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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以政治理论为拓展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一章)

更新时间:2021-02-27 11:11:45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消除“三大差别”的理想中成长起来的,成长的过程又处处在“差别”之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生活常识。但我们成长时的话语是“下乡”和“进城”。这之间便存在差别。我是通过考试才“进城”的,之后从事农村研究,做田野调查照样使用的是“下乡”的话语,继续体验着有差别的城乡生活。1990年代,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用自己的劳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们仍然处于严重的城乡差别之中。2003年的一次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充分暴露出这一问题,这就是行走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在这一事件中的遭遇。我在1990年代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并出版了《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一书。农民工在这一事件中的遭遇很快引起我的注意,并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发表了《农民流动、SARS与公民保障网络》一文。文章指出:

   中国社会现正处于大规模、高频率的流动状态之中,这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源泉和结果。在流动中的人群中,比例最大的是离开乡土社区外出务工的农民。据统计,近年来,外出务工的农民达1亿人次以上,实际的数字根本无法统计。如果将这些农民工乘坐的火车车厢连接着摆,可以围绕地球一周以上。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面对SARS的攻击,却显得特别的弱小和无力。在SARS的攻击下,他们一度犹如“惊弓之鸟”,竞相逃散,从而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我们将流动中的农民喻为“惊弓之鸟”,在于他们是缺乏组织性和体制性保护的群体,他们所栖息的“弓”稍有动弹就可能使其落荒而逃。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飞翔,却得不到相应的庇护,一旦遭遇狂风骤雨,便处于生命的危机状态。而这都与他们亦城亦乡、非城非乡、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农民工”身份及其形成这一身份的体制相关。

   2003年4月中旬,在SARS向全国蔓延之际,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动员北京等地高等学校学生、农民工就地学习务工的紧急通知》,被视为边缘人群的农民工第一次与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相提并论。

   为什么在SARS的攻击中,农民工的命运能够得到如此空前的关注呢?除了一般原因外,还在于SARS这一疾病的传染性特性:一是空气传播,具有非地域限制性,难以防范;二是疾病机理和医治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强。这种特性赋予“惊弓之鸟”以无主观故意的攻击性。也就是社会不关心农民工,农民工就会关心社会,只是这种关心是对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的危害。他们如惊弓之鸟竞相逃散,就有可能将病毒到处扩散,影响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大规模流动有可能带来疫情的大面积扩散,这是高度关注农民工命运的基本假定。

   人生来平等,却无不在差别之中。SARS的攻击却将所有的人重新置于或还原于同等地位——每个人都可能受到SARS的攻击,而不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不论你是城里人,还是外来的乡下人。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流动中的农民已超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私人性和地域性,具有公共性身份。他们的命运不再只是关涉本人,同时会关联到他人和社会。他们第一次真正的与城市人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和环境,其政治上的公民身份第一次有了社会地位上的“公民性”作为支撑。多年呼吁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竟然一时间成为现实。

   论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提出了平均民权,建构覆盖全民的公共保障网络的主张。

   现代化是从各种先在的、命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现代国家第一次赋予其国民以主权者地位。人民建立国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扩展自己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资源的占有和福祉的享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全体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稳定而又幸福的国家。我们要将SARS攻击下的“惊弓之鸟”变为自由飞翔而又无后顾之忧的展翅大鹏,便需要从平均民权的角度,建构覆盖全体公民的公共保障网络。

   2020年,中国遭受了远比“SARS”更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农民工的境遇比当年好了许多。我在1990年发表的《本质平等与事实不平等:现阶段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分析》一文中提出的缩小城乡差别的对策思路基本都成为现实。近日,我对刚回城务工的人员访谈得知:回城上班时,平日三小时的车程,花了9小时,一路上不敢吃也不敢喝。原因是高速路上极度拥堵。回城务工人员开着自己的车从四面八方的乡村回到城市。农村家乡的标配是两层小楼和私家车。家乡人推举其父亲担任村民小组组长,但坚决不当。理由是权力不大,报酬不高,还得罪人。回想我50多年前在农村时,生产队长(相当于后来的村民小组组长级别)何等的威风,被称之为“管天管地管空气”。正是改革开放,农民有了支配自己劳动的自由,才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城乡差别得以日益缩小。当然,平等是一种多层次的理想目标,总是与特权相对应存在的。只要还存在特权,平等的实现便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三、田野中发掘“东方自由主义”

