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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文明”与“武明”之辩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

更新时间:2021-03-04 06:45:38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康有为(1858—1927)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境界高远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比较充分地使用德意志政治文化经验的思想家。19、20世纪之交,康出亡16年,遍游四大洲,经31国,行60万里,出入德境凡11次。其《德国游记》、《补德国游记》、《日耳曼沿革考》及若干诗作都亲切而具体地叙述了德意志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貌,并向德国奉献了最美好的赞辞:“吾游遍万国矣。英国虽为欧土先驱,而以今论之,则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另外还有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乐第一等等。[1]理解、消化普鲁士—德国崛起的经验并以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借镜,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现代德国后来居上,迅速拥有称霸西方世界的国家能力,这一点,已为康有为以前的一些中国人所认知。欧游途中,康有为注意到:德国既强,即有俯视欧洲各国之势。“吾向以为中国微弱,动为欧人所凌侮,……今乃知欧土诸强亦为至强之德所侮,其受凌忍气亦如我国。此皆就英、法、奥大国言之,若比、瑞、丹诸小国,益顺受其侮,不足道也。盖强凌弱者,天道自然,人事自然。虽有圣者,只有自强发愤而已,无公理之可言也。”[2] 19世纪末的“新世界”有强权,无公理。文明的欧洲也存在弱肉强食的现象,还到哪里去找“公理”?中国要学西方,就是学德国的“自强发愤”。

  

   1、“物质救国论”的涵义

  

   欧游结束后,康有为专写一诗描述“物质救国”的典范德国:

  

   阅彼德兵,肃肃其武。止如山立,动如潮怒。旋视他国,嚣散如舞。

   德人之工,日出瑰诡。既深理化,自多新制。器美值廉,压倒大地。

   德人之商,勤恳精密。皆学皆兵,历试乃成。奄有欧东,遂胜强英。

   德士之资,重毅忮冀(竖心旁加冀)。天性好学,深思独至。其起虽后,其成殊异。[3]

  

   追溯德国所以致强之由,反思中国所以失败之因,康有为继变法维新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救旧中国开新中国的方案:“……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夥,诚不可以一说尽之。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什么是“物质”呢?“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4]

   19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康有为出亡后的几年,中国的危机日甚一日: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俄罗斯强租旅顺大连25年、日本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租借威海卫25年;1899年,法国于租借广州湾90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已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状态。1901年,康有为在注释古典时也无法自抑地流露出伤痛之情:“念我邦族,哀我种人,何为不可活若是乎?”在康看来,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军备衰弱:“如今万国争于自存,德、俄且穷国力为之,举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5]漫游在已经崛起的德国,康想到了吕宋、墨西哥的悲惨命运:“吾闻美之破吕宋也,美国人告我曰,吕宋之自立军阿坤雅度,强悍不畏死甚矣,终以无炮而败亡。墨西哥昔极文明,制作多有过于欧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仅挟刀矛弓矢,无以为御,遂以三万精兵为班五百炮队所败而亡。班人尽戳其文学之士,悉焚其书,而墨数千年之文明遂尽。今墨人至举国为班之文字,无复识其文明之旧者。劫灰已尽,念之哀痛,岂料子孙无炮之惨祸及数千年文明之国人如此耶!”[6]吕宋有壮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没有大炮而亡国,得胜西班牙还彻底毁灭了墨西哥文明。甲午一战,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吕宋、墨西哥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未来?康有理由担心:“我昔之败于日本也,其由虽多,而日枪速而及远,我枪常不逮数里,故望风奔避。一枪炮厂而国威所系,亦大矣哉!”[7]有“物质”者生、无“物质”者死,这就是当代史的教训。

   “物质”的基本含义就是工商经济。康有为周游世界的时代,正是德国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国力大增的时代。从1871到1900年,德国的钢铁、化学、煤矿和军事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远超英、法而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1895年后,康不断发表文章,分析说明轮船、铁路、电报、汽球、电灯及各类农业机械对增进国力和民财的必要性,德国的经验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德国以贫困著,虽破法后,各种汽机未兴,制造不振,物价腾踊,用品缺乏,生产甚微,岂知一旦兴物质工学后,二十年间,遂轶强英而冠万国乎?”[8]德国由贫困而富强,根源即在工艺大开、工商繁荣:“德之盛在工商”;“德国近古研精工艺,电尤致精,实冠全欧,英人犹就学焉,……吾观德国真无物无事不居各国上。可畏哉!德国也。海王英,陆霸法,皆逊一筹矣。”[9]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注意到体制问题。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也兴办了一些工业。首先是一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兴办近代企业,这些官办企业很快就出现了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贪污腐败、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弊端,朝廷不得不于1880年代实行“官督商办”,即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但“官督商办”又面临着“产权不明”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企业营利的丰厚,督“官”们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这些企业视同“官产”、甚至视为己产,予取予夺,无偿征索,导致企业普遍衰败。1898年,清廷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从“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中国私营企业夹缝中艰难生长。康以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为例,说明私有制的重要性,他明确主张中国须发展私营经济:“且同光数十年来所开之新器局,所皆官办也。夫一切待于官办,无论财力不足,不能多开也。即使财力能多开,其能有竞争至美之心,以与欧洲列强敌乎?又能有无穷之大厂乎?必不能也。”[10]

