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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民族国家、天下与普遍主义

更新时间:2021-03-04 13:52:43
作者: 崇明  

  

   中国崛起已经对世界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引发了各种猜测和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议题,对中国自身以及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则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欧洲各国今天可以在和平和友谊中坦然地面对和纪念这场给他们和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然而当年他们在应对彼此的竞争特别是德国的崛起时,束手无策,最终只是在残酷厮杀和相互毁灭之后才在痛苦中走上艰难的和解与联合的道路。类似于德国在欧洲,日本在十九世纪末的崛起也给亚洲国家带来了灾难。今天中国的兴起会让很多人联想起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和日本,更何况中日双方从来没有从甲午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而如同近代法国和德国关系所揭示的那样,民族之间的积怨很可能转化为战争的催化剂。现代历史中大国崛起所伴随的灾难及其延续的可能加强了人们对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的质疑,在中国则引发了天下观念的复苏。以天下超越民族国家,以此安定中国的内外秩序并为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图景,这成为很多中国学者的追求。

   民族国家遭到的批评不仅仅在于它被视为现代战争的渊薮。近三十年来,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对民族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对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治理提出了要求。各种国际组织以及欧盟所展示的超国家联盟也预示着超越和取代民族国家在未来并非没有可能。同时,族群和地区身份的强化也在不断挑战民族国家所要求的超越族群和地区的民族和政治认同,酿造出各种族群和地区的分裂和独立运动。民族国家在内外冲击下暴露出来的狭隘、有限、脆弱使其在一个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并行的世界上正在逐渐丧失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也许,我们正在进入哈贝马斯所说的“后民族结构”。看来,作为历史存在和人类构建的产物,民族国家并无永恒的本质。

   然而,尽管民族国家遭遇到重重困难和挑战,目前我们还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大帝国或大民族国家虽然会带来灾难,但也往往是文明的创造者和传载者。在今天,中国、俄国、印度、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无不争取成为一流强国也就是国力意义上的大国,可以与传统欧美强国抗衡乃至予以超越。面对它们的竞争,美、日、欧洲等强国也无不竭尽全力保持或恢复其优势。即便去民族化最为凸显的欧洲的努力方向仍然是某种帝国性的、能够复兴欧洲的政治体。看来,虽然民族国家困难重重,但人类仍然将维系和创造某些大型的政治体,而这些政治体可能仍然是在目前的大国基础上的发展和调整。我们很难展望这些发展和调整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如人类一向很少能够预见和想象其所要经历的巨大变革。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形式赋予人类的政治意义来揣测和预期未来的政治变动。这同样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发展及其重构世界秩序的可能,因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需要明确其愿意和能够呈现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说中国到底应该是一个民族国家,帝国抑或是某种经过更新的天下秩序?

   一

   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世界秩序表现为帝国秩序,中国的天下——朝贡体系不过是帝国秩序的某种变形。帝国秩序的特征是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等级与统治关系。民族国家的出现颠覆了立足于不平等和支配关系之上的帝国秩序,要求人们承认所有民族国家拥有平等的主权并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从而在原则上否定了侵略战争的正当性。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虽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并没有避免战争并且有可能带来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只有这一秩序明确确立了侵略战争这一战争范畴及其不正当性和不道德性,从而开始对战争进行种种规范和限定,甚至在根本上质疑战争本身的正当性。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突破。民族国家的平等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最终摧毁了近代欧洲列强所建立的强力帝国,催生了二战以后的去殖民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今天,在国际法当中,泱泱大国与蕞尔小邦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在人类历史上难以想象。俄罗斯需要以全民公投这样的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方式来兼并克里米亚,而在历史上它只需要动用武力。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天下主义在被重新提出之前必须经过重大修正。传统的天下观根本上表达的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立足于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尽管可以把这种华夷之辨从文明论的角度加以解释,但事实上其背后若隐若现地埋伏着某种种族论,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晚清反满革命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今天很多汉族人的不自觉的汉族中心主义和对周边国家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也同样可以由此溯源。所以,今天的天下主义必然要放弃这一华夏中心主义而承认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原则。不过,一旦天下主义承认了民族国家体制在法律和道德上强大的正当性,那么它还能保留多少实质内涵,或者甚至说它的提出是否还有必要,则成为天下主义者所面对的棘手问题。传统天下主义立足于儒家宇宙论和礼法思想,把文化之间的差异道德化,从而确立等级和优劣,并由此建立一种俯瞰和包容他者的秩序。在今天,这一套学说显然过于实质化,它无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给予某种形式上的平等承认。而一旦它接受民族国家的平等主义而放弃以儒家道德和文明秩序来建构对他者的认知,它事实上也就自我瓦解了。在基督教世界,在近代之前,很多欧洲人长期出于对《圣经》历史和上帝拣选的狭隘理解而确信只有欧洲拥有真正的文明,因此当欧洲人发现东方特别是中国同样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时,这一套欧洲文明论和历史神学也就崩溃了。同样,当传统的天下主义遭遇到西方文明的挑战时,它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今天,我们如果承认中国之外的诸民族不需要儒家教化而可以与中国取得平等的法律和道德地位,中国的天下何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天下论接受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那么它将遭受民族国家所遭遇到的同样挑战。一个缺乏实质内涵和绝对权威的天下如何能解决其成员之间的领土争端?它可以诉诸什么样的超越性的资源来说服其成员搁置乃至放弃这一争端?这样一个天下相比于目前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殊优势?

