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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诠释与体系:汤一介先生的哲学追求

更新时间:2021-02-27 11:25:49
作者: 杨立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类社会之所以应发展、人们的道德之所以应提高,是因为其应适应“天道”的发展,此可谓同步的“发展观念”;第四,“天”虽是客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天地之心(核心之心),它要为天地立心,天地如无“人”则无生意、无理性、无道德,此可谓之为道德的“人本观念”。

   汤先生以直观的总体观念、和谐的统一观念、同步的发展观念和道德的人本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这一概括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等哲学的基础问题,被完整地涵盖在其中了。汤先生虽然没有陷入到客观世界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认识客观世界这类问题的细节讨论当中,但他显然对相关问题有深入思考。之所以未做深入讨论,是因为在天人合一的框架内,“知天”是可以通过“尽心知性”的“知人”来达到的。

   对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强调,同时也指向了对西方哲学“精神、物质二元论”的检讨:

   西方哲学这种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看成是各自独立的,是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是以“精神界”与“物质界”为独立的二元,可以研究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现代西方哲学一些派别对这种二元思维已有所批评,如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然而中国哲学以及其思维模式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

   虽然汤先生并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思考宇宙、人生问题唯一的路径,但他显然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解决“精神、物质二元论”问题的一种值得重视的方法。

   以“天人合一”为求真的道路,以“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实现对善和美的追求,由此构建起以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为内核、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为架构的体系化思想,充分体现出了汤先生的哲学追求:

   “天人合一”是要求“人”在生生不息的“天道”变化中实现自我与“天”的认同,这是“人”对“真”的探求的过程,它体现着“天”“人”之间的内在“合一”。“知行合一”要求“人”在生活中认知并实践“天人合一”,即在生活实践中体现“天道”“人道”(即天人合一之道),这是“人”在修身养性、身体力行中自我完成其“善”的成圣成贤的路径。“情”是人之情,“景”是以“天地”为景,“情景合一”是要求“人”在不断深化其思想感情而感受天地造化之功,“原天地之大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美的境界。

   《论“情景合一”》一文,写于2007年底,是汤先生对真、善、美问题进一步思考的成果。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人合一还是汤先生哲学体系的基础。正如我们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唯物辩证法是汤先生的思想底蕴,所以,他思考的重点并不在宇宙论和本体论上,而是着重在与心灵和认识有关的问题。

   汤先生强调天人合一,首先是在知识论意义上的,既是认知宇宙、人生的一种根本的方法,也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理解。但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知性的学问。对此,汤先生有这样一段重要的阐发:

   关于“天人合一”学说就不仅是一种知性的学问,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是一种超越自我和世俗“同于天”的精神境界,是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内在超越”的特殊品德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是一种哲学,但含有宗教性,它兼有宗教功能,而重在精神境界的追求。

   这段论述里,汤先生一直关注的两个主题——“天人合一”与“内在超越”被强调性地关联起来了。“天人合一”是哲学基础,“内在超越”是宗教性格,两者有机地结合在儒家思想当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汤先生哲学的“终极关怀”的所在。

  

   五、体系与价值

   既然汤先生一直关注体系化哲学的建构,但为什么他没有采取以范畴为基础、以逻辑推演为方法的体系化哲学的写作方式呢?在我看来,这既与汤先生根本的价值取向有关,也与他对体系化写作的流弊的顾虑有关。因为,一种封闭的、自洽的逻辑体系,是极容易导向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在汤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常常看到对“定于一尊”的绝对主义倾向的拒斥。我倾向于把汤先生这种顾虑称为“体系的焦虑”。

   汤先生的体系化思考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的。由于经历过那个残酷斗争的特殊时期,汤先生越发意识到不同思想之间求同存异、交流互补的重要性。虽然不同文明、不同传统追求真、善、美的路径不同,思想体系也存在差异,但不应该将自己的方式绝对化,并强加给“他者”。

   之所以着意突显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中国哲学的品格,汤先生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以“合一”来对治“对立”。汤先生希望从中国哲学传统中生发出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思考,从而为解决人类的各种纷争提供思想基础。

   从80年代初,汤先生就开始思考“普遍和谐观念”的相关问题。此后《中国哲学中“普遍和谐观念”的现代意义》等系列文章,都是这一理路的深化和发展。汤先生将“普遍和谐观念”概括为四个层次的问题:

   我认为,由“天人合一”这个基本命题和这个命题所表现的“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说它要求有一套表现此命题和此思维模式的宇宙人生理论,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的理论。此“普遍和谐观念”的理论大体上包含着四个层次: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

   当然,汤先生也明确地指出了儒家和道家在“普遍和谐观念”上的不同。这也就意味着,“普遍和谐观念”也是多元的,而非“定于一尊”。

   《论语》的“和而不同”和《周易》的“太和”,也是汤先生一直关注的价值资源。并试图将其提升为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汤先生在最后几年里,开始深入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生发出人类的普遍价值的问题。而从汤先生的各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根本的、普遍的价值核心,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和”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以后,汤先生在第一时间便写了评论和回应。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汤先生罕见的一组论战性质的文章。在这组评论和回应中,汤先生指出亨廷顿的论调是“过了时的西方中心论”, 并阐明了人类和谐发展的可能的思想基础。

  

   六、诠释与传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解释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运用西方解释学原理阐发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等,一时间成为时尚。针对这一现象,汤先生开始思考创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并在新世纪初连续撰写并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等系列论文。

   汤先生提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已经有了西方的解释学,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的解释学,我们不必跟着西方的学术路子走。”为此,汤先生连续发表了《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文,来回应和澄清:

   因此,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做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即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

   尽管汤先生没有明确指出“可能的中国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之间“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是什么,并且也没有断言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一定存在,但他基于对中国经典解释传统的深刻理解,以高度的理论直觉看到了两者间的张力。汤先生应该是既看到了西方解释学的价值,也看到了运用其原理和方法解释中国哲学、宗教问题的弊病,所以,才会考虑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

   事实上,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思考,是汤先生系统性思想的内在理路的必然延申。由于汤先生旨在建立以概念体系为核心的综合系统,而这一综合系统要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基础,必须根植于中国哲学和经典的传统,所以,如何对中国哲学和固有经典做当代的诠释,就可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西方解释学传统虽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创见和价值,但却无法接续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从而有可能成为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的某种阻碍。只有创建起真正的中国解释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七结语

   汤先生是否是哲学家,这并不是本文能够确论的,时间和历史最终会给出回答。但本文的几点浅见,至少阐明了一点:汤先生的思想是诠释的、体系化的系统综合。尽管这一思想的综合并未完成,却仍给后来的思想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相信,时间越久,人们越会看到汤先生看似平易的思考当中那些执着的关怀和深刻的洞见的价值。

  

   杨立华(1971—),男,重庆铜梁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夏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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