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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老眼空四海:马克昌教授学术印象

更新时间:2021-03-04 13:31:51
作者: 陈兴良 (进入专栏)  
但目前的名人作序有些变味,序言蜕变为变相吹捧。更有甚者,连序言也是请序者代撰,作序者只要稍事修改甚或只要签名即可。马克昌教授为我所撰的序言,字字珠玑,是其学识的自然流露,令人感动。我现在也经常受邀为人撰写序言,以马克昌教授为榜样,我必亲自动笔,并且尽量写出个性。甚至把序跋当做一种创作文体,出版了序跋集。

   此后,马克昌教授一直关心我的学术成长,从其弟子处耳闻对我的褒奖,深受感动。期间也有与马克昌教授的多次交往。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次,都与饮酒相关。一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武汉开会,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科的同事请我吃饭,马克昌教授也参加了,席间陪马克昌教授喝了几杯白酒,由此对马克昌教授的酒量由耳闻转化为眼见。此后,也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次马克昌教授来北京开会,其弟子请马克昌教授聚会,我也受邀参与,并特意带了两瓶五粮液白酒,孝敬马克昌教授。与马克昌教授相交,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是难以忘记的。反而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与马克昌教授的交往减少了,也许是马克昌教授德高望重,周遭总是有人环绕。交往起来自感不便,因而我望而却步了。现在想来,有一种“子欲养,亲不在”的疚意,自责之心由此而生。无论如何,我总是对马克昌教授持一种仰望的心情。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刑法学者是在上一代刑法学者的关心和关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从老一辈刑法学者那里汲取学术养分,才有今天的开花结果。因此,马克昌教授虽然不是我的授业恩师,但我从马克昌教授身上学到的优秀品德使我受益终身。

   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举国都在纪念。这一百年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帝国走向共和的一百年,也是动荡和动乱的一百年。1949年前的这四十年,可以说是内乱外患,战争连绵。1949年后的这六十年,则又可以分为前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是政治动乱,接二连三:只有后三十年才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马克昌教授出生于1926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但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马克昌教授已经大学毕业,在武汉大学法律系初执教鞭。对于这段历史,马克昌教授曾经在访谈中略有提及:“我中学时由于日寇入侵中原,读书的环境日趋恶劣。1944年我提前毕业赋闲在家。1949年,得知武汉大学法律系有‘不用交学费、就业有保障’的司法组招生名额于是报考并被录取。大学期间,勤奋研习法学典籍,涉猎了文史哲,打下了良好的日语基础。”虽寥寥数语,但还是透露给我们一些信息,由此可以想见年轻时期马克昌教授的努力。即使是在战乱时期,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在以上谈话中,马克昌教授提及大学期间的三件事:一是研习法学典籍,二是涉猎文史哲,三是学习日语。这三件事,对马克昌教授后半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马克昌教授之所以能够在刑法学研究上取得成就的基础。

   在老一辈刑法学者中,马克昌教授的文史哲基础可以说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文人气质的一位学者。中国古代具有三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律学也是随着中华法系的发展而一脉相传。但在清末随着帝国的土崩瓦解,中华文化传统也随之消散。尤其是此后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决绝态度,由此在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1910年以前出生的一代人,尚是在旧学的文化氛围中发蒙的,因此旧学基础较好。此后又出国留洋,谦得新学(西学)之精髓,遂有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问世,例如鲁迅、钱钟书、季羡林等。而191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正处于新旧文化交替之际,最是不济。马克昌教授出生于1926年,正好划到了这个时代。在新文化中,文字是最为重要的载体。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文言文被废弃,白话文被提倡。我不太清楚马克昌教授在识字的启蒙阶段,学的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或在不文不白之间。可以肯定,当时的白话文并没有发育成熟。因此,如果不是个人努力的话,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处于青黄不接这样一个尴尬的年代,必然会有所牺牲。但从马克昌教授的个人求学经历来看,并没有留下知识空白,而是打下了扎实的知识根基。例如,马克昌教授自述在大学期间研习了法学典籍,这些法学典籍对于马克昌教授此后的研究显然是大有助益的。

   马克昌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株连考略》(载《武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丛(法学专辑)》1979年12月),该文对封建社会的株连制度进行了历史考古,是一篇史料充实、线条清晰的史学论文。该文所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就达50种(书目具体到编)之多,以下按照该文引用次序加以罗列:

   1、《新唐书·酷吏传》;2、《尚书·大禹谟》;3、《尚书·甘誓》;4、《尚书·泰誓上》;5、《史记·秦本纪》;6、《汉书·李陵传》;7、《史记·楚世家》;8、《法经》;9、《史记·商鞅列传》;10、《史记·秦始皇本纪》;11、《史记·高祖本纪》;12、《汉书·惠帝记》;13、《汉书·刑法志》;14、《后汉书·安帝记》;15、《晋书·刑法志》;16、《册府元龟》;17、《晋书·明帝纪》;18、《隋书·刑法志》;19、《魏书·高祖纪》;20、《唐律》;21、《宋刑统》;22、《明律》;23、《大清律》;24、《清史稿·刑法志》;25、《左传·庄公二十五年》;26、《左传·昭公二十七年》;27、《通鉴纲目》;28、《后汉书·党禁列传》;29、《三国志·曹爽传》;30、《魏书·崔浩列传》;31、《唐六典·注》;32、《尚书·尧典》;33、《小学绀珠》;34、《大业律》;35、《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36、《新唐书·刑法志》;37、《明史·胡惟庸传》;38、《明史·蓝玉传》;39、《明史记事本末·壬午殉难》;40、《建文殉国臣纪》;41、《明史辑略》;42、《满清野史续编·康雍乾间文字之狱》;43、《商君书·赏刑》;44、《韩非子·制分》;45、《孟子·梁惠王下》;46、《荀子·君子》;47、《史记·文帝本纪》;48、《盐铁论·周秦》;49、《文献通考》;50、《大学衍义补》。

