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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西方文化理论的三种类型

更新时间:2021-03-05 06:51:53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关注文化—利益—权力的关联。这些反自由人文主义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语言学批评、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对于这些“理论”来说,“自由人文主义”的理念是以特定阶级(如资产阶级)、种族(欧洲白人)、性别(男性中心)的价值标准为基准的意识形态,而这些“理论”中所坚持的思想是:政治无所不在,语言构建现实,真理非无条件,意义有偶发性,普遍人性是神话。[10]它们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不同程度地在政治上的反资本主义、反自由民主体制,在方法上的反科学主义,反各种类型的实证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需要“理论”来解释和说明这一切;而诸种理论本身也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回应着时代主题。两方面结合,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满足的“理论市场”以及为此而构建的“理论帝国”、“理论写作”,它广泛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却很难归于某一学科话语。这就提示我们,1960年代以来的“理论”并不只是对文艺作品和文化实践的阐释和分析,而有太多的语境制约和政治纠缠。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类“理论”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欲终结“理论”的左翼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承认:“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11]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类“理论”的盛行或许正掩盖着文化的贫乏和感受性的丧失。如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指出:“我认为当前理论在文学、历史、社会学等论述中的胜利,其实是自我欺骗:无非是因为科学占上风,人文学科为了背水一战而发展出来的。”[12]

   理论与批判紧密相联。自苏格拉底把自己塑造为“牛虻”之后,知识分子对其生存环境特别是其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批评以及因此而来的疏离和对抗,就一直贯穿着西方文化史。在西方观念中,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反思、质疑和批判来探索文明和人类生活的更好的选择。而且,他们也能够将他们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理论文本,大多数由学院知识分子所书写,那些将其他活动,如游玩、打猎、角斗,或肉体享受看得比沉思与理论活动更有价值的人,那些沉浸于文化娱乐、从文化产业获利的人,不会有心思也不可能留下文字记录。“理论”自有价值,它不但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的表现形式,也是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指南以及由文本而社会、而政治的导引。不过,在“理论”已经拥有相对独立性和一定范围的市场并因此而具有自我生产的动力和机制之后,我们也要警惕过于繁茂、过于复杂的理论可能会遮蔽现实,钝化个体经验与感受能力。总之,没有“理论”不能理解文化,仅有“理论”也不能理解文化。

  

   二、现代文化思想

  

   当然,1960年代以来的“理论”只是狭义的文化理论。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当代“理论”,那么文艺复兴以来,随着政教分离、文化独立而逐步形成的现代性文化观念、文化标准、文化评论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厚的思想传统,其核心是三个奠基者、两个关键人物、四大流派。上述当代“理论”也应当在这个传统内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三个奠基者是指意大利的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法国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德国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反对经典启蒙主义假设,维柯反抗笛卡尔,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决裂,赫尔德反对法国启蒙主义,在狭义的启蒙理性、逻辑理性之外,他们发现了、打开了广大的文化世界。

