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盛邦和:一部中国“至上之书”的辨伪之路

更新时间:2021-02-27 22:49:33
作者: 盛邦和 (进入专栏)  
”[19]

  

   史书记录杜林招收门徒,广传古文尚书,重点说到几个人,如郑兴、卫宏、徐巡等p。《后汉书》云:“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闇然而服。”又载:“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20] 关于卫宏《后汉书‧儒林列传》有关于他的记载:“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21]

  

   卫宏为杜林漆书《尚书》作《训旨》,徐巡作《音》,贾逵作《训》,马融作《传》,以后又有卢植作《章句》,郑玄作《注》。以上郑玄注书,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为"集大成”者。

  

   四、东晋梅賾献《尚书孔传》,及后世的古文之盛

   历永嘉之乱,中国典籍又遭劫难,一时群经散逸。司马氏亡走江南,立东晋,提倡搜求经典。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尚书孔传》,[22]即附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史称《伪古文尚书》。南朝齐姚方兴在梅献本《舜典》中添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伪装古文尚书》由此“定型”。查《史记》、《汉书》,没有提到过《孔安国传》及《孔安国序》,这些成为梅氏献书作伪的证据。

  

   梅赜所献《尚书》虽论为“伪书”,然其所含伏生三十三篇今文经,属真经不疑,珍藏史料应属有功。其他二十五篇,毕竟保存古史,可资后人研读,有益无害。至于孔传,虽是伪造伪托,但章句合理,条分缕析,情理暢顺,亦可资益者多,后人评其为历来书学研究的上乘。也是这些原因,梅献《古文尚书》传世可读,最终没有失传湮没。

  

   历史走到了唐代,《古文尚书》更是流行。陆德明(约550-630年),为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其留于后世的有《经典释文》、《老子疏》、《易疏》等。《经典释文》30卷,考证古音,兼辨训义,引用14部文献,其中有《古文尚书》。

  

   孔颖达(574—648年),唐著名经学家、孔子第31世孙,奉诏主持编定《五经正义》,含《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集汉、魏、晋、南北朝经学之大成。其中《尚书》所据为《古文尚书》,即梅赜本,把梅赜本《尚书》视为真本,把伪《孔传》作为正注,而以六朝至隋出现的各家“义疏”之说作为补充解释 "经”和“注"的"疏”。如此撰成《尚书正义》,被立为官定本《书经》颁行全国。这就是后来 《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注疏》本。自此以后,孔传本一跃为正宗,成为文士研习的唯一范本,也是明经考试的标准读本。伪孔本《尚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融、郑玄、王肃等诸家注本终至于消亡。《古文尚书》。[23]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唐朝史学家。《新唐书·刘子玄传》记刘知几“年十二,其父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24]可知刘知几所处时代人们于《古文尚书》之重视,因自幼受到的影响,刘知几以后编《史通》,将《古文尚书》列为大家,优礼有加,遑论“古今真伪”。

  

   五、宋代吴棫、朱熹等开疑古之风

   如果说直到唐代,《古文尚书》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没有人去怀疑它的真假,而把它看成是探视古代的最早信史,那么自唐以后,人们开始查询它的渊源由来,并不断发出质疑的提问。[25]宋朝音韵学家吴棫首先就《古文尚书》真伪问题发声。吴棫说:“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俱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26]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云:“疑古文自吴才老始。”[27]

  

   至于宋朝,大儒朱熹也就《古文尚书》真假问题质问:凡传世文字语气与著文者所处时代关系密切,必或明或暗镌刻印记。《古文尚书》言语气象卑弱,不似先汉文字厚重,此为一疑。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朱熹又曰:“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 ,古文乃壁中之書

   。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 ,以伏生書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28]

  

   至明代则有梅鷟对《古文尚书》作深入辨析,辨伪搜证,广泛而缜密,撰《尚书考异》,被视为尚书学史上的里程标记。当代学者刘光胜说:真正从学理上走出关键性一步的,是明代梅鷟的《尚书考异》。如梅考辨古文《尚书·君陈》一句:“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梅指出: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袭自《礼记·缁衣》;“尔惟风,下民惟草”,袭自《论语·颜渊》,只有“尔其戒哉”为晋人所杜撰,以承接上下文之用。刘文认为:梅既考察《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又逐条考证,详细列出其抄袭的资料出处,抉摘《古文尚书》文献造伪之痕迹,如同抓捕盗者,获其“真赃”。[29]

  

