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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欺骗并胁迫而索财行为之定性研究

更新时间:2021-03-02 23:36:10
作者: 邹兵建 (进入专栏)  
但从社会一般观念出发,如果认为该行为确实能起到胁迫的作用,就应当定敲诈勒索罪;同理,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是出于让相对人产生恐惧的意思,但从社会一般观念出发,如果认为该行为具备了让相对人陷入错误的性质,就应该将其作为诈骗罪来对待。[19]

   由上,对于欺骗并胁迫而索财的行为定性,在理论上便归结于,如何根据行为的客观样态判断欺骗并胁迫而索财行为的性质。从行为的外在特征来看,欺骗并胁迫而索财的行为,既有欺骗的因素,又有胁迫的因素,如果抛开具体案情而笼统地判断,往往难以把握行为的实质而只能得出“行为兼有欺骗与胁迫性质”[20]这样模糊而又缺乏说服力的结论。但如果放弃理论上的统一努力而直接深入某个案情中作具体分析,即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也仅限于某个特定的案例,而不能提升为理论上体系一贯的见解。因此,妥当的方法应是,结合具体的司法实践,找到一个判断行为性质的切入点,进而对欺骗并胁迫而索财的行为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并对这几种行为类型予以分别考察,从而得出一个同时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和实践的可操作性的结论。

   本文认为,判断欺骗并胁迫而索财行为的性质,关键在于查明该行为中欺骗、胁迫、索财三个行为要素之间的关系。以这三个行为要素的关系为切入点,可以将欺骗并胁迫而索财的行为分为以下四种基本类型:第一,行为人实施了欺骗和胁迫,欺骗的内容不能给索财提供任何正当依据,只是对胁迫所告知的害恶的虚构,本文将其称为单一胁迫型:第二,行为人实施了欺骗,欺骗内容能够为索财提供正当依据,并且,欺骗内容包含着行为人提出胁迫的高度可能性,但行为人并未据此提出胁迫,本文称其为单一欺骗型:第三,行为人实施了欺骗和胁迫,欺骗的内容在性质和数额上都能为索财行为提供依据,且欺骗程度很高,足以使人相信,本文视其为骗吓兼施、以骗为主型:第四,行为人实施了欺骗和胁迫,欺骗的内容虽能为索财行为提供一定的根据,但不充分,或者欺骗内容虽能在性质和数额上为索财行为提供充分的正当依据,但欺骗程度较低,不足以使人陷入错误,本文将其命名为骗吓兼施、以吓为主型。其中,前两种类型又可合称为单一行为类型,后两种类型可以合成为复合行为类型。下面对这四种类型分别予以考察。

  

   三、单一行为类型的考察

   在欺骗并胁迫而索财的场合,行为人既实施了欺骗,又实施了胁迫,因而同时存在两个手段行为。但是,同时存在的欺骗行为与胁迫行为未必是并列关系,在不少情形下,其中的一个要素从属于另一个要素,从实质的角度把握,只有一个手段行为。这种场合下的欺骗并胁迫而索财行为即属于本文所谓单一行为类型。其中,根据实质上发挥作用的手段行为的不同,又可将单一行为类型分为单一胁迫型和单一欺骗型。

  

   (一)单一胁迫型

   在欺骗并胁迫而索财行为中,存在这样一种类型:行为人实施了欺骗和胁迫,欺骗的内容不能给索财提供任何正当依据,只是对胁迫所告知的害恶的虚构,此即是单一行为类型中的单一胁迫型。

   【案例1:非典案】2003年北京爆发非典型肺炎期间,有几个学校的校长接到匿名恐吓信。行为人假称自己是非典型肺炎患者,并以把非典型肺炎的病毒传播到学校相威胁,勒索数额巨大的财物。[21]

