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单世联:知识分子为什么批判文化产业?

更新时间:2021-03-04 06:32:00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这一过程只会日益加快而不会终结。在此过程中的人们,会领略新奇的景观并积累丰富的经验,却不会感到满足、满意。哲学史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很好地描述了转型期的阴郁感受:

  

   我们不是作为单独的一个民族,而作为由历史的潮流向前推进的人类,到底处于历史潮流中的哪个位置呢?这一潮流通过我们实现了什么?——我们感觉到这一潮流正以极快的、甚至迅猛的速度将我们带入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新的生存状态中,我曾经熟悉的伟大事物似乎不再具有继续发展的余地,而许多事物因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更为舒适的条件,但也有许多非常多样多的事物变得更加阴暗、沉重、危险,很多事物不再像以往那样自由,那样富有来自于内部的自发力量。[13]

  

   对现实的不确定感,对未来的茫然,强化了古典传统的价值和和魅力。马尔库塞认为,传统的、以美为理想的艺术与现代文化的区别主要在于技术:

  

   西方的高层文化——工业社会仍宣称信仰其道德、美学和思想价值——在功能的意义上和年代顺序的意义上曾是一种前技术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于一个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此外,西方的高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曾是一种封建文化,甚至当资产阶级时代给了它某些十分持久的公式时也是如此。它曾是封建的,不仅因为它局限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也不仅因为它那固有的罗曼蒂克成分,而且因为它的权威著作曾表现了一种同整个商业领域和工业领域、同可以预测并可以获利的秩序有意识、有步骤的异化。[14]

  

   所谓“高级文化”是与技术、商业、工业和获利性相对立的文化,它不但是“伟大传统”、“经典作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等级制,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对于1960年代的激进学生来说,“高雅文化也者,不就是经过整理的对先前犯上作乱事件的记录:成功的创新者的历史,站住了脚,经久不衰,终于进入圣殿的丑闻集吗?”[15]在布克哈特所向往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之外的世界是否是一片光明繁荣?当代法国社会学家莫兰(Edgar Morin)对此有所质疑:

  

   在大众文化之前存在的是什么?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rich Ho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兰波(Arthur Rimbaud)在他们生前受到过承认吗?难道资产阶级的故步自封、傲慢的中庸状态过去没有统治过文学和艺术吗?在大型报刊的经纪人、电影的制片人、电台的行政官僚之前难道没有院士们、资历深厚的知名人士、高贵的文学沙龙等主宰文化?往昔的“高等文化”厌恶对观念和形式进行革命性改造的东西。那时创造者殚精竭力地创作但不期求人们接受他们的作品。在产业文化之前也不曾有过文化的黄金时代。[16]

  

   古典时代并非什么文化盛世,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金时代。“产业文化也不宣告这个黄金时代。在它的发展中它比昔日僵固的文化带着更多的潜能。但是在它对中等水平的品质的追求中又摧毁了这些潜能。而在各种形式下,遵守成规与创造,僵化的模式与创新之间的斗争进行着。”[17]文化产业并不是文化的黄金时代,但它确实极大提高了文化生产力,造成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极大丰富。因此,以传统文化来批判文化产业,固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却并不公正。

  

   2、对文明衰落的真切恐惧

  

   文化产业的背景是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社会政治的民主化。工业化、民主化带给社会与文化的许多变化,诸如新精英阶层的兴起,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消费的增加、宗教与传统的没落,再加上经常性的战争威胁,都使一部分文化精英有一种感觉:文化,特别伟大艺术正在衰落,灾难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这一感觉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在受到当代事件的加剧后,形成一种文化悲观主义的态度和论说。

   其实,不只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在所有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远古的黄金盛世的传说,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衰败逻辑。专门研究文明衰落与文化悲观主义的美国学者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在其著作的开篇就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每一种都认为,当代人较之其父辈和先辈明显地退化了。”[18]这一文化积习表现为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中的衰败哀叹,也反映在18世纪卢梭对古人和自然的赞颂之中。问题是,经过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经过工业革命、法国革命等一系列伟大的进步运动之后,文化悲观主义也丝毫不见消失反而更加茁壮。仅举数例。19世纪的种族主义者戈宾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认为:“文明的衰落昌所有历史现象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最令人困惑的一个……任何一个人类群众,不管维系它的社会网络多么精致,实际上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埋下了注定要衰落的种子。”他更针对19世纪欧洲文明说:“我们的文明像是由海底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岛屿,兀然裸露于破坏力极强的激流面前,遭受那一度促使它生成的力量的拍打和侵蚀。它们无力逃脱分崩离析的厄运,最终将会为滔滔巨浪所吞噬。”[19]戈宾诺极为反动,却在20世纪找到思想传人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和实践其种族主义的行动者希特勒。现在看来,戈宾诺的种族主义当然是胡言乱语。但伟大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天才的哲学家尼采,也都真切地感到欧洲的没落,他们都认为民主会导致专制、危及文化。布克哈特的言论上面已经引过,尼采的观念更为丰富。他曾专门说明何谓“颓废”:“文学的颓废通过什么特点显示自身?通过生命不再居留于整体中。……生命,那同样的生命力,生命的勃勃生机,被挤压进最早的构形,那残余部分便乏于生命……整体不再存在,它是拼装起来的,被计算出来的,假造的,是一种人工制品。”[20]尼采认为,文化衰落的原因不是戈宾诺说的是种族混合,而是基督教和现代道德,是它们销蚀了生命,造成人性的懦弱和庸人泛滥。《查拉斯图士特拉》描绘了“最后之人”也即“末人”的生活状态:“人们不再贫困,也不再富有:二都过于烦恼。谁要统治?谁要服从?二者都过于烦恼。……人人需求同一,人人也都一样:谁若感觉不同,就自觉进入疯人院。”[21]在尼采的笔下,“最后之人”已经降低到昆虫层次,或者是亚人类的最低层次。尼采专家A·彼珀解释说,“末人”这个概念表达的是 “把人类理解为人类谱系学中的最终阶段的人,即他把自己当作是最终目的,无法想像还有超越他的更高形态。末人就是不再想继续发展的人,因为他没有发现自身还有可鄙之处以及要超越这可鄙的必要。末人在自身中已经达到了终点,同时永久地以自身而且在自身那儿安排一切。”[22]所以说,尼采不但明确道出“上帝之死”,实际上也表达了“人之死”的主题。

