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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中: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和中日关系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1-03-05 18:05:51
作者: 吴怀中  
这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已经拒绝中国人及到过中国的外国游客入境情况,形成明显对比。从严格意义讲,安倍政府起初并未追随美国全面禁止中国游客入境,实施人员往来脱钩。相反,日本率先对中国抗疫提供宝贵支持和帮助,各界热情向中国提供大量防疫物资,并附以古诗词,中国外交部专门对日本各界的善意表达赞赏和谢意。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统计,仅至2月,日本机构和个人就总共向中国运送了38万副手套、15万套防护服、7.5万副护目镜以及众多的温度计和防腐剂等。当日本执政的保守政党自由民主党决定从其所属议员薪酬中扣除5 000日元(约等于47美元)来捐赠给中国时,日本的善意努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日还在地区多边平台进行防疫抗疫的互动与合作。中、日、韩3国继3月举行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4月与东盟举行抗击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及卫生部长特别会议后,5月又举行3国卫生部长视频会议,讨论如何在全球抗击疫情大流行的行动中合作,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东亚邻国卫生官员之间的首次会晤。

   其后,日本疫情开始告急,中国同样没有缺席邻国的抗疫努力。两国之间良性互动,礼尚往来,作为回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公众自3月份以来也向日本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中日地缘相近、人文社会交流密切,东亚传统文化中也具备不少的价值认同和思想共鸣,疫情发生之际,“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成为中日共同战“疫”的文化价值纽带。两国民众和社会舆论对相互风雨同舟之举高度关注和赞赏,合作共赢气氛进一步生成,彼此好感度皆有上升。中日相互驰援、守望相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疫情面前更是命运共同体,王毅外长亦表示“疫情面前,中日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6]。这种以“捐助外交”为代表的互帮互助,其时使人产生一种希望:这将有可能扭转这两个东亚邻国几代人以来的紧张关系。

   (二)中日确实需要加强合作,以重振遭受疫情重创的经济

   对两国政府而言,应对疫情后的经济低迷均将成为首要执政议题。安倍经济学是安倍的标志性经济重振计划,也是其对选民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但在2020年,据预测,日本将经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方面由于奥运推迟,战后最长景气期终结,内外需动能疲软,社会总需求恢复乏力,居民消费仍相当谨慎,对华经济依赖性进一步增强。日本政府表示,经济“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迅速恶化”,并且11年来首次在其经济评估中使用“萧条”一词[7]。疫情几乎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安倍想要留下的遗产——在奥运会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强劲复苏经济。

   截至2020年6月,疫情大流行已经导致日本近千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还在上升。安倍在应对疫情上行动迟缓、优柔寡断,原因也是因为他不愿把2019冠状病毒病置于其他政策优先事项之上——先是奥运会,后是商业和经济。即使在奥运会于3月24日宣布推迟之后,安倍仍然在维持经济活动和防止病毒传播之间存在犹疑。日本的利益相关者已经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花费了巨额资金,推迟举办估计将使日本再损失数千亿日元。2020年5月25日,还是为了保经济,安倍早早解除了全国的紧急状态,但东京每天的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疫情出现反弹。在日本广播协会(NHK)5月民调中,疫情影响下日本感到不安的人多达75%,对于疫情扩散感到不安的更是有86%之多。

   2020年5月底,日本政府提出了比预期大得多的31.9万亿日元的第二次补充预算,此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加上25.7万亿日元的第一次补充预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财政刺激总额目前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1%以上,这是冷战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日本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其财政平衡的沉重负担,预计2020年财政赤字将扩大至GDP的14%左右。

   西方还在艰难“战疫”的上半场或中场时,中国已进入下半场或扫尾阶段。中国经济成为疫情后最早复苏的经济体之一,第二季度GDP增速已恢复至3.2%,复工复产的进程比美日欧更快更实,并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复苏提供早期推动力。日本经济恢复及振兴指望中国的部分短期内不会减弱。当然,对中国来说,围绕经济、技术、人文交流等方面,中美双方都在采取减少对对方依赖的措施,部分脱钩不可避免,日本对中国经济来说的作用也在上升。中日强化经济合作显然是互利选择,可以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并对美国发动的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客观缓冲和牵制。

   (三)中日对国际形势的某些共识与相互理解增多

   国际观察者认为,中日“三观”分歧常在并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次疫情部分扩大或加深了中日在世界观、秩序观上的共同认知,这至少包括:美国并不完全靠谱、全球治理形势严峻、全球化遭遇危机、地区合作及一体化只能加速不能放缓。当然,日本外交的基本前提仍是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这些共识并没有自动转换为中日关系加速友好发展的直接推力,但也至少有助于推动日本外交方向在中美日三角架构间保持最低限度的平衡。与美国指责中国的疫情处理,声称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不同,日本至少最初基本上没有参与这种激烈的指责游戏。日本虽然对涉华疫情也有微词,但并不接受蓬佩奥的说法,即新冠肺炎源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事实上,疫情发生后,日本对因自身“亚裔元素”而受到美欧讥讽对待同样抱有不满3。两国的共同深刻体会是:中日刻意保持经济上的距离或自我孤立,在不必要存在的地方过分制造敌意,既会加深经济危机,也会延长复苏之路;疫情危机提供的教训不是强调分歧、阻隔合作,而是需要认识到让全球经济免于长期停滞和萧条的共同利益。