   从行为能否使被害人认识到财产处分的损害性角度来看,本案中的被害人显然会认识到其财产处分行为的损害性质。换言之,该犯罪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其只能使被害人在认识到损害的情形下处分财产。从行为能否使相对人陷入精神强制来分析,若本案被害人按照行为人的要求处分了财产,其唯一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受到恐吓以致精神受到强制。综上,本案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虽然本案中行为人实施了假称自己是非典患者的欺骗行为,但这里的欺骗行为不同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前文已析,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具有指向相对人财产处分行为的属性。[22]如果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即使让相对人受骗,陷入错误的相对人也不会处分财产,那么,这一欺骗行为就无法指向相对人的财产处分行为,便不属于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在非典案中,即便相对人上当受骗,误以为行为人患上了非典型肺炎,也不会基于这个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因此,这一欺骗不属于诈骗罪的欺骗行为。进一步探究可知,欺骗行为能否指向相对人的财产处分行为,取决于该欺骗行为的内容。具体而言,如果欺骗的内容能够为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行为提供正当依据,那么相对人在陷入错误的情况下就会处分财产;相反,若欺骗的内容不能为被害人的财产行为提供任何依据,那么,相对人即使陷入错误,也不会处分其财产。在非典案中,欺骗行为的内容是行为人患上了非典型肺炎,即便这一内容属实,也不能使行为人享有请求相对人交付财产的权利,因而无法为相对人的财产处分行为提供任何依据,也就无法给行为人的索财行为提供任何依据。

   既然如此,那行为人为什么要实施欺骗呢?从本案来看,欺骗的作用不在于为索财的行为提供正当依据,而在于使得胁迫行为所告知的害恶显得更加现实而急迫。从生活经验上看,虽然行为人在未患上非典型肺炎的情况下,也存在将病毒传播到学校的可能,但如果行为人自己属于非典型肺炎患者,那么,这种传播无疑变得便利得多。因而,非典案中,行为人实施欺骗,其目的在于强化胁迫行为的效果,从而迫使相对人处分财产。从被害人的角度看,只有相信行为人欺骗的内容,被害人的恐惧程度才会提升,直至精神受到强制。因而,在本案中,欺骗行为是胁迫行为内容的一部分,前者本质上从属于后者。前文已述,敲诈勒索罪重胁迫行为所告知的害恶可以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不问行为人是否具有实现害恶的意思。[23]因此,以欺骗作为胁迫的手段,即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而欺骗相对人,使其产生畏惧心理而处分财产,与以真实的内容对相对人进行胁迫使其心生畏惧而处分财产,在行为性质上并无二致。

   以非典案为代表,在欺骗并胁迫而索财行为中存在这样一类行为,行为人实施了欺骗和胁迫,但欺骗的内容不能给行为人的索财行为提供任何依据,而只是对胁迫所告知的害恶的虚构。本文将其称为单一胁迫型。在单一胁迫型行为中,欺骗行为从属于胁迫行为,对于相对人的财产处分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胁迫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处之。

   (二)单一欺骗型

   在欺骗并胁迫而索财行为中,存在另一种类型: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而且欺骗的内容能够为索财提供正当依据,并且,欺骗内容包含着行为人提出胁迫的高度可能性,但行为人并未据此提出胁迫。由于这一类型中行为人并未实施胁迫行为,本文称之为单一欺骗型。之所以将没有胁迫行为的单一欺骗型也列入欺骗并胁迫而索财行为的范畴,是因为这一类型中的欺骗行为本身具有衍生出胁迫行为的高度可能性,也正因此,实践中对此类案件也存在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罪名之争。

   【案例2:蟑螂案】行为人至某餐厅点菜吃饭,自始无付钱之意思。当行为人将吃完时,骗服务员说菜里有蟑螂,餐厅老板害怕影响生意,而赶紧向行为人道歉,并将行为人送出,没有向行为人收钱。[24]

   在本案中,行为人虚构了菜里有蟑螂的事实,实施了一个欺骗行为。首先考察欺骗行为与索财行为的关系。若顾客在餐厅就餐时,确实发现食物中有蟑螂,那么根据相关法律(如《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的规定,完全可以要求免单,甚至还可以要求一定的赔偿。因此,本案行为人实施欺骗的内容,能够为其免单请求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即便餐厅老板没有主动提出免单,行为人完全可以根据食物中有蟑螂而要求免单。

