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单世联:“水晶宫”与现代文化的分裂

更新时间:2021-03-05 06:54:15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一边是美轮美奂的博览会,一边是浓烟污水的人间地狱,光明的盛会是以无数人的贫困和无数地方的烟灰为代价的。一个是真实的大都市伦敦,一个是虚构的焦煤镇,但狄更斯明白其间的关系:

  

   焦煤镇的这些特点,大抵和它借以维持市面繁荣的企业是分不开的;……这里又有许多使生活变为高雅的东西,我们不必问,这些东西有多大部分是造成贵妇人的条件,而这些贵妇人就不是乐意听到别人提起这个地方的人。[10]

  

   就是在“水晶宫”频频吸引游客的1862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伦敦。他不但看到了“水晶宫”、社区绿地、美丽公园,也注意到近在咫尺的破败、饥饿、穷人和街头妓女:“……这污秽不洁的泰晤士河,这浸透着煤烟的空气,这些气象万千的街头花圃和公园,这些像白教堂区之类挤满着半裸体的、粗野的、饥饿的居民的令人生畏的城市一角。拥有亿万财富和全世界贸易的市区,水晶宫,世界博览会……是的,博览会是令人惊异的。你感觉到把所有那些来自世界各处的无数的人们合成一群的那股骇人听闻的力量;你意识到一种巨大的思想;你感觉到这里的东西被获得了,这里是胜利,是凯旋。”“谁要是到过伦敦,大概总有一个夜晚到干草市场去过。夜晚,在这一个区的几条街上,挤满着成千上百的妓女。……这里是碰头的地方,又是宿泊之所。挤到这人群中来,甚至都觉得阴森可怕。这群人组成得这样古怪,这里有老太婆,也有你忍不住要停步凝视的美女。……在干草市场,我看到过带领自己年幼的女儿去做生意的母亲们。十二岁左右的小女孩拉住你的手,叫你跟她们一起去。记得有一次,走在街上,我看到人群中间有一个不超过六岁的女孩子,衣衫褴褛,浑身肮脏,赤脚,骨瘦如柴,被人毒打了:破衣烂衫露出她的身上满是累累伤痕。”[11]干草市场就是伦敦的焦煤镇。现代性在19世纪凯歌高进,但确实有无数的人、特别是底层平民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与国家的荣耀、权贵与富豪的飞扬相对的,是底层生活的艰难。而且,造就了博览会辉煌的,还不只是那些不幸的英国人。15个英国殖民地和海外领地参加博览会这一事实说明,那些被动接受英国统治的民族和人民,也以自己的创造和财富为水晶宫增色。比如博览会上有中国产品,向女王行礼的也有一个中国人。[12]而在此之前的1842年,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向英国割地赔款。当参观者、游览者目眩神迷于水晶宫的一片精莹时,中国,以及其他的英国殖民地,正在落后挨打的困境中饱受屈辱和痛苦。

   然而,“水晶宫”所体现的现代文明的光华和威力并不因焦煤镇或干草街而有所减损。启蒙的乐观主义并不意味着对现状的认肯,而是对未来的信念。进步是对现状的否定,乌托邦是未来的理想,因此启蒙主义以批判现实社会为起点。根据启蒙的逻辑,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的黑暗终将被理性之光所照耀,只要假以时日,爱尔兰的饥馑、干草街的丑陋乃至全世界的不平等、贫困等等,原则上都可以在进步的过程中予以改变。事实也是如此,第一次博览会之后,西方社会在消灭贫困、肮脏方面已经显示了巨大的成就。所以焦煤镇、干草街的存在,不但不足以否定“水晶宫”,反而更显示出“水晶宫”的意义:只有依靠它所体现的理性、科学和文明,焦煤镇、干草市场的阴暗现状才能改变。

   “水晶宫”及其象征的科技物质文明仍然是可以批判的,但必须另寻理路。伦敦博览会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争,把这一论题提上了现代文化思想的日程。

  

   2、 水晶宫:“新人”的乌托邦

  

   作为一个完美的、未来可能存在的地方,它首先应当是一个时间概念,但为了显示其和谐、稳定与可欲,被设计出来的乌托邦一般都呈现为一个孤立的、封闭的空间系统,一个不变的、永远美好的社会状态。这个空间当然是想象的,但又不只是凭空想象。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莫尔(Thomnas More)1516年设计的乌托邦的许多特征,可以在荷马《奥德赛》可描述的费阿刻斯(Phaeacia)城邦中发现;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构思共产主义的集体社会时,其灵感来自凡尔赛宫。事实上,“在它们早期的化身中,乌托邦通常被赋予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大多数被称为城市规划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乌托邦思维模式的影响。”[13]

   1859年6月,激进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伦敦参观了“水晶宫”,当时没有留下记录,但在其1862年问世的小说《怎么办》中,“水晶宫”却成为其理想国的原型。那是在女主角薇拉的第4个梦中,阳光灿烂的原野上,鲜花盛开,飞鸟歌唱。“在田地里工作的人差不多都在唱歌;不过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呢?噢,他们有收割庄稼。他们的工作进行得多快!他们的工作哪能进行得不快,他们哪能不歌唱!原来收割、捆扎和运送几乎全由机器代劳,……”这些人住在“一座高大的建筑物”中:

  