   哲学家多是悲观主义者,但科学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担心:文明的增长是否会在实际上限制自然选择的进程?意大利医学兼犯罪学家隆布罗梭(Cesare Lombroso)发现,犯罪源自人的返祖遗传、反社会性衰退或者是变种,所以进化伴随着衰退。此后的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进而发现,这种返祖和衰退不只见之于异常和犯罪,也表现为现代人自身。“到了1890年,衰退已不再被看做是一种畸形。思想家们认为,它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工业文明的产物。”[23]1893年的一本畅销书书名就叫《衰退》,作者是匈牙利记者马克斯·诺道(Marx Nordau),该书把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一些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归入病态的思维状态的牺牲品。法国社会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分析了群众集会中出现的回归原始的状态,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自杀是现代工业社会变化所做的极端反应,他指出:“产生反常倾向和利己主义倾向的超级文明也有使神经系统变得过分脆弱的作用,因此神经系统甚至不能坚定地效力一个明确地目标,更不能忍受任何纪律,更容易受到暴怒和过分抑郁的影响。”“自杀的反常发展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弊病是相同的原因引起的。自杀人数的异常地增加表明文明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动荡,自杀的人数说明动荡的严重性。”[24]源于英国的优生学不仅仅引发了后来德国的种族科学,也在欧洲各国引起共鸣,而其出发点就是对人的智力衰退的担忧。弗洛伊德的研究和猜想是,文明人也仍然保持其早期野蛮性的基本本能,所以他强调:“在我看来,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是,他们的文化发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成功地控制由于人类的攻击本能和自我毁灭本能所造成的社会生活的混乱。……谁能预言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功和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呢?”[25]九年后,希特勒的纳粹德发动世界大战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大屠杀,其野蛮与残暴,证实了弗洛伊德的判断。

   至此我们介绍的都是“旧欧洲”的悲观论,在美洲“新大陆”,也不乏响应者。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就吸取了美国加尔文信徒的“哀叹”传统,担心美国道德的崩溃,甚至于认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地球就成了渣滓地,一个暴力和谋杀的大剧场以及一个痛苦的地狱。”[26]他的曾孙享利·亚当斯(Henry Adams)怀着更深的悲情,在1889年匿名出版的小说的《民主:一本美国小说》中深入揭发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腐败;在其九卷本的《美国史》中又叙述了在非人性化力量的驱动下美国的灾难性转变。亨利·亚当斯的弟弟布鲁克斯·亚当斯(Henry Brooks Adams)更把现代化的喧嚣描写成一个强大的阴霾正在引导美国和西方文明走向崩溃,他真诚地认为:“世界上全部蒸汽机都不能像圣母玛利亚那样建造出沙特尔大教堂。”[27]19世纪末,美国也同样出现了种族悲观主义,黑人作家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焦急地等待着白人文明的崩溃。

新的文化悲观主义与20世纪一起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1918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其名著《西方的没落》,提出每个文明都有春、夏、秋、冬,也即成长、成熟、衰败和死亡四季的模式,说明西方文明在1800年之后就已失去灵魂进入初冬阶段,此后就是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尽管斯宾格勒的“衰败”是指所有文明的突命,甚至还认为西方还有可能摆脱毁灭的命运,即通过像歌德这样的文化人物、像凯撒这样的军事人物来摆脱混乱重建帝国,但由于此书问世时,欧洲正一片废墟,西方文明茫无目标,所以其散布的悲观主义流行一时。这一理念也为英国史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认同,他也在《历史研究》描绘、分析了26种文明的命运,而衰落和解体则是所有文明的结局。汤因比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我有一种感觉,西方文明确实发生了某种‘衰落’,而且我也常常试图搞清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部分原因是我觉得古代世界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家园,后来发生的则觉得可怜——像一只拉丁狗。”[28]二次大战后,西方文化的一些领袖人物,如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历史的终结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界的昏暗”的判断、法国哲学家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名言、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对革命暴力的期待、思想史家福柯认定的“人之死”、文化批评家法农(Frantz Fanon)号召“神圣暴力”等,也都是文化悲观主义,并有以暴力体验作为文化抑郁的解毒剂的共性。冷战结束以后,情况也并不乐观,一方面是文化多元主义者谴责美国和西方,另一方面是生态悲观主义者对工业、技术和现代西方的指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3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