   自由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人类的理想目标。但“自由”话语传递的信息却十分复杂。我是在1960年代读书期间接受“自由”话语的,当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其中之一便是“自由市场”。1970年代我下乡后为茶场卖桃子,没有去城镇而是就近卖给一家工厂的职工,很快就卖光了,茶场赚了一点小钱,领导很高兴。我切身体会自由买卖的好处。只是没有市场行情,本来可以卖五分钱一斤的,结果我只卖了三分。在农村读书,主要学习毛主席的老五篇,其中的《反对自由主义》印象尤深。1980年代大学毕业工作后,不时掀起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19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与此相随的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只是这些信息都积聚在脑海里,并没有引起深度思考。因为,当我从事学术研究后,便进入了田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潮好象与田野无关。只是到了21世纪初期,由于“三农问题”特别突出,引起了关于农村改革的争论。我带着争论的问题调查农民对分田到户的认识,许多农民回答分田到户的最大好处是“自由了”。由此引起了我对“自由”问题的思考:中国人有无自由?如果有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分田到户,而农民的最大感受为什么是“自由了”?这一连串的问题使得我对自由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发表《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论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专制主义”》的长文。论文开头表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引起西方人士的惊呼,认为这是“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战”。这一挑战不仅在于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事实,更在于长达三百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范式的危机。因为,根据西方理论认为,自由是发展的基础。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的发展来自于其自由主义传统,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而专制主义是压抑人性、压制经济自由发展的。有人因此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归之于外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引进。但是,西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大规模进入中国是1990年代中后期,且没有任何证据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依据和动力源泉是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对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认可。而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性则是中国千百年来历史形成的。由此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制度底色,这就是东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文明的历史长河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自由泉源,并不时翻卷起层层激浪。只是这一泉源长期被高高矗立的上层外壳所掩盖。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潜藏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自由活力,并促成了中国崛起。从理论上发掘被长期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来自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无论中外,早期自由都是相对于人身依附和奴役关系而言的。在古希腊,不同于奴隶的人称之为“自由民”,其最大特点就是享有人身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根基。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由的含义才愈益丰富。简言之,自由主义是对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一种概括和向往。中国自告别原始社会,几乎就没有经历过奴隶制时代。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自由的个体家户农民更是一种久远的理想形态。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不在于修建万里长城,而在于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亿万自由家户小农的制度。与农奴相比,中国的农民属于自由小农。其特点表现为:人身自由、经济自主、社会自治、思想自在、政治自力。

   与中世纪西欧的“城里空气使人自由”不同,古代中国是“地里空气使人自由”。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产生于城市商业社会,那么,东方中国的自由主义则产生于乡村农业社会;西方自由主义是商人自由主义,那么,东方中国的自由主义则是农民自由主义。所谓东方自由主义,是在东方中国自由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农民的自由状态和追求。其核心要素就是自主性和积极性。自主性是前提,积极性是结果。只有自主的人才有来自人自身内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农民的自由状态和追求,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为什么东方自由主义长期被历史所遮蔽,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不为人所知?在西方流传已久的是东方专制主义,即使在中国,也无人论及本土之上的自由主义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是中国特有的上下双层社会结构所影响。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社会结构呈上下双层结构。如果说上层政治是专制主义,那么下层社会则是自由主义。……连胡适这样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家也没有注意到深藏于古代下层农民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形态,从而建立传统与现代的连接。因此,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始终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泉,从而只是飘浮于社会上层,未能进入下层民间社会之中。

   其二是中国农民自由主义属于日常生活形态及其意识。农民自由主义寓于日常生活之中,呈现为原始的粗陋的生活状态,而没有精加工,进入经典文献之中并为他人所知,为后人所学。西方学者根本不可能接触农民日常生活,他们主要依靠文献了解中国,所接触到的经典文献中并没有自由主义的点滴记录,相反大量的是为专制主义论证的学说。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依附于官府。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出自农家,但严格的国家考试使他们埋头于经典文献中,并没有实际感受和体验农民的生活。而农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形态的自由主义,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领悟其实质和精妙之处。

   其三是中国农民自由主义具有自然法的特性。古代农业经济属于自然经济。人受制于自然并为自然所限。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独立生产、自主经营、自由交换,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受他人支配的自由经济。正是这种自由经济蕴含着自由主义精神。只是在农民眼中,这种自由来自于自然,是“天理”所然,而不是人为所构。农民是没有自由意识的自由主义者。而自由如同空气,只有在失去时才感受其存在和可贵。因此,农民及其他们的代表不可能建构起一套系统的学说,将其追求和向往理论性、系统化,并提升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

   其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建构社会秩序。任何一种学说都是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创造的。在西方,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能够成为一种系统的学说,主要在于有知识分子的创造。而在东方中国,自由主义是一种自然状态。但这种状态并不是自然的和谐状态。……建构以“名分”顺序为核心的秩序成为中国思想经典的主要内容。无论儒家、法家,还是道家,都是一种秩序主义思想。而种思想恰恰是为专制主义所利用的思想资源。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只看到了东方中国社会的专制政体一极,并将这一极无限夸大,而忽视了东方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另一极,并以东方专制主义将这一极完全遮蔽,使之陷入历史和理论的“黑洞”之中。中国知识界也因此长期处于蒙蔽状态,缺乏对本土文明的自觉,并将自由这一人类最宝贵的价值奉献给他人!我的论文就是试图发掘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论证自由的价值在中国是有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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