   它耸立在田野和草地、花园和树木林当中。田里种着我们俄国常见的庄稼,不过又跟我们这儿的庄稼不同,而是更茂密、更丰盈。……原野就是我们俄国的原野;可是这样的花朵今天只能在我们的花圃中见到。……然而这座建筑物,——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建筑式样?今天没有这种式样;不,已经有了一个缩影——塞屯南的小山上的宫殿:到处只见铁和玻璃、铁和玻璃。不,不只是铁和玻璃:这仅仅是建筑的外壳,它的外墙;里面才是真正的房屋,一座高大的房屋:这道铁骨透明的外墙仿佛一个匣子似的包蔽着它,跟它的每层楼中间有宽阔的走廓相连接。这内屋的建筑式样多么灵巧,窗与窗之间的墙壁多么狭窄啊,……这是怎样的地板和天花板啊?这些房门和窗架是用什么做成的?这是什么?银?白金?家具差不多也全是这样,……

  

   “难道这是我们俄国人吗?难道这是我们国土吗?”我听到了我们的歌曲,他们说的也是俄国话。”“对的,……这些人都是俄国人。”“将来所有人都这样生活?”——“是的,那对于所有人的都是一个永恒的春天和夏天,永恒的欢乐。”[14]

  

   春天和夏天是永恒的欢乐,隆冬也有欢乐,那是在南方。这里原是一片沙漠,现在也被改造成沃土良田,也有一座“水晶宫”耸立其上。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征服自然、移山倒海,创造人类的幸福。

   正像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在雅各宾派的通缉追捕中写成乐观昂扬的《人类进步史表纲要》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在阴暗潮湿的彼得堡要塞、听着涅瓦河涛声写成《怎么办》的。沙皇专制以中世纪的方式压迫着广袤土地上的巨量农奴,极为落后的环境使得改革者几乎看不到任何出路,他们只能在未来的乌托邦中寄予希望。正像孔多塞把人类史描绘成从原始时代、牧畜时代、耕稼时代、古希腊罗马、黑暗时代、文艺复兴、以印刷术发明为标志的革命时代、由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思想所引发科学革命时代最终走向繁荣和幸福时代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中的“诗人”也把人类社会概述从游牧时代、古希腊、中世纪、18世纪最终走向“光明而美丽”的未来,这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人充分就业、男女平等、文化繁荣的光辉时代。当薇拉走进“水晶宫”时,一千多人正在举行舞会。“他们多么键壮有力,多么标致清雅,他们的面貌多么神采奕奕,善于表情!他们是幸福的美貌男妇,他们过着劳动和享乐的自由生活,——幸福的人啊,幸福的人啊!”[15]车尔尼雪夫斯基充满激情地呼吁:“爱它吧,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促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吧。你越能够使未来成为现实,你们的生活就越光明而美丽,生活中的欢乐和享受也就越多。”[16]不但未来是光明而美丽的,走向未来的过程也是光明而美丽的。

   俄罗斯的社会改造计划由西方注入。经过彼得大帝(1682—1725在位)打开了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叶卡杰林娜二世(1762—1796在位)引进启蒙主义之后,俄国在军事、技术、物质(包括上层贵族的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彼得堡还模仿“水晶宫”、巴黎的林荫道及德国的大桥兴建了一批现代建筑,以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柏林旅游时发现:“柏林与彼得堡非常想象,同样笔直的街道,同样的气味,同样的……(然而,相似之点是无法一一列举的!)[17]在不断增长的西方压力和示范下,俄国的先进分子也以特殊的方式接受了启蒙主义。赢得反拿破仑战争的俄国军队曾于1815—1819年驻扎法国,一批青年军人感染了法国的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当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国后,对沙皇的专制感到无法容忍。一位老兵这样写道:“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皇家禁卫军第一师在奥拉宁鲍姆登陆,听副主教杰尔查文吟咏感恩赞美诗。祈祷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接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祖国时第一个令不快的印象。……最后,沙皇在卫队的伴随下出现了,他骑在一匹漂亮的栗色马上,手执一把出鞘的剑,他准备在皇后面前放下这把剑。我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那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那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失望;不自觉地,我想起了一只猫,它转变为一个美人,不过,却不能看见一只老鼠而不扑向它。”[18]俄国在现代化,沙皇和宫廷在学习西方的礼仪,古老帝国戴上了现代面具,但其权力的残暴性没有改变,受着严厉统治的农奴们没有获得公民权利,那是一个威严的沙皇在少数贵族的支持下统治着无数农奴的国家。早期现代化没有改变俄国的权力结构,它在强化着统治者力量的同时也在撕裂着俄国社会,局部改革所加剧的不义及其不断滋长的仇恨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中得到卓越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激进知识分子怀着对专制国家、特权阶层和有产阶级的仇视态度,传播狄德罗(Denis Diderot)、傅立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博克尔(Herry Thomas Buckle) 等人的启蒙思想和进步主义,酝酿改造旧世界的政治运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启蒙主义的领袖,他毕生以传播真理、科学、艺术为使命,他始终对人类怀有巨大信心。1861年他在《论罗马灭亡的原因》中强调:“进步是以智力发展为基础的;它的根本方面也简直就是知识的成就和发展……例如数学发达,实用力学便因而发达;而一切制造、技艺等等也就因实用力学的发达而得到改进……历史知识被发掘,那些妨碍人们安排其社会生活的错误概念便因而减少,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比以前安排得妥当些了。”[19]尽管启蒙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受到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德国历史主义的怀疑和反思,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接受的却还是原教旨的启蒙主义。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认为在文明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恰恰不是文学,而是科学——它“静悄悄地、不慌不忙地进行创造,它创造了一切;它创造以一切概念为基础的知识,然后它创造了人类的一切活动,给人的一切追求指出方向,给他的一切才能以力量。”[20]在《怎么办》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期待的“新人”罗普霍夫就是一名“科学人”,他爱恋的“未婚妻”就是科学——“她的势力比世界上任何都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42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