   六、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及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至有清一代,主张严密考证的汉学得到提倡,这也推动了《尚书》学的长足发展,《古文尚书》辨伪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应时而生。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侨居江苏淮安。他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向实证学风转型的标杆人物,开启汉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所撰《尚书古文疏证》八卷论证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书,又撰《四书释地》、《潜邱札记》等。

  

   当代学者袁玮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成就试论》叙阎若璩从文字用法、史实内容、典章制度、行文体例, 以至天文历法、地理设置沿革等各个方面, 对《古文尚书》作系统考辨,得出梅献《古文尚书》伪书结论。如从史实内容和撰书义例上考证。“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 以今孔书校之, 不同者甚多。碑云, 高宗之飨国百年, 与今书之五十有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 碑则以传序为次, 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 盖不古不今, 非伏非孔, 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从地理设置沿革上考证。“金城郡, 昭帝所置。安国卒于武帝时, 而传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岂非后人作伪之证乎。传义多与王肃注同, 乃孔窃王, 非先有孔说而王取之也。汉孺说六宗者, 人人各异。魏明帝诏令王肃议, 肃乃取家语‘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对。肃以前, 未闻也。而伪传已有之, 非孔窃王而何?”袁玮认为:阎氏辨伪“由根柢而之枝节”, 就是先确立孔壁古文是真的、存在的, 而这个“真孔壁古文”的传注由孔安国、马融、郑玄递次流传下来。

   所以, 只要将此三家对《古文尚书》的注解记载搜集辨析, 就可以将一部真实的《古文尚书》还原出来。[1]

   于语和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一文,列举阎若璩辨伪方法,以说明梅献《古文尚书》作伪原委。阎若璩将梅献《古文尚书》中提及的典章制度与所处时代的典制仔细比对,出入差错甚夥,由此证梅本之伪。如唐虞时代“四岳”为官名,“百揆”非官名,然而查梅献《古文尚书·周官篇 》却把“百楑”和“四岳”一概说成官名。梅献《古文尚书》行文并非独创,而多摘取先秦古籍的明显痕迹,阎若璩对此一一核对,觅其本源。《大禹漠

   》、《泰誓 》、《武成 》等篇章部分文句分别与《论语》、《孝经》、《周易》、《毛诗》、《周礼 》、《二记 》、《 左传 》、《 国语 》、《尔雅》、《孟子》、《荀子

   》、《老子》、《文子》、《 列子》和 《庄子》等书文句雷司,可为梅氏所献《古文尚书》作伪确证。伪《古文尚书》不仅抄书,且对所抄文字有所改作,阎氏对此也予以指出,如《论语》中有“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句,抄入《君陈篇》中,则成为“惟孝友于兄弟”,前后表意偏差显见。(参引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

  

   清初阎若璩积多年研究之功,将《古文尚书》内容与重要典籍并列阅读,排比细研,列出一百二十八条错讹,遂使古文之伪成为定案。继阎若璩之后,古文尚书辨伪作为乾嘉学派日常功课继续进行。乾嘉学派主要分为吴、皖两大派。吴派以惠栋为首。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步清初阎若璩后尘,继续辨证《古文尚书》为晋人伪作,将阎若璩辨伪事业又向前推进一步。如他论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与孔壁真古文尚书内容相抵,断定伪书。又论郑玄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尚书。本书将伪古文二十五篇文句逐句考核,尽力查明文自何处,并注明抄袭出处。其他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尚书后案》(郑注)、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遗说考》等,也在尚书辨伪方面获具成就。补充说明的是,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提出种种理由为《古文尚书》鸣冤,然终因例证不足,难免强词夺理,无由推驳阎说。

  

   梁启超曾对阎若璩等所做工作的意义作充分的肯定,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首先,动摇权威,震动学界。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第二,树立研究态度,提倡怀疑精神。梁启超认为,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第三,排除盲目信仰,争取学术解放。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古文”辨伪的现代意义就在于鼓励后人脱出盲目信仰的旧轨,为合理思想的传扬鸣锣开道。“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30]

  

晚清以来,古文辨伪仿佛变成无尽的事业,绵延不绝,且因染上耀目的的政治光泽更加引人关注。如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初刻于1891年秋,论古文《周礼》、《逸礼》、《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刘歆依附王莽,为篡汉建立“新”朝作舆论铺垫而假造的“伪经”。刘歆之学也称“新学”。康有为指出:《史记》《河间献王传》及《鲁共王传》并没有说到古文经故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33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