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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中国现代性图景中的文化产业

更新时间:2021-03-04 06:18:17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认为科学帮助人类摆脱中世纪的黑暗,使思想得以解放,文明得以进步。针对泰戈尔在华提出的“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观点,吴挖苦地说:“太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自己恶贯满盈,那就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吴明确指出:“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它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18]吴不但不承认文化解决的方案,而且把“文化”与国力对立起来,这就是“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在中国现代史上,每当政治无可作为或无法改进之际,种种文化论说就会盛行开来。吴稚辉此论意味极为深长。

   吴稚辉的“老制造局主义”有意针对五四后的“文化先锋”意识。应当说,虽然种种“文化论”在现代中国长盛不衰,但“老制造局主义”仍在社会生活中据有主流地位,并通过“实业救国”的理念和实践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抗战开始后,“战国策派”的学者们重提“力”的概念,意图从“文化”转向“武化”以应对强大的敌人。林同济指出:“无论由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言,或由精神情况言,今日的欧美很显然的是正在另一种作风之下,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大战以下的地中海历史。”要在此无情的时代生存,就“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现时代的意义是甚么呢?干脆又是干脆,曰在一个‘战’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判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道地的战国灵魂乃竟有一种‘纯政治’以至‘纯武力’的倾向,充满了‘非道德’、‘非经济’的冲动的。韩非子如炬的目光早已抓住这点。他所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可算是对于战国时代精神一针见血。”[19]作为人文学者,“战国策派”最关切的不是器物、技术、制度等“硬”文化,而是精神和人格,其“文化”概念仍然属于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只是它不是经济政治的消极反映,而是一种具有创造精神的民族整体意志和刚强勇敢的国民人格。“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每个国民,尤其是身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20]

   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汉民族败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先例,但那时的中国人没有文化失败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当时就认识到:“夫夷狄所恃以胜中国者,朔漠荒远之乡,耐饥寒,勤牧畜,习射猎,以与禽兽争生死。故粗犷悍厉,足以夺膏粱豢养之气。而既入中国,沉迷于膏粱豢养以弃其故,则乘其虚以居其地者又且粗犷悍厉以夺之。”[21]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满清终将败于中国文化。那么何以近代国人在中央政府依然有效地控制着绝大部分疆域并基本有效地行使着主权的背景下,会有失败之感呢?雷海宗指出的,尽管二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是在外祸之下呻吟,但

  

   鸦片战争以下,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新外族是一个高等文化民族,不只不肯汉化,并且要同化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曾遭遇过的紧急关头,惟一略为相似的前例就是汉末魏晋的大破裂时代。……但汉末以下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的,武力属于五胡,文化属于印度,最近一百年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远较佛教为积极。两种强力并于一身而向中国进攻,中国是否能够支持,很成问题。并且五胡与佛教入侵时,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并未消失,所以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五胡为汉族所同化,佛教为旧文化所吸收。今日民族的自信力已经丧失殆尽,对传统中国的一切都根本发生怀疑。这在理论上可算是民族自觉的表现,可说是好现象。但实际的影响有非常恶劣的一面:多数的人心因受过度打击都变得麻木不仁,甚至完全死去,神经比较敏捷的人又大多盲目的崇拜外人,捉风捕影,力求时髦,外来的任何主义或理论都有它的学舌的鹦鹉。[22]

  