   说老实话,这些典籍我大多都见所未见,个别甚至闻所未闻。在所有论文中,史学论文是最难写的,这里涉及史料的真伪甄别和史论的优劣判别等技术性问题。马克昌教授的以上这篇论文,虽然是针对文革中利用株连手段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政治现实有感而发,但还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这是令人敬佩的。如果没有年轻时期深厚的古文知识,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尤其是在文革结束不久,就能写出这样的论文,可谓难能可贵。

   在老一辈刑法学者中,马克昌教授的日语水平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不能以之交谈,但用以收集资料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以为马克昌教授的日语是在图书馆工作期间自学的,从其访谈中才获知是在大学阶段学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昌教授充分利用其日语,与高铭暄教授等老一辈学者一起开创了与日本刑法学术交流的事业。尤其是,马克昌教授善于利用日本的刑法学术资料,为其刑法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在马克昌教授的学术著作中,总是给人以学术视野开阔的印象,这与马克昌教授精通日语具有直接的关联。在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中,马克昌教授以其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学养,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在马克昌教授所撰的《日本学者一席话引起的思考》一文中,马克昌教授深情地回顾了与日本创价大学校长金之助教授的把酒话诗的美好片段,令人过目难忘。在该文中马克昌教授有感而发,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大学者不应当是只限于狭小的专业人士,而应当有广博的知识,辉煌的建树,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这虽然不是夫子自道,但还是反映了马克昌教授对道德文章的追求。此外,马克昌教授也与差不多同龄的日本前早稻田大学校长西原春夫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才有在惊闻老友马克昌教授逝世以后,西原春夫教授发来感人至深的唁函,其中以下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是中国刑法学界的泰斗,是培养了众多学者、实务专家的卓越教育家,是将日本刑法学介绍到中国的恩人。然而,先生对于我来说,则是毫无国界的一位至交。再度想起先生那慈祥的音容和饮酒时的高兴神情,历历在目,令人怀念”。今年(2011年)10月1日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召开,在开幕式上主办者提议与会代表起立为马克昌教授致哀,充分表明马克昌教授对中日刑事法交流做出的贡献将会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刑事法学者的心中。

   在1950年马克昌教授留校(武汉大学)任教以后,适逢我国全面引入苏俄刑法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昌教授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俄专家传授苏俄刑法知识,就此与先前所学的旧法知识告别,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中国刑法学的教学与研究的生涯。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可以说是传播苏俄刑法知识的工作母机,也是培养新中国第一代刑法学家的摇篮。在这里,马克昌教授先后与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在1980年代活跃在我国刑法学舞台上的学者先后同学。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向苏俄专家学习刑法,日语肯定是没有用了,还得重新学习俄语,这对马克昌教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马克昌教授以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在1952年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并且很快在我国刑法学界崭露头角。其中,以马克为笔名发表的《如何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一文,是马克昌教授根据苏俄刑法知识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阐述的重要作品。我在硕士生学习期间,承担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综述,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篇论文,只是但是并不知道该文作者马克就是马克昌教授。该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学术氛围不浓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篇论文属于具有学术含量的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昌教授反对把因果关系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并引述苏俄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论证。该文就引用了以下苏俄学者的观点:1、沙尔罗得斯基;2、采列捷里;3、克里盖尔;4、莎尔果洛得斯基;5、阿列克谢夫。这些译文大多刊登在《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中,可见马克昌教授对苏俄刑法学的有关理论问题是熟练掌握的,并且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进行实际运用。《如何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一文可以说是马克昌教授的初出茅庐之作,但起点是较高的。上个世纪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苏俄专家这一段经历,是马克昌教授学术人生中的重要篇章,它为马克昌教授此后的刑法学研究留下了抹之不去的学术底色。尽管后来马克昌教授利用日语自学德日刑法学,因而又受到德日刑法知识的熏陶,但苏俄刑法知识的影响贯彻始终,并且在苏俄刑法知识和德日刑法知识之间形成某种紧张关系,这是下文将会论及的。无论如何,马克昌教授通过苏俄专家的传授,顺利地完成了从旧法到新法的知识转变,成为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刑法学家。如果没有此后的政治动乱,我们可以想见马克昌教授所能够达到的学术高度。这一切,都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戛然而止。从此,马克昌教授发生了人生逆转,陷入其一生的低谷。

   1957年对于马克昌教授是铭心刻骨的一年,这一年卷入了政治漩涡。其事端肇起于马克昌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批评文章,题目是《×××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吗?》(参见陈晓明:《马克昌:构筑中国刑法学大厦的工程师》,载《今日名流》1996年第2期)。这个×××系何许人也,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外于当时武汉大学的权贵者。也许发表该文的1996年,该人尚存活于世,因而予以匿名处理。以马克昌教授憨直的性格,为“阳谋”所陷,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在这场浩劫如同潮水般退去以后,马克昌教授仍然能够保持其敢于直言的率真性情。

从1958年开始,马克昌教授丧失了执教的资格,历经下放到农场劳动、担任学校伙食科出纳员、在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等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各种工作。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昌教授在图书馆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可以使自己置身于知识的海洋,暂时忘却世间政治的喧嚣。在《马克昌文集》中,收入了一篇极为独特的论文,这就是《略论<古今图书集成>》一文。这是一篇纯粹的图书学的论文,对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除了图书形成、版本沿革,该文重点对《古今图书集成》的内容和特征作了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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