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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文化竞争、文化批判与文化复兴

更新时间:2021-03-04 06:02:09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思潮方兴未艾,有关文化竞争、文化软实力、文化多样性等等也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文化/政治课题。两个极端的观点是由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来的,前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亚伊斯兰文明、东亚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立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1]后者以为全球化意味着原有的国家界限的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村”和人类共同体,这既包括经济—贸易上的WTO,也包括更大范围上的世界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人们将越来越能够共享一套基本的信念、价值、经济—贸易发展带来的好处、通讯—交通带来的便利。总之,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2]“文明冲突”论强调了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冲突,“历史终结”论重在西方文化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同化,它们都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交流与冲突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展开的现实,客观上为更广泛的文化争议拓展了空间。

   概括地说,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有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批判”高举反传统、反儒学的大旗,以推动中国现代化为主题,其主题是“传统/现代之争”。20世纪90年代,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和大举进入,文化问题再度为全社会关注。现在看来,情绪性地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复古式地以“读经”的方式回归本土传统,都难以充分回应现实的文化挑战,合理的问题是如何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在全球竞争中寻找中国文化的自主地位和发展空间。这种以“文化复兴”为主题的文化研究,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学术思想的主要关怀之一。易言之,中国文化的古今之争尚未结束,而中西文化之争又以更大的规模展开。

  

   1、文化为什么是一种竞争力?

  

   在现代性视域中,“文化”与经济、政治一起构成社会的三大领域,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与经济、政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变迁。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通过从“政教分离”到文化自由、从道德自律到审美独立的探索和实践,以社会分化与劳动分工为条件的现代文化模式。

   但当代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律领域的观点,是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建构。英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总结出“文化”的通常用法,一是“理想”的定义,即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二是“文献式”的定义,即文化是记录人类思想与经验的知性或想象作品的整体;三是“社会”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所表现的价值与意义,既包括艺术与学问,也包括制度和行为方式。在威廉斯看来,“理想”的定义要将文化从特定的社会塑造中抽象出来,而“文献式”的定义同样将文化领域与人的其他社会生活截然分开,所以真正具有解释力的是文化的“社会”定义。[3]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就是把文化从狭隘的、封闭的圈子中解放出来,使之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等联系起来,与民族国家认同方式、综合实力联系起来。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群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大体上包括价值、规则、体制以及相关的思维、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与权力、文化与霸权等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并相应地出现了“话语政治”、 “符号政治”、“消费政治”、“微观权力”等一大批新的解释范畴。[4]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才有一个竞争力问题。

   无疑的,“文化竞争”的提出,不只是思想界对“文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事实已被卷入国际竞争之中的事实。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竞争正在沿着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的路线演进,发达国家也从谋求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到谋求文化霸权。

   其一,文化作为一种认同方式,是国家建构的重要途径。文化与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既不等同又相互交错。19世纪初的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担心德意志的统一可能危及文化的多样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则一再论证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排他性的文化统一过程,他们都指明了国家不仅仅是政治实体和暴力的合法使用者,而且也是一个文化单元。国家力量的形成及其实施首先需要作为个体的国民服从国家价值观,使整个社会具有较高的凝聚力、整合力和导向力,从而达到民族融合、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稳定。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一再表明,文化传统在凝集人心、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文化既促成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又作为国民表达政治意向、实现政治参与方式的载体;现代政治实践在维持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宣传与推广特定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与价值观、信息等文化方式来完成。当18世纪末德国浪漫派以德意志文化的特殊性而反对法国启蒙主义的普遍主义时,他们关注的其实是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命运;当19世纪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ew  Arnold,1822—1888)以文化反抗无政府主义时,其前提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不是在自我中而是在文化中。当代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研究发现,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使这种想像成为可能的首先就是文化:宗教、政治王朝、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比如时间观念)、书籍(包括报纸等)等等。[5]所以,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既不只是文化现代性所主张的文化是一个超越并批判世俗权力的独立领域,也不只是一般所理解的文化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真正重要的是,文化使国家成为可能,没有脱离文化(以及经济)的抽象国家。从而,在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之后,人们正在根据文化传统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文化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文化主权构成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文化成为国际竞争的力量之一。

