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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诠释与体系:汤一介先生的哲学追求

更新时间:2021-02-27 11:25:49
作者: 杨立华  

  

   提要:作为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哲学家,却始终拒绝承认自己的“哲学家”地位,这是汤一介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难题。我们需要郑重地面对这个难题,认识到汤先生思想的基本底蕴是平正的理性精神,而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接受则决定了汤先生的思考方向。汤先生尝试将传统及现代思想整合进一个综合的系统当中,且一直关注体系化哲学的建构,但又未采取体系化哲学的写作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抱有对于体系化写作的流弊的顾虑,另一方面还源于汤先生在最后几年里开始深入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生发出人类普遍价值的问题,而这又和他创建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的探索紧密相关。总之,汤先生的思想是诠释的、体系化的系统综合,尽管这一思想的综合并未完成,却给后来的思想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关键词:理性精神、唯物辩证法、天人合一、体系化哲学、中国解释学

  

   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哲学家,却始终拒绝承认自己的“哲学家”地位,这是汤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难题。汤先生的“自我否定”当然有自谦的一面,但如果进而去探讨汤先生心目中的哲学,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先生的思考,以及他的哲学追求中那些未及充分展开的环节。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将汤先生倡导的“三个接着讲”,展开为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深入阐发汤先生思想的内在结构,探寻其哲学关怀的根本取向,以此追迹先生的哲学之路,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一、理性的精神

   汤先生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的。尤其在早期道教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上,成就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的序言中,先生强调了“非理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

   在本书的“序言”中,我提出必须把“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在承认“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也承认“非理性”的意义。

   宗教信仰本身,总有“非理性”的部分。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却有其理性的基础。

   关于宗教是不是迷信的问题,汤先生指出:

   宗教是否就是迷信?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迷信”是已经被科学或可以被科学否定的;而信仰则是为人们某种精神和心理上所需要的,它不可能为科学所否认,也不可能为科学所证实。而宗教是满足人们这种精神和心理上需要的一种形式。

   宗教生活中有些可以被科学证伪的部分,这些部分的确是可以被称为“迷信”的。但其中既不能被科学证实、也无法被科学否定的内容,则要从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层面来获得理解。这里,汤先生不仅指出了宗教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科学本身的限度。

   宗教研究和宗教信仰,在汤先生那里是有着严格界限的。汤先生对早期道教的研究,关注的是道教的教团组织、宗教仪轨、道教经典和神灵谱系。

   这种理性的精神,不仅贯注在汤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是他哲学思考的底蕴。汤先生的理性精神,不是一种空泛的态度,而是具体的体现为审慎、冷静、包容的思想自觉。汤先生对于自己经历过的那个盲从的时代,时有痛心疾首之感。如何用平正的理性精神,在哲学上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奠定基础,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各种非理性的迷狂,是汤先生思想的基本底蕴。

  

   二、唯物的基础

   对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对自己的学术和思想的束缚,汤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

   在文化大革命后,我总结了一条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一直在清洗自己头脑中的“教条主义”的毒素。但是真要清除那些“教条主义”的毒素也并不容易,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又自觉受困于那些“教条”。

   当然,在汤先生看来,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然是不能划等号的。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当代中国的意义。对此,汤先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属西方哲学,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发生着特殊的重大影响,这是谁都承认的。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中国化,解决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能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中国哲学的因素,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汤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情怀,充分体现在他对冯契和张申府的哲学的评价中:

   已故的冯契同志是一位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智慧说三篇》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西方的分析哲学和中国哲学传统较好结合起来的尝试。……张申府的哲学是以“唯物”为基础,以辩证法、逻辑分析法等为方法,而以“中庸之道”为目标。从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家常话》可见,他虽企图把孔子、列宁、罗素的思想结合起来,但最终仍然回归到中国哲学。

   汤先生认为,冯契和张申府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范例。如何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其熔铸到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当中。

   对冯契的《智慧说三篇》,汤先生评价很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者之间哲学基础上的同质。虽然汤先生在80年代以后,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唯物辩证法,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他的思考中却是贯穿始终的。对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接受从根本上决定了汤先生思考方向:先生富有创见的哲学思想并不主要体现在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而是集中于心灵和认识等相关问题。