   其次,考察欺骗行为与胁迫行为的关系。本案行为人只实施了欺骗行为而未提出胁迫,但欺骗行为的内容包含着进一步提出胁迫的高度可能性。若餐厅老板没有主动免单,行为人为了不付餐费,完全可以凭借菜里有蟑螂这一虚构的事实而相胁迫,比如扬言如果不免单就站在店门口告知每一位即将进来消费的顾客此店菜里有蟑螂,或者向工商、卫生等行政部门告发,抑或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等等。但事实上,在本案中,由于餐厅老板主动提出了免单,行为人并没有实施胁迫行为。尽管行为人所实施的欺骗行为具有衍生出胁迫行为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没有转化为现实。因此,本案中行为人根本没有实施胁迫行为,因而不能将其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当然,从生活经验来看,本案的被害人(餐厅老板)处分其财产(给行为人免单)未必是因为其相信菜里确实有蟑螂而陷入认识错误,而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对行为人即将提出胁迫的担心,即其精神上受到了一定的强制。正因此,在分析蟑螂案中,有观点认为其构成敲诈勒索罪。[25]这显然是贯彻了从被害人的心理状态来考察行为的性质的思路。关于这种思路的不足之处,上文已有分析,此不赘述。

   就本案而言,被害人是否完全陷入了错误还是对行为人的欺骗心存怀疑,不无疑问。从生活经验上看,作为餐厅老板的被害人对于顾客向饭菜中投放蟑螂以求免单的做法应不陌生,因此,很可能对本案行为人声称菜里有蟑螂产生了怀疑,换言之,被害人并未完全陷入认识错误。而被害人在心存怀疑的情形下仍然处分了财产,是否构成诈骗罪既遂,就取决于理论上对诈骗罪中陷入错误要素的解释。具体而言,陷入错误要素是否涵盖了被害人有所怀疑的场合。若认为被害人有所怀疑也涵盖于陷入错误之中,则可认为本案成立诈骗罪的既遂;倘若主张将被害人有所怀疑的情形排除在陷入错误之外,则本案便构成诈骗罪的未遂。

   另需注意的是,本案因为没有胁迫行为而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并不意味着在本案中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胁迫行为就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罪。如后所述,在欺骗行为与胁迫行为并存的场合,到底构成何罪,需要进一步考察欺骗、胁迫、索取三个行为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理解欺骗行为给索财行为提供正当法律依据时,需要注意此处的法律依据不仅包括私法上的法律依据,也包括公法上的法律依据。

   【案例3:项链案】在珠宝店里,甲自称是刑警,指出店中有一串昂贵项链是赃物,必须扣押。店主不敢违反警察的扣押行动,担心可能因此惹出麻烦,任甲将项链取走。[26]

   显而易见,本案属于单一欺骗型。一方面,行为人虚构了自己是刑警的事实,而刑警在符合一定程序时(如出示警员证、出示扣押证等)有权力扣押赃物,亦即,欺骗的内容能够为索财行为提供法律上的正当依据。另一方面,本案行为人并未实施任何胁迫行为。行为人欺骗的内容使得被害人误以为行为人是在行使公法上的权力,并基于这种错误而处分了财产,因而构成诈骗罪。

   当然,本案的被害人可能会陷入一定的“恐惧、疑虑、不安、迷惘”[27],但这种心理压力完全建立在对刑警身份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倘若被害人知晓这一身份属于虚构,那么所有的“恐惧、疑虑、不安、迷惘”便会一扫而光,荡然无存。因此,本案中被害人的心理压力仅仅是欺骗所引起的附随性效果,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案件的性质。

   与蟑螂案相同,本案中的欺骗行为(伪装成刑警)能够为行为人的索财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与蟑螂案不同的是,蟑螂案中的欺骗内容(声称食物中有蟑螂)构成了私法(合同法、侵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法律依据,而本案中的欺骗内容形成了公法(刑事诉讼法)上的法律依据。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解法律上的正当依据时,需要结合社会一般公众的判断,而不能完全拘泥于法律的规定而作过于狭隘的理解。例如,在项链案中,假设行为人虽然穿着警服,出示了警员证,但没有出示扣押证,也没有其他警员在场,这种情形下,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便是真的刑警,也不能实施扣押行为。[28]换言之,严格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出发,行为人的欺骗内容并不能给其扣押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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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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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都学坛》2014年第5期 第70-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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