   “物质”的另一个含义是“物质学”即科学技术。甲午败后中国盛行兴学校以启民智的主张,戊戌后又风行革命、自由之思潮,其典范则是现代西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军事失败迫使中国人承认文化失败,并从传统“教导的文明”(teaching civilization)转向“学习的文明”(learning Civilization),对西方的热情持续一个多世纪依然不衰,尽管其中也有不服、怨恨乃至反抗,但“学习”确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无论是学技术、学政制、学文化,尊西学西却一以贯之。20世纪初,这一学习过程已经进入模仿西方实行民主革命的阶段。但康有为认为,当时所倡之学皆为“虚学”而非“实学”。“虚学”就是空喊民主口号、热衷政治革命,“实学”就是科学技术。康欣赏德国人注重科学方法和实际效果的做法,孜孜以求国家实力的提高。他在德国参观最多的,一是文物遗迹,二是工厂企业。他一再浩叹:“普之重艺若此,宜其今日工艺之盛而统日耳曼而为霸哉!盖欧美今日之盛,不在道德而在工艺。若吾国空谈名理,妙解文学,多在形而上者,而不屑形而下者,国弱民贫皆在于此。人之体壳皆血肉之躯,本一物质,不能高言玄妙。工艺乃物质之实用利物,前民最切者,得之宜强也。”[11]“吾之叹美德国,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12]康所谓的“物质学”、“实业学”,一是指基础科学,如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二是指“实用科学”,即技术基础科学;三是指“专门业学”,即工程技术科学,如“工艺兵炮者”。康认为,正是这些“物质学”而不是政律、学论,是欧人横绝大地的根本,也是惯于凌空蹈虚的中国人必须掌握的。因此,康在《物质救国论》中具体分析了欧美各国科学技术之所长,对如何在国内兴学、如何派遣留学生、如何聘请外国专家等都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如学机器宜到苏格兰,学电学、汽机宜到美国,学实用科学宜到德国,学工艺宜到意大利,等等,这是一份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初步纲要。

“物质”的第三个含义是军备国防。康有为说“物质”,总是“工艺、汽、电、炮、舰”或“工艺、兵、炮”连用,因为“救国”的“物质”必须落实直接体现国家实力竞争的战场上。康有为发现,普鲁士—德国崛起的两个关键阶段,都与其“尚武”有关。普鲁士的兴起始于18世纪有“士兵王”之称的普鲁士弗里德利希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713—1740在位)。这位欧洲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登基后即以强力打造普鲁士。他“专以治兵为事,好巨人,选长躯干者为卫军,凡物聚于所好,遂得精兵八万,掠取瑞典南方地。虽专制残暴,杀戳大臣,轻待文士,略似明太祖,然普之以兵力称强北欧,卒能以小侯与奥争霸。”[13]所谓“尚武”,不只是指普鲁士——德国发愤治兵、骁勇善战以及习惯于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也指其在长期争战中所形成的军事性格和作风,以至于有人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康认为,无论是德国人以“整齐严肃”著称的行为风格,还是普鲁士—德国的迅速崛起,都与“军容”有关。“窃深考德人所以致强之由,全在于举国民为兵之一事也。夫举国民皆尝为兵,其兵之多也,人皆习于战事,而后备兵无穷也。……吾深观德国之工商大盛,人民多才敏,奉法皆严谨,行事有纪律,身健能耐苦。所游之地,所奉之职,皆能有条理,虽在远方,合群任事,秩然不紊,肃然不哗,迥异各国。其少年学校之教,亦与各国同耳。而德人鼎鼎肃肃、独出冠时者,则以德人皆尝为兵。”[14]游德期间,康有为对其军备、军械、古战场等多有详细记载,其“游武库”和“游克虏伯炮厂”两篇,对德国的军备技术、武器产品有详细介绍,以唤起国人注意。写完“德国游记”3年后,康又写“补德国游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1907年1月14日对莱因河两岸战垒(城堡)的记述与想象。在相当于中国百八十二里内,连山夹河,垒凡百数。“垒也者,故侯之宫,而争战之场,欧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欧土之侯,日夕披数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许之玻杯以饮葡萄酒,醉则卧地,劫抢民女,醒则出猎,入民家而夺所有,或攻邻国而掠其商民。大举则大剑长枪,以攻其垒。非深宵入内寝见其妻,无敢解甲者。头目戴密孔之铁胄,足股踏缠裹之铁滕,甲厚如钱,楯长过丈,苟非刺喉,无自杀之。若其垒制奇诡,凭山颠而俯绝壁,峻耸入云,处处断而续以桥,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圆,可通可绝,可降可升。不知几经战争,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15]惨淡风云、无限碧血造就了德意志文明,以至于旅游中的康有为深感惊恐:“临眺山河,但觉有垒处增添异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纵横,锋镝鸣突,流血渍地,来因河波,为之变赤。附垒之村人,即当日依侯之隶民也。日日惨杀,月蒙劫掠,何辜于天,如是千年。”[16]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还特别称赞德国海军建设的成绩和效果:“夫德国之强,而前数年海军未备,犹为人侮。”1897年,威廉二世下诏加强海军建设,花费巨资建造军舰。当俄军误击英船时,“吾时在伦敦,诸大臣约见,而皆以事俄未暇,举国哗然备战,吾问英人,谓英海军制胜于俄,何所虑?英人谓俄联法不足畏,独虑德助之耳,德人海军近者新强也云云。即此一端,德兵舰之声威已见,他日之掠取土地,更属无限。”[17]康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正是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之提出海军问题,是因为中国滨海之国,本来应该像英国那样“以波涛为国”的,但实际上只限于“保守门户”,结果则是以“万宝储藏”之国而在“海盗环伺”之境“坐待贼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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