   显然,如果中国没有在武力上败于西方,西方的“文化”也不会引起中国人的巨大震动。由“武”而“文”,是一种逆推,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以“文化”立国、以德治国的传统。但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中国“文化失败”,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与其文化保守思想并存。史学家陈寅恪认同“中体西用”论,自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23]。4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在《新事论》中从两价目角度总结比较了“清末人”与“民初人”两种现代性。清末人受达尔文—赫胥黎的说进化论影响,以为人事界与自然界一样都是弱肉强食,知道中国要在世界上站得住,非有力不可;而且清末人对西方了解不深,且有看不起的意思,以为西洋人是野蛮的,其所以能横行在其有力;民初人对西方了解较多,知其非野蛮人,且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总统的14条原则,国际联盟成立等,遂使他们认为世界靠法而不靠力,所以他们不讲富强而讲西方的精神文明。从“明层次”的意义上说,西方人是文明的,但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处天然状态,国家行为为道德所制裁、为法律所统治的趋势才刚刚开始。“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野蛮底,所以人亦是野蛮底,这是清末的人错误底推论。……因为人与人之关系,已经是文明底,所以国与国关系,亦已经是文明底,这是民初人底错误的推论。”前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者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不过照清末人的错误错下去,中国还不至于吃亏。因为不管别国是否专靠实力,我们先把自己的力充实起来,所谓先立于不败之地。而照民初人的错误错下去,中国要吃大亏,现在正吃着大亏。”[24]因为民初人使中国工业化退迟了30年,冯对“清末人”的敬意要远高于“民初人”。如“体用论”的意义上说,清末人兴实业,民初人重玄谈,前者是“体用两橛”,后者是“体用颠倒”,“这两部分人的见解,都是错误底,不过清末人若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下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意想不到底结果;民初人若照着他们的想法想下去,或照着他们的谈法谈下去,他们所希望底结果,却很难得到。”“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与其空谈应该统一国语,不如多设几个广播电台;与其空谈应该破除省界,不如多修几条铁路。有了这些东西,‘应该底’才会跟着来。没有这些东西,‘应该底’是空‘应该’。”[25]冯还明确赞同“中体西用”论:“清末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就一面说,是很不通底;但就另一面说,亦可以说底。……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此说是可以底。我们的《新事论》的意思,亦正如此。”[26]冯友兰此论,当然与其新儒家立场对五四的批评有关,同时以生产方式为社会进步的基础也反映了其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2年在一篇比较严复和伊滕博文的文章中,说到自己认识的变化:“我曾有一时,认为严引进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成果是高明的,与他对照的是保存封建意识形态而引进武器和机械的日本维新之路。当然,严所引进的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代的意识形态。他所选择的代表作是有水平的。过了一个世纪。我们还是可以从他所走过的路上引进西方无产阶级意的思想,内容有别,从思想意识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相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对这种办法产生了怀疑。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生产技术不改变,生产力不发展起来,外来的思想意识生不了根,会换汤不换药,旧东西贴上新标签。……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27]

   以“文化失败”为起点,中国现代性计划有两个方向,一是把中国的失败归结为人的不行,要求以人的改造为社会政治改造的前提;二是把中国的失败归之于物质力的贫乏,要求以物质富强为重建中国的基础。如果说前者虽然反中国文化,但其以“思想文化”为解救中国困境的方式仍然是传统思想逻辑的重现的话,那么后者则更接近西方现代性。在理想的意义上,中国现代性的应当是严复所说的“鼓民力”与“开明智”,也即物质发展与文化启蒙的统一。就在这一结合点上,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意义:它使“文化”成为“物质”、成为“力”。

  

   2、从文化批判到文化产业

  

   当代有关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研究和反思充分说明,历史不能一分为二地切割为“传统”与“现代”。这一范式既误读了“传统”也曲解了“现代”,更遮蔽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方面,它只注意到传统之间的相似性,而拒绝承认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现在看来,把传统社会描绘成“静止的”、“没有变化的”社会,这是按近代西方社会的急剧变动的标准看过去,但事实上传统社会绝非静止不变的社会。同样,不同的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实际也有很大差别。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社会变革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各个现化社会之间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也长期存在且有力地塑造着现代社会,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和形态。从起源上看,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范式是一种人为地构筑起来的“分析差距”,其建构基础在于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其他模式。一分为二的切割简化了历史进程;合多为一的现代化很可能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所以20世纪70年代后形成的“新现代化研究”就不再重复一分为二或化多为一的模式,不再作不发达国家应走西方发展道路的单向度假设,不再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面加以排斥。新的理论重在个案研究,强调只有历史能说明一个特定国家的发展模式。把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任务理解为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28]

   然而,中国现代性的特点却在于自觉而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主动而热情地地以西化为标准和范式。陈独秀明白指出:之所以要否定中国文化,是因为它不符合西方的标准: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9]

  

   这种以西方为标准的文化观,表现的正是一种文化失败。牟宗三先生指出:“我们试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满清政府打败,继把我们的民族打败,最后把我们的文化打败。其实西洋人并未打败我们的文化,当然无所谓败不败。文化是自己努力的事,是有弹性的,是随时滋长壮大或转形的。西洋人并不敢说打败我们的文化。外人所能打的只是外在的有形的东西,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两种物质力量相交绥,冲突便是打,谁强谁打败谁。把你的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打倒就算完,此外他管不着。所以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起来自己否定的。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这种败才算是一败涂地。”[30]如果说从冯桂芬到张之洞逐步完善的“中体西用”论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挑战面前的一种自我辩护,那么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在承认中国文化失败的前提下接受西方的标准。这就是罗志田指出的:“近现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的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爱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31]

这一“诡论性现象”使得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一种异常艰难的困境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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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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