   其次,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国家竞争的重要资源。自从美国学者小约瑟夫· S·奈(Joseph S.Nye.Jr)提出“软实力” (soft power,一译软实力、软力量)概念之后,有关“软实力”的问题就一直为政学两界所重视。相对于以强制(大棒政策)和援助(胡萝卜政策)方式发挥作用的军事、经济等“硬权力”(hard power),“软权力”是指以“吸引”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权力,包括对他国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得到遵循的政治价值观,被视为合法并享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6] 尽管有关“软权力”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Gramsci,Antonio,1891—1937),但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概念及相关实践才被全面运用到国际竞争之中,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战略。就其起源而言,“软实力”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竞争的语境中提出的,有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全球进程,固然是基于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同时也是民主、人权、自由、现代化等价值观的吸引力、强劲势头及其荣誉的反映。20世纪末,从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到后官僚威权的拉美国家,从最贫穷的赤道非洲到新富有起来的工业东亚,都踏上民主的进程。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体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但在道义上,却难再理直气壮。这固然是各个国家人民的自我选择,同时也是软实力的巨大效果所致。与“硬实力”比较,“软实力”是更根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具有中国古人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在西方“软实力”的吸引之下,似乎后冷战的世界政治合法性只有一个主导的原则,这就是西式民主;似乎自由资本主义是现今世界上惟一的全球政治文明。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民主只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能否认后发现代国家面临的建设民主政治的深切愿望,但在西方国家全力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又确实包含着西方权力的扩张。易言之,西方文化不但包含着西方权力,它本身就是西方权力的一部分。因此,跨国文化交往的过程也是国家软实力的竞争过程。

   再次,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是国家权力扩张的重要媒介。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区别在于,它不只是特定传统中人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及其行为模式,而且具有明确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效果。通过文化产业,文化实现了从精神价值、意识形态等抽象的、信仰的层次向世俗的、物质的领域扩张,越来越多地具有物质商品的形态,“心”“物”难分难解,文化不再是社会经济权力之外的“飞地”或孤立绝缘的自律领域,也不再是地方风习、民族惯例、意识形态,它同时也是技术、娱乐与服务,也是一种商品、一种经济,是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文化交流的加深,文化产业和国际文化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文化贸易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承载的一国文化影响力也随着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扩大而增强。以音乐磁带、唱片、M 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正式成为发达国家举足轻重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新的增长点,文化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品牌、技术标准、互联网域名等等,都是实实实在在的资产;西方的影像产品、动漫、通俗文艺、美食、时装、广告等等在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并攫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诱导世界上所有人接受整个西方文化,向不同国家和地区倾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文化产业以其巨大的政治、经济后果而有力地参与到当代的国际竞争之中。

   综合这三点来看,竞争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生存方式。这一竞争至少表现三种方式:现代与传统之争、普遍与特殊之争、民族国家之争,它们既可以是文化间的竞争,也可以是文化内的竞争。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现代”之所以为现代,首先是由西方定义并以西方为典范的,所以即使中国文化内部的现代/传统之争,也仍然具有文化间竞争的性质。

  

   2、文化如何竞争?

  

   文化参与经济、政治,当代的文化直接与经济、政治相关,所以有文化经济、文化政治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影响极大,很少有人同意其“文明冲突”论,但确有很多的论者致力发掘文化冲突。如果说亨廷顿此论明显表示“我们”与“他们”之分,表达出对其他文明特别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防范,那么中国文化思想对“文明冲突”的兴趣则与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的与西方文化的竞争有关。冷战的世界以意识形态划界,意识形态是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与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改革前的中国长期把文化基本理解为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包括着文化的对立。冷战结束后,阶级论的文化同样可以转化为中西文化之争。也就是说,在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立与不同传统的文化对立之间,存在着同构现象,当代中国文化有着鲜明的连续性。

但文化毕竟不只是利益和权力。当代国际竞争之所以要利用文化形式,一方面在于文化产业内在地具有“非领土的扩张”能力。借助全球市场和传播技术的推动,文化产业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经验的领域,经由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界限或区别已经变得模糊,在精英与大众、现实与影像、政治与广告、经济与文化、生产与交换、东方与西方之间,出现了“去分化” (de-differentiation)的“后现代”趋势。另一方面也因为文化比利益与权力更多地蕴涵着超越国家、民族的人类共通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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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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