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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思想解放之后的选择

更新时间:2021-03-05 06:12:55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历时十年的“文革”,不是“史无前例”、“就是好,就是好”的伟大革命,而是必须吸取的反面教训,是灾难深重的“浩劫”,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之间,是一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化思想史上,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也被称为新的启蒙运动,其核心是发扬“五四”启蒙精神,总结极“左”路线的历史教训。尽管这一思潮与随风而去,但其开启的方向却一直在规划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1、回首延安传统

  

   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在言论上,以南京大学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的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为重要。

   周扬的报告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年代的学术讨论会,其来龙去脉有一定的偶然性。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介绍:“1979年春天,要纪念‘五四’。……我认为在新时期,我们要的民主和科学应该有新的内容:在民主方面我们强调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方面要特别注意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科院党组中黎澍和温济泽在纪念‘五四’应该强调科学和民主这一点上同我完全相同,于是我在党组会上提出要以社科院名义召开一个以讨论新时期中发展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组织院内学者们积极参加。并且建议在院内建立一个由周扬、温济泽、黎澍和我四个党组成员组成的会议筹备小组,进行工作。我们知道在这个学术讨论中我们想强调的这些内容与胡乔木想强调的肯定会有距离,但是‘五·四’六十周年又不能不纪念,纪念‘五·四’强调科学和民主又是理所当然,胡乔木不好反对,如果他不同意我一定要他讲讲他的道理。由于在社科中我分工负责学术工作,我觉得应该这么来办。会上胡乔木倒没有提不同意见。黎、温和我觉得开好这个学术讨论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主题报告。大家认为周扬是作这个报告最合适的人,于是我们去请他。而且希望他在开会的第一天,即五月四日正日子,第一个讲,周扬同意,问了一下胡乔木他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2]假如于光远等人没有想到要搞一场报告会,假如他们没有想到请周扬做报告。假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不同意见,这个报告可能也就没有了。

   但无论如何,于光远、温济泽是找对了人。周扬的政治地位其实不算太高,“文革”前后基本上就是在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这个层次,只不过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中,为数不少。但是,周扬曾经是文艺界的最高领导,而文艺,在毛泽东时代又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意义。同时,周扬不但深得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语言风格的精髓,而且也曾深得毛泽东青睐,多次以个人的名义发表重要理论文章。要说明的是,在“文革”前,只有陈伯达经常用个人的名义发表宏篇大论,其他的众多“秀才”一般不用个人名义。比如1960年代著名的“九评”,用的都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同时,周扬还经常在文艺界、文化界的重要会议上做主题报告,大气磅礴而锋芒毕露。1958年,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名文《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发表后,韦君宜当时就认为是“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3]王蒙则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说:“60年代,他给社会科学工作者讲反修,讲小人物能够战胜大人物,那时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峰,那时候他的言论锋利如出鞘的剑。他在著名的总结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提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时候,也是寒光闪闪、锋芒逼人的。”“我听到不止一位老作家议论的举止,在开会时刻,他当然是常常出现在主席台上的,在他主席台上特别有‘派’,动作庄重雍容,目光严厉而又大气。一位新疆少数民族诗人认为周扬是美男子,另一位也是挨过整的老延安作家则提起周扬的‘派’就破口大骂。还有一位同龄人认为周扬的风度无与伦比,就他站在台上向下一望,那气势,别人怎么学也不像。”[4]

   周扬“文革”前最重要的文章当然是1958年《文化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63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前者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后者是文化思想界反修的动员令,均为毛泽东所修改和赞赏。以后一篇报告为例,毛泽东修改了22处,加写了八段文字,其中最长的四百多字。其时正值中苏论战高潮期间,“九评”已经发表了4篇,毛对它的重视似乎还超过当时其他的论战文章。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回忆说:“毛对中苏论战的各篇文章,大都看过也作过修改,但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档案来看,改写和加写的段落这么多,像周扬文章这篇的,没有几篇。周扬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这种发表方式,同正在发表的九评完全一样,而且也同这些评论一样,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并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播音员以格外庄重的声调,朗读这篇文章。”[5]“文革”后,周扬最重要的文章是1979年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1983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后一篇文章因其“人道主义”、“异化”等理论问题,还引发了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因此影响广泛。

   似乎也是偶然的。周扬的这4篇文章与其政治命运直接相联。尽管从延安时代起,周扬就是党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只有在经过了1957年反右,胡风、冯雪峰、丁玲等可能挑战或具有挑战潜力的竞争者都已倒下后,周扬才真正成为中国文艺的“总管”,《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即是主要标志。而当周扬1963年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时,他的辉煌已经到头,因为毛泽东严厉的目光此时已经转向文艺界,作出了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第一个“批示”,目标直指周扬。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秀说:“……周扬自己实际上已是文艺界第一号被批判的对象了。他有点像是带着枷锁在跳舞,是怎么也好看不起了的。在周的这篇报告之前,即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已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6]同样,周扬在1979年做《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时,虽然此时他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此报告影响极大,并直接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就有人说,纪念“五四”,一片空白,只有一篇周扬的大文章。[7]“这一篇报告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8]果然,周扬很快官复原职,又一次活跃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但4年后,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却受到严厉批评,周扬被迫发表公开检讨,从此暗然退场,直至去世。

   “五四”纪念年年搞,周扬这一篇报告的影响力,源自其直接参与到对当时正在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其核心就是: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还是社会实践,才是判断问题的标准?周扬的创意在于,第一次把以这场讨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延安整风并列,使这一讨论的合理性、必要性、历史性得以阐明。在当时,也只有这篇报告这样做了。

   周扬报告中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在形式上是改文言为白话,创造言文合一的新文学,在内容上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孔学和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9]延安整风是第二次。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关键问题。“整风运动的宗旨,仍然是解放思想,但不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教条下,而是从‘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关于马列的教条、第三国际的教条下解放出来。”第三次是“文革”结束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三次思想解放的特点都是反对思想僵化、反对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在现代中国,束缚、控制着人们思想的教条分别是封建传统、马列教条和现代迷信。

   把历史分为若干阶段加以分析和处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做法,而以“五四”和延安整风为现代中国的两次文化革命,又是周扬早已有之的历史观念。1951年,他在一个报告中说:

  

   1942年毛泽东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新文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10]

  

   当然,1979年的周扬并不只是在前两次之后再加上第三次,而是要说明何以有第三次。在他看来,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其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如何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封建传统的打破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就。”马克思主义进来了,但又被教条化,所以有第二次解放。此后又是一轮教条化,因此需要第三次解放。在这个意义上说,分析三次解放运动,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何以一再被教条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教条化的原因,周扬是根据毛泽东的观点进行分析的。毛泽东有言:“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11]根据这一观点,周扬论述道:

  

   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马克思主义就走向反面,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八股、新教条。它同封建老八股、老教条一样,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一种精神枷锁,压制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这种教条主义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同时又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发展。

   五四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那时候许多人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使用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式,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就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老八股、老教条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肃清,一些新思想。新理论却又在一些人的手里变成了洋八股、洋教条。

  

五四思想其实并不能简单地总结为反传统、接受西方,但就其主旋律而言,与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相应的,是其对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热情的、不加反思的接受。陈独秀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2]陈独秀与“五四”思想均丰富复杂,不是一句“洋教条”可以概括的,但“五四”催生了、强化了尊西趋新的思潮则是没有疑义的。五四时期的中国面临的两个“西方”:一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西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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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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