  

三、日本战略异动与中日关系“变调”

   疫情之下,美国全面打压中国以及大国博弈更趋激烈的总体格局,作为结构性因素很快对中日关系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作用,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无法忽视的是,在东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一个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日在海洋及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不会随着疫情流行而消失,安全紧张局势和不信任仍将存在。随着构成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明显,两国之间的裂痕开始浮现并继续扩大。自2017年以来一路升温的中日关系,发生了降温现象,并有不断冷却和下滑迹象。短期来看,疫情直接冲击了中日各层面的交流和往来日程,而此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及其牵制与竞争手段的执着推进,进一步对两国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一)直接扰乱既定交流日程,影响政治关系回暖节奏

   疫情对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生产生活等皆造成严重影响,尤其干扰了高层来往和制度化磋商的日程。众所周知,从2014年启动、2017年加速的这轮中日关系改善,其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双方领导人和政府的政治引领在发挥主导作用[8]。因此,从全局视野和长远战略而言,高层互动对中日关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就此而言,疫情对中日改善进程和节奏确实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进入2020年,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国家主席习近平行将访日的重要节点,中日相继发生大规模的疫情流行。本来,在2017年尤其是2018年以来中日领导人互访、达成“十点共识”的基础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2020年4月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将对中日关系发展起到有力的引领和升温作用,也是2020年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机遇和头等大事。但因疫情影响,此访不得不推迟,新的日期尚未确定,势头看好的两国关系改善计划被意外打乱。2020年5月起,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针对习近平主席以国宾身份访日的反对声音加剧,5月29日,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和外交调查会向政府提交有关“反对”的决议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等在5月到6月期间均对此事发出消极或慎重意见,河野更是表示要将中日安全状况作为前提来讨论习近平主席访日一事[9]。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指出,为实现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宾访日,希望日方为访问、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10]。

   习近平主席访日事宜发生波动的背后,是日本对华策略的微妙调整。大约自2020年5月始,日本对华政策出现消极动向和“跑偏”迹象,刺激两国关系的做法不时显现。日本明里暗里推动对华安全对抗、军事威慑以及经济“脱钩”,且在涉台、涉港、涉岛等方面显露出格言行,似有误判国际变局与“后疫情”形势、朝向不明智方向发展的苗头[11]。原因是安倍政府根据形势判断:第一,美国打压中国及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是中长期态势,中美“越顶”外交以及日被美“抛弃”可能性不大;第二,安全与海洋问题方面,短时无解,日本日益无力单独应对中国“压力”;第三,在选定节点和可控范围内,联手美西方、趁势借机,在规则及技术领域设限中国,有利日本保持“立国之本”的经济竞争力。

   国内外形势也使安倍产生某种压力感,回调之前的对华策略,谋增竞争优势,改变不利博弈态势。就外部因素而言,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其姿态转变是为了迎合与取悦华盛顿。特朗普政府“恶用”疫情,5月出台对华战略、升级制裁华为措施等,全面打压与攻击中国,中美对抗显著升级。不难想象,白宫会敦促日本等盟国加入其对华攻击和压制,助其摆脱困境[12]。对此,日本调整对华政策指向,似欲加入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地缘政治竞争与抗衡,例如最终决定协调和主导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在6月发表涉港联合声明等。与此同时,国内政治压力也诱使安倍改变对华姿态。疫情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日本自2012年安倍二次掌权以来的长期政治稳定,其应对疫情危机的领导能力受到质疑和批评,2020年4月以来的日本主要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赞成或不评价安倍的疫情应对表现与决策能力。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安倍执政基础及权力掌控显得更加脆弱。至2020年7月,安倍已连续6个多月没有出访国外,创2006年以来未外访的最长纪录,外交似已不再是其执政重点。在此情况下,安倍需要对有关涉华的内部压力做出回应,甚至不排除将内政的失败“甩锅”给外部因素。因而,日本对华政策的延续性,特别是其能否持续有力地改善中日关系,存在某种不确定性,这也大大拉低了疫情期间解决两国之间敏感问题的可能性。

   (二)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对中日经贸关系造成影响

   此次疫情,某种程度上确实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的范围和意义。疫情在生产、消费、投资等方面给日本经济带来明显冲击,日本认识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承认经济问题在国家安全思维中极为重要。在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紊乱和医疗卫生商品短缺的刺激下,日本内部加速展开关于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政策辩论。尽管几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逐步改善,但安倍政府仍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强我们供应链的健壮性和韧性”[13]。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应对中美“脱钩”的长远考虑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对华消极政策和措施,对这种政策辩论走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京仍需与华盛顿站在同一阵线,将新的战略重点放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上。从目前的动向看,经济安保方面,需要注意日本有调整战略并将经贸事务战略化、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倾向。

2020年春夏之交,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开始讨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的重头戏是经济安全战略,具体由国家安保局下设的“经济班”负责制定,目标是整合对外战略中的各种经济举措,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施策的一致性、统筹性和最大效力。安倍政府设想的经济安全战略五大支柱是:发展科学技术和保护敏感信息、保护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权益、消除5G等下一代电信标准的潜在威胁以及打击网络袭击、外商在日投资的出口管制制度和措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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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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