   为现代哲学奠基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其思维是数学式的思维。笛卡尔认为,数学直觉与数学演绎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他的最高目的是把所有的科学,不管是物理学还是“后物理学”即形而上学,都转变成数学。据此,逻辑体系是真理与认识的重要条件,没有体系就没有科学。在体系之外,只是一些不相关的事实堆积,我们不能从中发现任何东西。但在维柯看来,反对笛卡尔的数学模型,因为它忽视了人类经验中最丰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不属于自然科学的一切,包括日常生活、历史、人类的法律和制度,以及人类自我表达的各种方式。对维柯阐释最力的当代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评论说:“维柯实际上发明了社会知识的一个新领域,它包括社会人类学,以及对语文学、语言学、人种学、法理学、文学、神话学的比较和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最广义的文明史。”“如果说有一个人独自创立了一个伟大的研究领域,涉及神话学、人类学、历史考古学、语文学以及语言学、艺术的历史批评,那么这个人就是维柯。”[13]如果说笛卡尔式的哲学是从永恒的观点出发思考宇宙,那么维柯的“文明史”则意味着从时间和进化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由于维柯的“文明史”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不像后世狭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战争史,因此其“新科学”也就是“文化科学”,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实际上成为文化理论的基础。比如人的本质不是静止不变的,它甚至并不包含一个历经变化而仍能保持同一性的核心或本质;人的创造物,如法律、制度、宗教、仪式、艺术、语言、音乐、行为法则等,并非被创造出来供人愉悦、使人赞美或传授智慧的人造品,也不蓄意发明出来操纵或统治人们或促进社会稳定或安全的武器,而是自我表达或与其他人类或上帝交流的自然形式。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也能理解自己的历史,恰如他们不能理解而只能观察和解释外部自然,因为自然不是由他们所创造的。“因此,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原则上不同于他们对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的知识。对外部的世界,他们能够观察、描述、分类、反思,并且能够记录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规律性;而他们所创造的那个世界则遵循他们自身加之于他们的创造物的法则。……所有人类活动的知识都是如此,因为人既是创造者,又是演员和旁观者。历史既然涉及人的活动,是努力、奋斗、目的、动机、希望、恐惧、态度的经历,因此,它能够被以这种高级的(“内在的”)方式被认识,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不可能成为这种方式的范式——在这个问题上,笛卡尔主义者因此一定是错误的……”[14]因为笛卡尔派清晰明确的观念不能被有效地应用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之外的领域,所以人类的知识如果不想局限在自身的抽象的的概念领域,就必须超越数学。维柯创造了“理解”(understanding)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成为德国“精神科学”、“人文研究”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维柯被认为是“反启蒙”的思想家,但20世纪中期以后,就有学者认为,维柯并不是处于思想的旷野中,他与英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关系,他像洛克与牛顿一样试图界定人的能力,他对18世纪欧洲文化的影响(其渠道一度没有受到关注)等,都表明他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与逻辑主义、与数学的对立不能理解为与启蒙运动的对立,甚至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笛卡尔的对立。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维科的著作看作不是运用于数学与物理学学,而是运用于历史的新的《谈方法》。这里的关键,是要阐释一种足以容纳像维柯这样一位思想家的拓宽了的启蒙运动概念。意大利学者科斯塔(Gustavo Costa)指出:“把《新科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产物来解释,我们就能够把维柯看作是在各门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领域里发展洛克思想的一个独创性哲学家。”[15]解释维柯的这种方法,也恰好可以用来解释卢梭科斯塔就认为:“在法国,维柯的哲学被认为是卢梭思想的先驱。”[16]卢梭的观念和主张,与法国启蒙的主流尖锐对立。在其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1749)中,卢梭就以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野蛮人与文明人、雅典与斯巴达的对立为方法,对文明展开了一次伟大的控诉。卢梭理想的社会是斯巴达和古罗马,为后人景仰的雅典则为他一再拒绝。在他看来,无论是伟大的艺术、严肃的科学、社交礼仪、有规则的商业还是高效的近代政府,都无助于道德的进步。他以古代共和政体下善良市民与现代追逐私利的资本家相对比,认定自私自利、贪婪无义、奢糜浮华、追逐浮名等都是文明社会的副产品。在《致达朗贝尔》卢梭搬出清教徒数百年来反对戏剧的全部武器,斥责戏剧在社会生活中不良影响,它不但不是什么道德学校,也不是什么正当的娱乐,而是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下降负责的罪恶的渊薮。它也许适合堕落和巴黎人,却会腐蚀纯洁的日内瓦人。自古希腊以来,戏剧及整个文明从未遭受如此严厉的攻击和拒绝。反艺术、反戏剧的实质是对文明的敌意和反叛。面对腐败、虚伪的文明体制,卢梭高高树起了一面大旗:自然。自此“回归自然”的呼号一直在文明世界萦徊不已。由于这些揭发,卢梭成为文化艺术的伟大批判者和文明社会走向衰落的预言家,但作为“百科全书派”的一员,他仍然是启蒙巨子。

   我们还可以通过维柯、卢梭与启蒙的关系来理解赫尔德。赫尔德是民族主义、历史主义的先驱,其思想一直被认为是与启蒙理性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其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化的著作被英译者定名为“反纯粹理性”。但赫尔德所反对的,是压制经验的形而上学,他所提倡的是经验主义理性;人不是纯理性的人,而是历史中的人。所以他仍然是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在文化上,赫尔德以其对文化多元主义的阐释与表彰而知名。根据伯林的考察,赫尔德有三个重要观念。一是民粹主义。人们如果想充分实现他们的能力,进入其最佳状态,他们就需要属于可识别的社群,这些社群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态度、风格、传统、历史记忆和语言。二是表现主义。人类的活动,如语言、艺术与文学、宗教与哲学、法律与科学、游戏与工作等,表现了个体或群体的完整个性,人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也就能够对它们理解到什么程度。人类的所有作品,都是一种自我表现形式,其目的不是提供客体或产品,而是人们之间活生生的交流过程的一部分。自我表现是人类自身本质的一部分。三是多元主义。既然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态度和思维、感情和行动方式,都创造其自身的集体理想,而正是由于这些理想,它成其为一种文明,那么只有根据其自身而不是其他某个民族的价值尺度、思想和行动准则,它才能够被正确理解。人类历史不是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各种独特的、异质的文明的演替,这些文明相互影响,它们各自拥有内在的统一性,是单个的社会整体,可以从本身得到理解,而不是主要是作为通向其他某种更完善的生活方式的诸多步骤。伯林认为:对赫尔德来说,“人就是人,在所有的时代都有其共同的特征;但是他们的差异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正是差异使他们是其所是,使他们成为自己,不同的人和文化的独特性正是表现在这里。“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不仅是对多重性的信仰,而且是对不同文化和社会的价值的不可通约性的信仰,此外,也是对同样有效的理想的不相容性,以及暗含的革命性后果的信仰,也就是说关于理想的人和理想的社会的古典观念,在本质上是不连贯且无意义的。”[17]维柯等三个奠基者在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理性之外,看到了人性与历史的多元复杂性,提出研究全部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奠定了“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基础。进而,他们反对科技理性至上,批判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并据此探索文化艺术、精神生活、人文价值的独特性、创造性,提出了现代文化的主题。但他们毕竟没有建构一套文化理论。

两个关键人物是指德国社会理论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西美尔(Georg Simmel,18858—1918),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提出了文化的自主性。韦伯所发现的西方的理性化,即统一的、支配性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逐步瓦解,多元价值领域(政治与经济、智力和科学、性爱与个人)是在社会发展中获得自主性。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再是一统天下的整合性的意识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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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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