无法想象和理解的事情了。原子武器的杀伤力是绝对的,被德国哲学家安德斯称为“绝对的虚无主义”。在安德斯看来,有了核武器,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新状态,人类已经无法掌握和驾驭自己的产品,人类的世界终结了,人类的历史终结了。按我们的说法,原子弹爆炸真正确立了“技术统治”。

   安德斯所谓“绝对的虚无主义”当然与尼采的虚无主义诊断相关,但他把虚无主义与现代技术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现代技术正在实施对自然人类的有组织的毁灭,技术发展的必然的终极结果是:世界将成为一个“没有人的世界”。我们看到,安德斯的这个说法恐怕正在实现过程中。今天,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类正面临双重威胁,即自然力的加速下降和高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所谓自然力的下降,特别是指人类繁殖能力在由技术工业(特别是化工产品)造成的环境激素的影响下现在正在加速下降。我们谁也逃不掉,因为连南极的企鹅们都无法避免,我们能逃掉吗?企鹅们只是比我们慢一点而已,它们身上的环境激素大概是我们人类身上的一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应该还持存着,但恐怕不再是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类了。另外,就是今天已经出现的超越人类智力的高智能机器人,我们已经知道了霍金的预言和担忧,在他看来,留给自然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不会超过百年了,人类终将丧命于人工智能。

   “技术统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所谓的“技术统治”压倒“政治统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个中意味至少有如下三点:其一,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主宰力量,或者说,现代技术已经脱出了人的掌控范围,是人力(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所无法控制和支配的了;其二,技术成为人类制度构造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社会生活被格式化和同一化,可计算性(数据)和量化标准成为社会衡量的唯一尺度,而且如今呈现出日益加剧之势;其三,政治统治作为一种权力运作和商讨方式,当然还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已经越来越成为技术统治的表现形式,是为技术统治所规定的,也就是说,今天的全球政治以及区域政治越来越成为技术资本博弈的体现。

   在技术统治的新时代,传统社会的政治方式和政治现象经历了彻底的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传统社会里基于冷兵器的武装革命和游击战在技术时代里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了。在自然人类的冷兵器时代,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民众造反是可能的,比如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之类的农民起义,游击战也是可能的,比如切·格瓦拉在非洲和南美丛林里闹革命;而要是放到今天,占有现代化武器的国家机器要把造反者和起义者消灭掉,已经成了分分秒秒的事,无论滋事者躲藏在哪里。谁若以为人们今天仍旧可以上山打游击、闹革命,那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想法了。本·拉登当年藏身的地方差不多是全球技术工业少有的一块“飞地”了,但也进入了美国全球卫星监控体系的范围之中,他终于也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或问:我们关于“技术统治”的观点是在主张一种“技术决定论”吗?不,我们宁可说是一种“技术命运论”。这种“命运论”起于海德格尔。以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发起于欧洲的“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之命。如我们所知,后期海德格尔用“集置”(Gestell)一词来规定现代技术的本质,他所谓的“集置”是指现代技术中的人类通过各种“置弄”方式来处置存在者(比如摆置、订置、置造、伪置等),同时当然也是指人类被现代技术所摆置而处身于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的命运之中。技术之“集置”是命运性的,它是存在历史对人类的规定(命定)。既为命,我们就得听命么?海德格尔大概想说,我们正是缺了命运感,早就不会听命了,才一步步地落到了现代技术的宰治之下。

   未来哲学是技术哲学。未来哲学必须对“技术统治”给出应对之策。在“技术统治”这个前提下,技术悲观论(多半是人文学者们的主张)和技术乐观论(多半是技术专家们的主张)都是不可取的,都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那么有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呢?我认为海德格尔正是在尝试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所谓“泰然任之”(Gelassenheit,let be)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消极无为的姿态,其实却是在寻求一种合乎命运的抵抗方式。海德格尔是要告诉我们:若要“克服”技术,必先“经受”技术。

   对于今日席卷全球的现代技术和资本工业,我们当然要抵抗,但是一种听命或者认命的抵抗。这种姿态并不是“技术决定论”或“技术宿命论”,而是“技术命运论”,在思想立场和人生态度上类似于尼采所主张的“积极的虚无主义”。“技术命运论”是一种听起来相互矛盾的二重性姿态:既承认技术的统治,又坚持抵抗的意义。

   五、未来哲学的艺术性:艺术与哲学关系之重构

   未来哲学的艺术性比较好解,实质上就是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重构。这个重构过程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历史阶段开展的,也许我们今天也还在这种重构过程中,也许未来依然将继续展开这种重构。

   在主流传统柏拉图主义的知识谱系中,艺术一直处于被哲学贬低和歧视的低端位置。这是西方文化史上的老话题了,“敌视艺术”甚至成了柏拉图的一大“罪状”。在近代知识论中,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通过感性与理性的认识论的对立而得以确立。虽然在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在尼采所谓“科学乐观主义”的历史氛围中,也出现了诸如维柯和哈曼等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试图破除理性对于感性、哲学对于艺术的权力秩序和等级关系,但真正的破局者是19世纪后期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时期,尼采就把创造的艺术与批判(认识)的哲学之间的关系设为民族文化的轴心关系,认为一个美好的文化状态(比如希腊悲剧时代)是艺术与哲学协调共生的状态,而至苏格拉底时代,理论科学兴起,知识冲动失去了控制,艺术与哲学的姐妹关系转化为等级对抗关系,艺术受到了理论文化(科学文化)的挤压。尼采给出的诊治方案是:重新调适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期待一种艺术性的哲学和哲学性的艺术,以及与此相应的一个新人类类型,即所谓“哲学家艺术家”。后来的海德格尔接过了尼采这一思路,把它转化为作为语言存在方式的诗与思的关系问题。而究其根本,是因为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未脱离尼采的基本思想策略。

   尼采和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关于艺术与哲学关系问题的重思为战后当代艺术的兴起作了准备,也可以说在当代艺术中获得了印证。当代艺术本身就是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重构过程,艺术与哲学对立关系得以消解,两者进入相互渗透和相互介入的状态。当代艺术(无论是装置、行为艺术还是新媒体艺术)根本上都属于“观念艺术”。然而,“观念”如何可能成为“艺术”?“观念艺术”如何可能?如我们所知,在历史上,无论是柏拉图还是黑格尔,他们之所以贬低艺术,都是因为艺术达不到普遍“理念”或“观念”。他们怎么也不可能设想一个艺术获得再生的后哲学时代的到来。

   “观念艺术”这个名称最好地阐释了当代语境中发生的“艺术哲学化”和“哲学艺术化”的双重差异化运动。“观念艺术”向来就是哲学艺术(哲学化的艺术)。无论是当代艺术的开创者约瑟夫·博伊斯的“扩展的艺术概念”以及他关于艺术超越视觉中心、转向物质研究的主张,还是当代艺术家安瑟姆·基弗通过艺术探究“基本元素”的努力,艺术主题的替代见证了我们所谓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重构。

   未来哲学是艺术哲学,是我们自然人类最后的抵抗。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技术统治景象:互联网、虚拟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加速把人类带向一个非自然化的甚至非人化的状态。自然人类文明的传统要素越来越被技术文明所挤压和消灭,人类文明和知识体系中可形式化和可数据化的部分将很快被智能技术化。然而,我们仍然可以预期的是,在奇思妙想—奇异性—想象力—创造性意义上,艺术与哲学构成互构交织共生的关系,将成为自然人类文明的最后地盘。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5期。注释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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