   针对天下论的内部论述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天下主义包容差异的能力被认为是中国成为一个多族群、多宗教的大帝国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也得承认,这种包容事实上只是在中原和边疆建立起某种松散的文化和政治联系,也就是说天下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地把这些非儒家和非汉族的族群整合到一个政治共同体当中,而正是这些族群之间的异质性为今天的民族问题准备了土壤。今天的天下主义者还没有对这一点进行深入反思就已经开始宣称天下主义可以解决民族国家看起来拙于应对的族群问题。也就是说,天下主义自身没有能力建立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却已经开始自认为拥有维护共同体的能力。相反,正是在革命和暴力中初步建成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把这些松散的边疆变为中国的实质性领土,完成了天下主义所从未真正实现的政治体建构。

   事实上,传统的天下主义并无意愿和意识来建构统一的政治体,这是天下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区别。前现代的帝国和天下均在中心与边缘、主流民族与少数族裔之间表现出某种多元主义的特征,因为前现代政治并未形成个体也因此对于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并无某种明确的、绝对的要求。除了少数古代希腊的民主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在公民与共同体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认同,也就是说政治体属于其公民,在大多数前现代政治形式中,政治体首先不属于其成员,而是主要通过其统治者及其承载的宇宙秩序来界定其政治和法律身份。因此,当民主城邦被征服后,这个政治体也就灭亡了,而古代中国虽然可以不断进行王朝更替,但作为一个政治体一直存在,而由于儒家文明在现代之前一直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挑战,中国也得以作为儒家文明体而一直延续。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所有前现代政治体提出了挑战,要求它们决定是否自我转化为政治共同体,也就是使其臣民成为主宰政治体命运的人民和公民。如果这些传统政治体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转化为政治共同体,而由于现代政治原则的强大它们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恢复传统的帝国或天下秩序,那么它们只能在种种分裂和动荡中挣扎。这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乃至穆斯林世界的现代命运。

   对于穆斯林世界而言,旧帝国既没有实现共同体的建构,其传统和遗产却往往阻挠新共同体的确立。几乎只有果断抛弃了帝国旧梦而自我收缩为民族国家的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完成了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同样,如果英国、法国不是在战后迅速抛弃了殖民帝国,必然会陷入到内战与共同体的撕裂当中,如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把法国拖向了内战的边缘,所幸戴高乐及时引导法国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中国的天下论者没有注意到或者不愿意面对的是,中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天下既未成为中国的政治共同体,却已经成为中国建构政治共同体的重担。我们可以设问,如果今天,或者是从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给予藏、维、蒙等族群充分的自治,允许其保留独特的文化和制度,是否就因此能保证他们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这种情况下,中国还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因此不可能形成这些地区和族群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而中国也不复能够提供皇权或宗教领袖来创造某种超越性的乃至神秘的文化和宗教认同——皇权或宗教在传统中国所塑造的认同从来都是脆弱的和不稳定的。要保证这些地区和族群愿意留在中国当中,天下论者最终可能仍然不得不诉诸主权原则,而主权原则恰恰是被天下论者所诟病的民族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创造之一。如果不宣告并以政治方式和强力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统一而且不可分割”,天下论者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原则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走向分裂和解体?而如果把这一主权原则作为底线,在此前提下将文化和宗教权利赋予少数族裔,这无非是现代民族国家可以接受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承认政治罢了——天下主义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又体现在哪里?

   不过事实上,文化多元主义和承认政治的过度发展会给民族国家带来巨大的挑战,对其主权原则造成了强烈冲击。以魁北克独立运动为代表的很多地区独立运动体现了这一点。如果强调主权的民族国家守不住主权原则而不得不承认地区和族群独立运动的正当性,本来就缺乏主权原则并声称承认他者的天下主义又有什么资源来阻挡地区和族群独立运动?纵使英帝国拥有高明、灵活、多元的帝国治术,面对二战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它也无法挽救其帝国,而只能拼凑某种有名无实的英联邦。因此,天下主义今天或许能够为政治体提供某种治术,但无法成为将其转化为共同体的政治正当性原则——这是天下主义在现代性面前遭遇的根本挑战。

   二

   如果天下主义并不能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存在提供有效的正当性原则,那么对于多文化和多族群的政治体如中国而言,除了继续民族国家的建构,可能别无选择。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民族问题固然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的同一性相关,但更多的是它的不当的建构和治理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天下主义者也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在面对民族国家所造成和遭遇的内外问题时,需要对其政体形式进行深入思考。

   无疑,文化多元主义和承认政治对民族国家的挑战揭示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建构的脆弱性。作为现代政治形式,民族国家是政治建构的产物,一方面伴随着政治权力或国家的强力和暴力,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政治和文化等方式将诉诸力量所形成的共同存在转变为立足于自发认同的共同体。最为稳定的民族国家应该是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所区分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合一。然而事实上很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式是统一的国家建立于不统一的文化、宗教、利益、种族和族群之上。因此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应该是超越族群、文化和宗教的政治体,换言之同一个民族可以包括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非某种固化静止的政治存在,内部力量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引发民族国家的动荡乃至解体。

决定民族国家能否存在下去的主要因素是族群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否能让位于国民之间的政治关系。因此,在民族国家中,国家主要致力于把所有国民转化为平等的公民,也就是说平等地赋予每个公民相应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以此来避免族群和文化之间的歧视和冲突以及它们对民族本身构成的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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