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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给世界的深刻变革

更新时间:2021-03-02 18:51:31
作者: 樊鹏  

   从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来看,新技术的应用往往能够促使国家权力和制度能力的辐射规模与空间获得大幅度扩展,能够为实现国家各方面目标任务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基础和更有效的治理工具。然而,新技术的使用同当下政治运行规则之间的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所有重大技术的出现在行政和政治领域都会导致某种放大性选择,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几乎超越统治结构的自身理解能力。

   1999年美国政治学家James Scott曾提出,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国家需要一些能收紧视野的工具,让社会事实变得可测量、可追踪,如土地造册、人口出生记录、确定的姓氏、政府可以理解的货币等。这种可以一定的测量方式提取信息的状态就是“可识别性”或“易读性”。James Scott认为,“可识别性”是国家实现统治的基础,国家以此实现征税、征兵、平定叛乱等。简单来说,国家必须有能力将所有社会市场主体的行为纳入到它的行政权力监测和支配的范围。

   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以及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深度应用,加速改变了政府权力行使的环境,保持政府“易读能力”的原有监管框架和监管工具的实用性及其权力极限,受到持续挑战。作为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新型经济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更多市场主体获取了行动能力,也出现更多微观交易行动。政府越来越面对一系列不确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商业组织形态,社会主体行动边界得到了无极限的拓展,甚至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产生出了新的商业组织形态和无数个体与机构的复杂交易行为,对政府的传统监管框架和监管工具带来极大挑战。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政治和行政领域的另外一项重大影响,是技术创新和应用主体开始作为新生的管理力量介入了公共治理体系。以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为例,重大公共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技术主体的力量和影响。过去中心化的决策和管理体系正逐步转变为由技术企业参与的“弱中心”管理体系,这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技术巨头成为负责危机管理的重要主体。技术公司参与实施的社会管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政府对海、陆、空及其他领域和空间的自然封锁,它具有更多超现实的特征,对社会带来的潜在影响,可能会超乎既有历史经验的想象。

   在更大的范围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也在挑战传统的国家权威和权力基础。施瓦布先生在他的书中讨论了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政治影响。他提出可以想象一下,虽然目前区块链技术交易可能还违反有些国家数据传输的规定,但是到21世纪30年代,如果全球GDP的近10%将以超越国家主权的货币存储方式交易,或者实现了对交易成员的自动透明征税,将会对国家主权产生怎样的重大影响。金融交易中的中心化、垄断性或寻租型、中间方收取留存成本或隐性成本的风险将大大降低,但同时又可以确保数据传输的更高透明度和安全性。这意味着,这项革命性的技术将重新定义交易与信任的概念,某种共同治理将取代传统的以暴力垄断为基础的国家权威。因此,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下,各国政治制度的巩固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需要在应对各类不确定性的风险时具备灵活应变的能力。一方面,在新技术环境下,国家机构同技术巨头的合作协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一个拥有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需要一个广泛的利益和风险的分享机制,用施瓦布先生的话说,就是政府和各类组织都需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下增强“系统领导力”,采取全新的理念和策略来解决技术带来的治理问题和价值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维护公共权威秩序,确保责任主体之间有序有效协同配合,政府有必要围绕技术协同治理加强顶层设计与谋划,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和公共治理的制度规则,构筑技术力量参与的全新公共治理架构和更高效率、更有责任的协同治理机制。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秩序层面产生了强烈的外部效应,“创造性破坏”问题促使人类进一步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社会保护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大特点是技术的影响以指数级扩展,数字网络不仅加快了实体产品发展的速度,而且促进了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最终全面融入我们的生活,并在人类的社会组织形态和大众精神秩序层面施加深远影响。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技术变革创新与社会不稳定并存,可能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施瓦布先生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催生所谓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混合现实”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多个层次的数据信息与虚拟实体叠加到现实环境中,进而会从根本上颠覆人们对于身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同时也会颠覆所有社会个体同世界的互动方式。这意味着,虚拟现实的塑造者,不仅可能全面掌控人们的隐私,还可能会操纵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下,公众日常生活和消费成为工业生产的“养料”,技术主体掌控着海量个人数据和市场交易信息。曾经有西方学者用“监视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新技术经济的逻辑,其中包括“将生活在市场动态之外的事物——包括人类经验——转化为商品”的逻辑。今天的技术巨头凭借虚拟现实技术和设备,完全可以追踪用户的所有行为,甚至包括个体在沉溺于虚拟世界中的眼球运动、头部运动,甚至监测他们的情绪状态,了解他们面对不同事物时的刺激反应等。而这些经过数据化处理的个人信息,不仅可以转化为商业开发的资源,而且还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竞争的力量,数年前“剑桥分析”利用脸书的个人数据秘密参与和干预美国大选的事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此外,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的广泛应用中出现的数据泄露、隐私侵犯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不考虑技术操控,包括虚拟现实在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许多技术成果本身,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来说,同样蕴含着广泛的影响乃至实质性的破坏力。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曾用“创造性破坏”来描述密集性创新竞争的破坏效应。科技变革和技术因素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复杂性社会问题,人们在享受新技术支撑的便捷交通、快递、送餐、家政等高质量的服务同时,技术也在加速削弱人们对家庭和传统组织的依赖,甚至加速某些社会稳定单元的解体。

   实际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社会层面的外部影响和次生灾害远不止于上述内容,还体现在新兴“算法革命”在社会领域的影响:诸如新技术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发挥了助力推动作用,成为影响包括全球各地激进运动和保守力量加速崛起的重要变量;诸如包括进一步开放人工智能无人配送技术等相关技术创新实验,将产生更多技能和职业替代问题,从而引发大规模失业问题,未来可能会影响更多行业和地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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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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