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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作为文化规划的“以美育代宗教”

更新时间:2021-03-05 05:58:04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这说明,价值系统的分化过程就已经蕴含着以艺术代宗教的预期,艺术可以在这种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世俗宗教。

   蔡元培也是在看到宗教整合解体之后,提出如何维护个体的感情世界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他这样交代说:“我的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15]美育使人“知识以外兼养感情”、“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不仅使人领会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使在知性活动中增加生动活泼的精神,激发创造的活力。以价值分化为基础,同时以美育来平衡现代理性社会的压力和理智的片面发展。蔡的大量论著均未提到韦伯,但并不意味这位德国留学生完全不知道当时在德国影响很大的韦伯,更不意味着他对现代文化的演变大势没有理解。

   第二,信仰自由。

   宗教只剩下美育一个原素,那为什么不叫宗教而叫美育呢?蔡元培指出:“因为宗教中美育的原素虽不朽,而既认为宗教的一部分,则往往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使彼受其智育、行育诸部分的影响,而不能为纯粹的美感,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止能以美育代宗教。”[16]他认为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普及的,宗教是强制的、保守的、有界的;美育是超越的、平等的、自由的、创造的,宗教是计较的、判别的、限制的、保守的,宗教不足为美育之助而为之累。[17]美育包含了艺术,而艺术则是宗教诸元素中唯一具有现代合理性的一个元素。不但如此,宗教所凭借的自然美,也在美育中保留了下来。“宗教是靠人心信仰而存在,但是宗教是空空渺渺的,不能使人都信,永久维持着它的势力,故必借着优美的山林,才能无形之中引诱一般人来信他的。……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他们的势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18]美育保存了宗教的优点而摒弃了宗教的缺点。宗教的缺点一是“强制”。“有人以为宗教具有与美术、文学相同的慰情作用,对于困苦的人生,不无存在的价值。其实这种说法,反足以证实文学、美术可以替代宗教,及宗教之不能不日衰亡。因为美术、文学乃人为的慰藉,随时代思潮而进化,并且种类杂多,可任人自由选择。其亲切活泼,实在远过于宗教之执着而强制。”[19]宗教的另一缺点是“刺激”感情,即煽动对立与敌意,直到排斥异已,引发战争。“……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属于宗教者,当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刺激感情。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已教、攻击异教之条件。”[20]所以只能以美育代宗教而不能返过来。在这一点是,蔡元培对宗教提出了严厉反比是近代,不但否定了宗教的精神价值,也否定了宗教可能具有的社会功能。

   当蔡元培认为“美育之附属于宗教者,当受宗教之累”时,是在以他自己的语言说明现代性分以何以必要。价值分化的动力来自各价值领域独立发展的需要,如果真善美统属于宗教,则不但美育要受“宗教之累”,知识和意志也要受“宗教之累”。从王国维经蔡元培到朱光潜,自由是现代美育思想的主旋律。这里自由,主要不是政治经济上的自由,而是心理与情感的自由。一般地说,中国文化传统以重经验、尊德性、讲礼义、主节情等为特征,它主要是成人甚至老人的修养智慧而非活泼敏感的自由人格。1940年代,文学家陈铨痛切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贤人哲士,都教我们乐天安命,知足不辱。退后一步自然宽!如果对于人生不满,认为是自寻烦恼。……努力奋斗,不顾一切,也不是中国人的理想,……感情方面,中国人素来就在种种重压之下,不能发挥,……”[21]在一统皇权政治及其相应的社会体制瓦解之后,传统伦理规范及其人生观亦无法维持,获得解放的个体在国家、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需要重新设计,具有现代性质的社会生活也为个体提供了日益广大的选择空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之所以一纸风行,在10年(1922—1932)中重印50多次,而模仿《维特》的书信体小说也畅销一时,就在于它展现了青春心灵的丰富热烈以及只有青年才能感受到社会约束。哲学家张君劢在介绍席勒时说得很清楚:“若夫人格之养成,必求其可以贯彻一人之全身者,是为美,是为美育。以我观之,全国之众,束缚于流俗,牵制于习惯,事之是非。本极明白,以一身利害所关,竟不敢说出,此皆情感抑塞,自己本性不敢坦坦白白与天下以共见也。……故美育发达,可得三种结果:将本性坦白表示一也;表示之际,初不存自己打算之心二也;好者好之,恶者恶之。好恶既有公平,斯社会有是非有公道之也。”[22]“五四”新文化之“新”,包含着自由意识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生命、生活、对世界和自然的全新感受、全新的要求。当现实世界还不能保证人性的自由实现时,我们还不拥有信仰自由的习惯、能力和资质时,审美与艺术则可以在虚拟的世界中滋养人的全部本性、肯定的人性自由。先有美育中的自由,而后有信仰的自由。以美育代宗教,就是从“强制”“刺激”中走向自由。如果说真善美价值的分化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涵,那么对“信仰自由”的坚持则更多是蔡元培为现代文化所开出的基本原则。

