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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重建道统,传承学统——道统、学统及其关系

更新时间:2021-03-04 14:13:07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

   现代著名的文化史家柳诒徵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对孔子的崇高地位给予了定位:“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也就是说,孔子为道统的传授和推广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华道统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后世以周孔之道并称。

   孟子的仁义之道和心性论对后世道统思想影响很大。《孟子·离娄上》开篇有:“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下》也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行义,非行仁义。”指出尧、舜的政治就是理想的仁政。他还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认为不仅尧、舜,而且夏、殷、周三代的政治也是以仁政为本,强调不仁难以抵挡仁政,认为效法尧、舜和先王之道,以史为鉴是施仁政的方法。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

   这样,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与孔子相比,孟子更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圣人之道相传授受统绪: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道统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并为后世所遵循。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具有自觉担当道统传承的意识。

   荀子在中华道统史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他继承发展孔子的思想,又吸收改造道家的思想,提出“天有常道”的命题,强调天道自然,人道有为。他心目中的圣人,就是道:“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恢复古者先王之道、先王之政。荀子的尊古意识实质上是贯彻在他的文化生命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精神,也就是承接道统的意识。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

   董仲舒以儒家为主,吸收道、法、墨、阴阳各家的思想,基本上完成了汉初思想的整合。特别是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使儒学遂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为儒家思想包括道统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武帝策问文学贤良,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理论,说明帝王之道顺而相复,“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而汉武帝又对道的存在发出疑问:“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则圆说帝王顺时世之变而改制,“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董仲舒:《贤良对策三》)《汉书·儒林传》班固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可见班固已认为儒家已经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道。也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之下,知识分子的读书做学问的空间,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隋代王通在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形势下有志于恢复先王之道,主张以儒学为主,三教可一,即三教可以融合的观点。值得提及的是,他所说的儒学主要是周孔之道,与后来宋明诸儒的孔孟之道有不同。王通把周公和孔子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王通:《中说·天地》)他把承袭、宣扬周公与孔子的事业、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伟业,即使到处碰壁,也矢志不回。他的儒学思想的中心是儒家的王道,认为只有周公和孔子才体现了王道之制和王道理想,“吾视千载以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者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王通:《中说·天地》)王通常常以古人“生以救时,死以明道”的抱负来激励自己,企图通过著书立说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唐代韩愈洞悉佛教思想的演变情况,为了对抗“祖统”说,提出了儒学的“道统”说。他著《原道》一文,标志了道统论的正式提出。认为,“先王之道”从尧开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从不间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自孟子之后,儒学的发展乃是前后相承,延绵而不绝,但韩愈说“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视孟子以后之儒学如无人,直到韩愈才把“道统”恢复起来,使之相续不断。

   这里,韩愈把儒学渊源同中国古代的圣王贤君相联系,借以强调儒学在时间上早于佛学,为华夏正统思想,并以自己为“道统”的继承人。他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恢复和发扬儒家的这个“道统”,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宋代理学家们也都采取韩愈的观点,不以荀子、扬雄为继道统者,而且也把道统的提出者韩愈排除在外。

   儒家道统自韩愈提出之后,在宋代得到了儒家学者的普遍认同。宋初孙复批判佛教、道教宣扬生死祸福、因果报应等,赞成唐朝韩愈批判佛教、弘扬儒学的道统论:“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在孙复这里,从尧到孔子为一阶段,自孟子以下为另一阶段。

   石介在《尊韩》中说:“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徂徕石先生全集》卷七)石介此说,当渊源于孙复。盖韩愈以“轲死不得其传”,则此后一二千年间大道竟全绝,感到不妥。所以孙、石将孟子由“圣人”之末转入“贤人”之首,又列入董、扬、王、韩等人为“卫道”之序列,以填补孔孟以下的空白阶段。他们是接受了韩愈的观点,将“道”的流传视为一种单线的接续过程,同时又将这条线尽可能连续地从孟子贯穿到唐宋时期。

   北宋二程以天理论道,把道统之道与理等同,提升为宇宙本体,并在佛老的基础上,吸取佛老精致的思辨哲学,对道统思想作了新的论述,把道、圣人、经典三者联系起来展开论述,提出“经所以载道”,圣人是天理的化身,与道无异;经典是载道之文,必以经为本,而不以注疏为本。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从中发明圣人之道。重视“四书”,倡导心传,超越汉唐诸儒,直接孔孟之端绪,从而确立了儒家道统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统说的创造人是韩愈,这是人们千百年来所公认的。但是,“道统”一词是由朱熹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朱熹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明确提出“道统”范畴,使传统儒家的道统观与具体的传道谱系关联在一起。朱熹道统论中的“道”,是指程朱道学一派所谓的圣贤一脉相传的“十六字箴言”。

   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可见,朱熹所谓的道统中“道”,便是从《尚书·大禹谟》中摘出的这十六个字,成为程朱道统的重要理论。就传道谱系而言,朱熹以伊洛诸公为道统正传。他在《中庸章句序》中继续说:“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其后,陆王提出心学道统观,与程朱形成分立。陆九渊以继承孟子之学而自居。他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与路彦彬》,《陆九渊集》卷十)陆九渊继承孟氏而注重道德,他从孟子关于“心”的思想中所吸取的也正是儒家道德学说,以儒家的道德为道统之“道”。王阳明虽然以“致良知”取代道统论,但仍然以“十六字箴言”作为心学之源。他还说道:“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

   王阳明将程朱一派常说的“十六字箴言”作为儒家先圣一脉传承之“道”,并给予心学的解释,这是比较陆九渊有重大发展的。陆王也不同意程朱的道统传承谱系。他说:“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众,而荀、杨、王、韩独著,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若曰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则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万世之公,亦不可厚诬也。至于近时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志向之专,践行之笃,乃汉、唐所无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谓盛矣!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与侄孙濬》,《陆九渊集》卷一)在陆九渊看来,朱熹所尊奉的伊洛诸公,虽然在学说、践履上有所成就,但与曾子、子思、孟子相比,差距尚远,仍不足以继任道统。

   20世纪形成的现代新儒家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中对传统道统论进行了新的发挥和发展。余英时有一个总体上的概括,认为现代新儒家有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单传孤立的、易断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是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的“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

在政界以革命家孙中山自称继承了儒学道统,并在革命斗争中加以提倡和发扬光大。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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