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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思想解放之后的选择

更新时间:2021-03-05 06:12:55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也就是陈独秀等人早期所信任的西方。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内在的冲突和暴力,战后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突显了西方文化中弱肉强食,而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又彰显了社会主义作为另一个更先进的“西方”的形象。于是,陈独秀等人迅速抛弃第一个西方而趋向第二个西方。当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时,尊西趋新的思想模式并没有变,以西方批判中国传统的文化立场也没有变。这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时,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的教条化。所以,就思维方式、文化取向上说,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与“五四”潮流确有内在关联。当然,毛泽东/周扬的论说过于概括,因为“五四”的思想主流科学与民主,并未在教条主义那里得到发展,五四与左倾教条只是部分地关联。

   对于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被教条化的原因,周扬将之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阴谋:

  

   林彪、“四人帮”用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又利用我们队伍中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僵化,以及一些青年人的幼稚,采用极左的口号,极力制造现代迷信。他们假“高举”以营私,通过宣传“顶峰论”、“天才论”,制造偶像崇拜、宗教仪式,提倡封建伦理、愚民政策,完全否定了延安整风精神,使得“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的现代迷信,风靡一时,流毒全国。这种现代迷信,成为林彪、“四人帮”借以进行篡党夺权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一方面,用为伪装自己,欺世盗名,给人们以只有他们才是“最忠、最忠、最忠”的假象。另一方面,又是打人的大棒,用它来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对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暴虐摧残,实行“全面专政”。

  

   这里的关键是,为什么全党、全国人民会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呢?周扬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他只是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利用了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延安整风运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思想上扫荡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得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外得到空前的传播。”这表明,整风运动清除了对苏联、对共产国际、对马列教条的崇拜,同时“空前传播”了毛泽东思想;在清除了对共产国际的崇拜后,酝酿了对毛泽东的崇拜。

   就反对各种教条而言,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当然是连续的,但反对封建传统的后果之一,是为“洋教条”(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马列教条)挪出了空间;反对“洋教条”的后果之一是再一次制造了新的本土教条。“言必称希腊”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但“言必称秦始皇”的现象又出现了。

   无论是洋教条还是土教条,都是教条主义,都是危害深重。为什么会重犯呢?这就提出了延安整风是否真的完成了“反教条主义”任务的问题。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形成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影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具有创造精神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他们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生吞活剥地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奉为神圣;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总结实际经验并从中引出结论以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在他们看来,凡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说的,凡是苏联做的,就是金科玉律,必须照办,丝毫不能更动,稍有违反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扣上种种大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扬强调:“在这个惨痛的事实面前,全党终于醒悟过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整风运动,意在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正确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当然是整风运动的功绩,但周扬没有深入论述的是,延安整风其实并没有完全清除对苏联的崇拜、对教条的崇拜。这有两个方面。在策略上,正如黎澍所指出的:毛泽东在与王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另一方在又必须表明他忠于教条主义。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要把王明整下去而不开罪第三国际,只有这样办。实际上斯大林十分看不起中国人,根本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认为中国共产党成不了事。……毛泽东不得不十分谨慎,极力表现忠于斯大林,学苏联学得非常坚决。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13]在理论上,胡乔木说得更清楚:

  

   延安反教条主义对斯大林的一套体系没有批判。对斯大林建设党、领导国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理、方法没有批判,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本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14]

  

   比如,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集斯大林主义之大成”的《联共(布)简明党史》一书就非常看重,不但自己阅读多次,并以之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而且还学习斯大林以两条路线斗争为党史编纂模式的经验,总结中共党史。直到1956年苏共批评斯大林之后,毛还这样说斯大林: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用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15]延安时期批判的是对共产国际、对苏联的崇拜,但没有清除教条主义的“原理、方法”,因此很容易产生新教条主义。一些被认为是独创性的观点,实际也源自苏联。如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观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所已经提出来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16]也就是说,延安时期的反教条主义是不彻底的,毛泽东部分地保留了、发扬了苏联的教条主义。“大救星”、“红太阳”、“伟大领袖”、“最高指示”这些观念与概念,如果不是直接至少也是萌芽于延安时期。

   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是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并未真正告别苏联教条主义。但更重要、也更复杂的问题是,毛泽东又确实有不同于苏联或斯大林的一套。而另搞一套的后果,实际上比苏联更糟。

   1949年后,毛泽东宣布在外交上一边倒,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苏联老大哥”成为中国的典范,全盘苏化风行一时。1956年,苏共对斯大林问题有所揭露,毛泽东的基本判断是“揭了盖子,捅了漏子”。头上了“盖子”揭开了,毛泽东有了自由感,有了独立自主的空间。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在坚持对斯大林“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的同时,也多次批评共产国际、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多次批评对苏联的崇拜。这是正确的、必要的,至今也应当给予充分评价。但其动机和过程又是复杂的。毛泽东当然可以合理地认为,被赫鲁晓夫揭发的斯大林有许多错误,揭发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缺乏政治谋略,苏联人有什么理由永远充当老大哥?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开会,亲身体会到一些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东西,已越来越被苏共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弃了,他认真考虑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只是中国还不具备当大哥的能力:“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人造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17]领袖的地位取决于国家的地位,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实力,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例外。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表示苏联15年赶上美国,中国15年可以赶上英国,并立即向国内发出指示,部署大跃进。他自信,如果中国经济搞上去了,在苏联可能变质的背景下,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18]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薄一波传达了毛的一个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不算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19]社会主义要与资本主义较量,中国也要与苏联的竞赛:苏联不过变成两个美国,中国却是英、美、苏一起超过!“赶美超英”是当时的口号,其中毛泽东更看重的是“超苏”。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20]“大跃进”运动,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实际上也想和苏联较一回劲,继斯大林之后充任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正是从大跃进开始,个人崇拜开始抬头。

   以苏为鉴,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毛泽东1959年有一个总结: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21]

  

   这里我们存在着一个类似:革命时期,党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才在延安整风中完成了“走自己的路”;在建设时期,党经过七年的探索,才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如果说我们党通过延安整风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十多年后建立在反右、总路线基础上的大跃进却失败了,而这个失败又成为通向“文革”的起点。胡绳主编的党史总结了这个过程:“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7年整风反右后,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固然可说是八大一次会议后前反复强调的从革命转变到建设的正确战略思想的延续,但这种转移同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结合在一起,同‘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结合在一起,离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不能不走偏方向。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学习要和独创相结合,批评过去八年经济工作(主要是生工业和计划工作)的教条主义,认为这是在外国经验的压力下,不能独立思想,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的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而本来是应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完全抛弃这些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22]

这种“现代迷信、新蒙昧主义或新奴隶主义”,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之后形成的新的教条主义,有些方面比王明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延安时期任毛泽东秘书、参与起草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胡乔木,后来就对比说:“我们对历史上的教训忽视了,人是很难牢记历史的教训的。比如1945年的《决议》里面批评左倾错误时讲:‘……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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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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