   第三,人道主义。

   为什么用美育而不用“艺术”?蔡元培解释说,美育的范围大于艺术,它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幽静的乡村,甚至个人的举动(如六朝人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等。“美育是广义的,……美育是活动的,……”[23]蔡元培所说的“美育”,就是广义的“美”,因其重在教育、重在美之作用,故说“美育”。对人的教育要通过美和艺术而不是通过宗教,正是一种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神道主义”相对立。任何宗教都是以“神道为其惟一之理由”[24]以美育代宗教,就是由“神道”而“人道”。所以蔡元培说:“夫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实现正当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感情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25] 尊重“个人”精神,反对侵犯“人权”,表彰人性尊严,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理念。近代以来,“人”的观念也进入中国,按周作人的说法,新文化运动就是要“辟人荒”。对蔡元培来说,提倡人道就要反对宗教。因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26]美育不是传统儒家的“诗教”、“乐教”,而是有现代人性意识支撑的“辟人荒”的文化工程。

   现代美育的提倡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个性和人权,他们多有现代心理学的训练和研究。康德、席勒美学虽然重视人的感性、感受,但其所论仍为形而上学。自19世纪末美学开始“由下而上”的转向之后,心理学逐步介入美学王国维在率先引进西方人文研究时,也引进了西方心理学。他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1902)、丹麦学者霍夫丁(Harald Hoffding,1843-1931)的‎《心理学概论‎》、丹麦学者海甫定(Harald Hoffding,1843— 1930)的《心理学概论》(1907)等。现代心理学不但一般意义上的尊重感情活动,而且把活动本身视为人的一种内在要求。如果说19世纪心理学盛行的是“享乐主义”观点,即假定人总是追求快乐而躲避痛苦的话,那么从叔本华到20世纪初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等人的动力心理学却认为,活动本身就是快乐。王国维就接受了麦独孤等人的观念,强调“夫人心本以活动为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动之地,则感一种之快乐,反是则感一种之苦痛。”[27]从烟酒赌博、田猎跳舞直到文学艺术,种种嗜好都是为了使人心得到活动而生快乐。“虽美术上之天才不能由此养成,然使有文学之力,爱文学之嗜好,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28]王国维的教育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内容。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有身心两个方面,故教育分为体育与心育两方面。但“人类所以优于动物者,以其心意也。则身体与心意,虽其为教育之目的,然不可不以心意中之理性,为教育之主眼。”教育的目的是使人身心协调发展,所以,“然常本于人心之上,故不可不加以心理学之研究。此定教育之目的时,心理学所以不可缺也。”关于教育的方法,王国维提出:“至达之之方法,则可分为身体之养护,知识技能之教授,及心性行为之训练。而身体之养护,当据生理学之理法。教授及训练,不可不据心理学之理法。”因此,“教育之理法,其大半当于心理学之理法求之。故心理学之于教育,有极大之关系也。”[29]朱光潜对精神分析、实验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有专门研究,也接受了麦独孤的研究结论,他相信人生本来就是多方面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和哲学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艺术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30]任何一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是一种缺乏,健康的人生观应该能容许多方面调和的发展,压抑、剥削、摧残都只能造成畸形的发展,人的情感需求和审美冲动必须得到尊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文艺“怡情养性”的作用才能得到具体论证。

   把心理学引进美育,更具体地表明美育与个体感性的关系,表明人道主义须落实到个体的心灵活动和情感需要之中。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期间(1908年8月—1911年11月,1912年9月—1913年4月),正是冯特(Wilhelm Wundt)在该校创立“科学心理学”的鼎盛时期。作为冯特研究所唯一的中国学生,蔡元培“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能感觉之迟速、视后现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31]回国后,蔡元培成为中国心理学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也使用其心理学知识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他对宗教构成要素的分析、他对美育的阐释,都其于心理学知情意的三分。这是一种尊重具体个人和真实人性的美育思想:“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32]美育的意义,首先在承认“人人都有感情”,都有满足的必要;其次在承认人的感情需要陶养、需要向优美高尚的方向转化。所以美育中的人道主义,包含着教育人、提升人的双重意义。

   综上,在价值分化、信仰自由、人道主义等基本议题上,蔡元培坚持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并因此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对中国新文化提出的一套框架性规划,这就是他在1912年2月23日发表的《社会改良会宣言》所说的:“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33]这个规划是伟大的,但并不周延。专制与迷信必须“去”,而宗教却并未远“去”。迄今为止的艺术繁荣与科学进步,并未完全取代宗教。而且,现代性降低了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分量,但宗教复兴也确实是20世纪的重大文化现象。因此,对蔡元培的规划,还有深入研讨的必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评论。

第一,宗教是否就是“迷信”?蔡元培基本上否认了宗教的精神价值及人的宗教需要,,也无视信仰问题的复杂和深度体验,而片面地把宗教与原始文化、特别是与迷信等同起来。他习惯于用“未开化”、“旧思想”来指称宗教。1922年,蔡元培参与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其“宣言”中有云:“最近数月气焰更涨。又有甚么基督教学生同盟,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要到中国的首都北京来进行。……他们了可痛恨的毒针,就是倾全力煽动青年学生。……弹子房呀,体育会呀,电影呀,名人讲演呀,茶会呀,英文呀,年会呀,津贴呀,招待员呀,交际员呀,干事呀,队长呀,……就是他们施毒的麻醉药,催眠术。伤心啊!可怜的无限青年,于是上当不小。”[34]对蔡元培来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提倡宗教,只能这种乌烟瘴气的迷信活动。“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自由的、人道的、伦理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昧的、强制的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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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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