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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更新时间:2021-03-05 05:58:04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的主要规划者之一。陈独秀后来回忆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蔡元培的“思想言论”主要是教育上的“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兼容并包”和“以美育代宗教”等。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他有效实施了这些教育思想;在全国教育总长的任上,他把“美育”作为国家教育方针。在其议论影响与权力推动下,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有中国特色而又举世无双的重大作用,他所提倡的“美育”则成为各类学校的专业或课程并深刻影响了文化生活实践。一个世纪以来,学术文化界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多有研究评论,本文作者在《中国美育史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也有过分析评论。但相关成果都没有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新文化运动三位领袖中,只有蔡元培旗帜鲜明地“非宗教”,而陈独秀、胡适两位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态度都比较尊重。这就提示我们,有必要对“以美育代宗教”作为文化规划的特殊性质及其含混内涵做进一步的澄清。

  

   1、美育的现代性

  

   “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毕生的文教思想。1938年,蔡元培自述其学思归宗:“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的条目有五:(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德育、智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惟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余心,因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2]虽未“专著一书”,但蔡元培在其相关论著、讲演中,对此已有连贯性论述。以蔡的身份、以他的重视程度、以此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三点来看,“以美育代宗教”不只是一种学术观点或文化主张,而且在统盘考虑中西古今之后为中国文化所作的一种规划。

   蔡元培自认“美育”这一概念由他在1911年率先引进的[3]。但早在1903年,康德、席勒、叔本华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人王国维,就已提出并讲解了“美育”的观念。王国维认为,人的能力包括精神能力和身体能力,“完全之人物”就是精神和身体“无不发达且调和”的人。人的精神能力可分为智力、情感和意志三个部分,完整的教育体系必须包括增进智力的“智育”、强化意志的“德育”、调和情感的“美育”、训练身体的“体育”。在此“四育”中,美育的作用,一是丰富人的感情,“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并养成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二是作为德育的手段,陶冶人的心灵,使人变得高崇纯洁。所以,美育是人性教养的必要环节,为“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4]王国维所理解的“美育”,不只一种艺术知识和创作技艺的传授和学习,而是守护人性、涵养人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方式,这与他介绍并肯定的“人之自身,本有目的”的康德哲学是一致的。[5]因此,“美育”在中国的成立,须以一种现代“人学”,即肯定个体价值、尊重生命和生活的多方面需要为前提。王国维有关美育的译述发表于他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1901年5月—1908年1月),读者主要是教育界人士,且无全国性文化运动的支持,故影响不大。而蔡元培则中国教育界公认的领袖,其论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之一,故登高一呼,迅即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化的规划项目。在此前后,梁启超的“趣味主义”、吕徵的“美的人生”、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化”等都以不同的方式配合、响应了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蔡元培所说的“宗教”主要是一种原始文化现象,包括初民德、智、体、美诸种要素与活动,而在社会文明进化后逐步解体。在此“现代/过去”的叙述系统中,“以美育代宗教”具有真正的现代自觉。对此,他有两种基本相同的说法。

   一是在1917年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把宗教定义为人的“精神作用”:“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社会文化进步之后,宗教中的知情意三种要素都分别独立出来。如科学可以对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一一加以解释;文艺复兴以后,各种艺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近代学者还可以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之公例来归纳道德原理。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美育之所以可以代宗教,因为宗教的构成要素中只剩下美感。[6]

   二是在1930年的《以美育代宗教》和1932年的《美育代宗教》两文中,蔡元培把宗教定义为“旧时代的教育”、最初的“教育”。他说:“……在最初的时候,宗教完全是教育,因为那时没有像现在那样为教育而设的特殊机关,譬如基督教青年会,讲智德体三育,这就是教育。”[7]如“说明自然现象,记上帝创世次序,讲人类死后世界等等是智育。犹太教的十诫、佛教的五诫,与各种教中劝人去恶行善的教训,是德育。各教中礼拜,静坐,巡游的仪式,是体育。宗教家择名胜的地方,建筑礼堂,饰以雕刻图画,并参用音乐舞蹈,佐以雄辩的文学,使参与的人有超尘世感想,是美育。”但“从科学发达以后”,不但自然、历史、社会状况都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识、幽灵一类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发达以后,知道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随地、随时而不同,所以现代道德决非古代圣贤能预为规定;自卫生成为专学之后,体育也不依赖宗教。如此则宗教中尚有价值的,只有美育的元素了。“庄严伟大的建筑,优美的雕刻与绘画,奥秘的音乐,雄深或婉挚的文学,无论其属于何教,而异教的或反对一切宗教的人,决不能抹杀其美的价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点,止有美。”[8]据此,宗教是原始愚昧的产物,早已随文明进化而自我解体,美育不只是“代”宗教,而几乎就是宗教的唯一原素了。