  

   三、综合的系统

   汤先生的哲学思考,是对各种思想资源的一个系统的综合。从不对任何传统的或现代的思想系统持简单排斥的态度,而是既理解其产生的根由、合理的要素,又看到它可能的局限,进而尝试将其整合进一个综合的系统当中。这是汤先生一贯的态度。

   在汤先生的思想资源当中,西方哲学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汤先生看来,在未来的中国哲学的“接着讲”当中,如何接着西方现代哲学进一步思考,是关键的问题:

   那么面对西方哲学,我们能不能将某些中国哲学的思想和问题引入和丰富西方哲学,而逐渐形成中国化的若干西方哲学派别?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是否也可以说我们的现代中国哲学正在向“接着”西方哲学讲的方向前进?

   与那些只接纳某一西方哲学流派的做法不同,汤先生对待西方哲学的传统,是不带偏见的。无论是欧陆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汤先生都能既取其长,亦知其短。

   对于中国哲学,汤先生于儒、释、道三家均有“了解之同情”。在深入研究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汤先生广泛汲取各家的养分,而不专主一家一派之学。他既强调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性,也能看到它的问题和局限:

   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中“普遍和谐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问题”可以说是它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它的政治教化论。中国传统哲学的这套理论,无疑曾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它作为一种不间断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必将对今后人类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任何哲学体系都会存在一些它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视这为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希望有一种哲学体系一劳永逸地把所有宇宙人生的问题都解决。如果哪一种哲学体系自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宇宙人生的问题,那么我想,这种哲学很可能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它很可能是一种极为荒唐无意义的咒语。

   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汤先生对整体哲学的追求,也能看到他的顾虑:完整自洽的体系的封闭性,有可能导向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顾虑在汤先生的哲学建构的努力中,是一以贯之的。

   不仅是既有的哲学传统,各种文化上的、学科上的“他者”,也都被置入了汤先生的系统性综合当中:

   由于世界联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会大大地发展起来。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这种文化的特点。……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今日的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18世纪那时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来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例如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了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洛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汤先生的哲学关怀是极富开放性的。不仅有人文向度的思考,也有对当代自然科学的关注。这一丰富的系统性综合,指向的是“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思想建设。

  

   四、解析的范畴

   以严谨的哲学范畴构建体系化的哲学,其实是汤先生真正的关切所在。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汤先生的思考整体而言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综合系统的核心部分,是高度概念化和体系化的。

   早在80年代初,汤先生已经开始留意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而且已经在着意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与西方哲学的不同:

   中国传统哲学比较重视研究存在的基本样式和人的存在问题,而且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即其同一性的方面,所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体用如一”“无因于有”“神形合一”“理气一元”“心物不二”等等比较多。

   对于“同一性”问题的关注,在汤先生看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大不同。由此出发,汤先生开始尝试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建构自己的体系。

   以真、善、美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对于汤先生的哲学体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汤先生认为,虽然真、善、美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但如何将三者统一起来,却有着巨大的差别:

   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追求“真”“善”“美”,并使三者在一个系统中统一起来。当然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不同的思想家的看法肯定是不相同的,而“真”“善”“美”如何统一在一个系统中,更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有什么共同的定论,也不需要什么定论,不需要定于一尊。

   如何将真、善、美统一在一个完整的体系当中,不仅在中、西之间存在差异,在传统的中国哲学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哲学传统里,“真”的问题是在天人关系的架构内解决的。对此,汤先生有非常系统深入的思考和阐发:

从中国传统哲学上看,虽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论宇宙统一性问题时的立论基础并不相同;但是,在它们之间也有若干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或者可以说表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某些特殊性。这就是:第一,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表现了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思想,不多作分析,而是直接地描述,我们可以称它是一种直观的“总体观念”;第二,论证“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是“体用如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是“即体即用”,此可谓为和谐“统一观念”;第三,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没有把“人道”看成僵化的东西,而且认为“天道”也是生动活泼的,生生不息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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