   从这两种论述来看,蔡元培所论只是一个文化史的事实。但是,这种叙事其实是他基于其现代价值观对宗教演进所作的一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比如,在现代中国推动基督教“本色化”的宗教家赵紫宸认为:“基督教没有流布之前,西方美术,都是威肃呆滞,孤特整齐的,或为阶级的表象,或为个性的展发。无论雕镌诗歌建筑音乐,都不能在庄严中含温和,在活泼中具精华奥,在冷淡中藏热诚,在个性中容社德,在想象中发实际,在情感中见人道,在浑厚中呈宽裕,在荒诞中有节制,在敏捷中存含蓄,在整齐中表自由,在混一中聚纷歧。虽是这样,要皆起于宗教,因宗教的感情,必恃形式而彰著,而形式之中,惟美术所发为最当。由是宗教的需求,成全美艺的进步。后来基督教盛行,美术因为《圣经》中所载的威严慈爱的上帝,和可贵能救的人类,种种神秘的,人道的,自由快乐的教义,一变其精神和性质。……我国学者不察,徒谓宗教徒借重于美艺,不知美艺实就成于宗教,因此有美育代宗教之说。”[9]赵紫宸的意思是说,宗教改变了艺术,艺术赖宗教精神的灌注而伟大,故艺术不可能代宗教。蔡元培对西方艺术体会甚深,他不可能不明白赵紫宸所说的道理。在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赖斐尔(Raffaello Santi,通译拉菲尔)的述评中,蔡元培以赖斐尔的《基督现身》(la Transfigeration)一画为例说明:“中古时代之哲学,以神世界为超乎人世界之上,非摆脱人世界之俗缘,不能与神契合。文艺中(复)兴时代之理想,则由此等厌世之形式,而实以乐天之内容。以为神世界者,即在人世界之中。故圣母玛丽非他,今日妇女之优美而慈祥者皆是也。基督非他,今日富同情之感而抱救世之志者皆是也。是以当时美术家,多以其所爱之妇女代表马利。而赖斐尔于此,且以已像代表基督,即人皆可以为基督之义也。”以“人”写“神”,正表明“教力既穷,则以美术代之。”按此说法,“以美术代宗教”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赖斐尔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代表。不过,蔡元培也承认,赖斐尔此画的魅力离不开基督教的背景:此画“界为二层,循世俗神世界、人世界之别,而以精神贯彻之。上层于淡黄光晕中,作基督展臂仰视之状,赖斐尔所以自写其高尚之理想者也。”“吾人循玩此图,其不死之精神,常若诱掖吾侪,相与脱卑暗而向高明。”[10]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超越精神,仅仅赖斐尔或其他人的画像,肯定达不到这样的审美效果。所以,拉斐尔的画作,并不是简单的“以美术代宗教”,而是宗教精神与世俗题材的融合。

   然而,蔡元培在宣讲“以美育代宗教”时,并未涉及艺术与宗教的复杂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而是以古/今对立方式把它们一分为二并借此来规划中国现代文化,其所论包含现代文化的三大原则。

   第一,价值分化。

   蔡元培接受了孔德(Comte)的进化论,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学时期(神学与宗教)、玄学时期(思想哲学)、科学时期(实证科学与哲学)。根据这种进化论,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有两个含义。一是科学解决了宗教的问题。科学时代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到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文学上的写实派,如左拉等,完全想应用科学。美术上的印象派、立方派等,亦以科学为根据。” [11] 科学昌明之后,宗教已无地盘。对科学时代的人来说,宗教已为过去之物。蔡元培指出:“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见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此则一种历史上之习惯。”[12]二是科学时代的人已不再相信宗教。蔡元培以不同语言一再强调的:“自人智进步,科学成立,凡宗教家世界创造天象示警诸说,既有以证明其不然,而研究道德学及宗教学者,既博稽于人类之异同,历史之沿革,见夫道德之条件,往往因时地而不同,而宗教家恒各以其习惯为神律,党同伐异,甚至为炮烙之刑,启神圣大战,大背其爱有如已之教义而不顾,于是宗教之信用,以渐减损,而思想之自由,又非复旧日宗教之所能遏抑,而反对宗教之端启矣。”[13]原来包括在宗教中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已经分别独立、自成一体,这就是现代性的价值分化。

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现代科学取代宗教成为解释世界的唯一知性原则,但科学价值中立的本性却无力为个人的生活实践提供意义上的导引,其结果就是现代世界在世界观、生活领域等各个层面上发生的价值分化。真、善、美三种价值分别对应于文化中的认知、评价和表现三大要素。如果说在现代之前,真善美三大价值统一在一个绝对的理念如上帝之中,那么随着宗教的解体,原来整合的价值领域就分化为认知、道德(规范)和审美三大领域,它们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发展逻辑而制度化。在这个世界中,科学仅仅是“计算”和技术形式的目的理性,它不再与伦理相关;审美与道德、知识无关,信仰追求和感情生活仅仅只是个人的事情。因此,当科学成为现代行动的原型,文化整合与意义的可能性就成为问题。“韦伯将现代的社会生活描述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合成被撕裂、分离的时期。韦伯认为,他自身以及现代人,被本质上被纯粹是物质的制度所包围,这是一个被抽离了一切价值的‘铁笼’”。[14]而作为对此工具性、机械性的社会的反应,审美和艺术被动员起来,作为打破日常生活的常规,缓解理性化日益增长的压力的精神补偿。以审美与艺术作为人文教化、人伦规范的思想和实践,古已有之,在古希腊,文艺特别是悲剧就是公民教育的重要课程,柏拉图等人也已对此作了理论的分析和批判,但按照韦伯的论述,只是有现代科学和世俗理性主义兴起,工业革命强化了劳动分工之后,“美育”才成为现代文化的必修课程之一。康德以“美”为道德的象征,席勒要求让“美”走在政治之前,都是以感情、感性对抗现代生活的工具性、机械性的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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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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