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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以国家形态为关联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章)

更新时间:2021-02-27 11:09:56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中国现代化的国家主导和推进作用及对农村的关注特别突出。这是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和促进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特殊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应该发挥这一优势,有效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该书注意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形态特点,这就是主导性和能动性,并从多个方面论述了“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与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和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的政治稳定。”该书使我们得以将农村农民问题置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主导性框架之中,而不是孤立地就农村农民谈论农村农民,从而将田野与国家紧密关联起来。该书获得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一等奖。

   三、在自治中发现政府主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动农村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举措便是,在经济上让农民获得更多利益,在政治上让农民获得更多权利。后者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因此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创造转换为国家行为。由国家主导和推动数亿农民直接行使管理基层事务的民主权利,这在中外历史上极其少见。1990年代,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大量调查,特别是围绕村民自治进程进行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村民自治进程中,活动的主角是农民,但处处可以见到政府的影子。这在那些村民自治示范地表现得特别突出。我通过实地调查,在《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发表《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四川省达州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调查与启示》一文。

   达川市位于四川省东部的大巴山区,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较大比重。全市34.4万人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达川市的村民自治的起步与四川省的整体发展相一致。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1年5月28日,四川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办法》。四川省的村民自治进程由此在全省范围内启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村民自治的起步阶段主要是进行试点,树立典型,开展示范活动。四川省的村民自治示范县(市)最初定在省城附近的彭山县。该县的村民自治进程较快,并出现了永远村等示范典型村。达川市位于川东,距位于川西的省城成都较远。1993年,该市成为四川省第二个村民自治示范县(市)。其村民自治进程迅速加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仅居于四川省前列,而且许多方面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

   如果从长期缺乏民主传统的角度看,对该市的民主化进程无论作什么估价都不过分。在这一平静的民主化“革命”进程中,政府(这里是广义的政府,包括执政党、人大、政府等政治和政权系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主动性和积极性,其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启动、动员、引导、推进、规范等。达川市以政府组织系统推动村民自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它为认识中国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不少启示。

   从西方民主化进程看,民主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然成长性。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早在12-13世纪就在一些商业城市萌生,直到18-19世纪才上升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并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仍是专制力量十分强大的国家,长期缺乏民主传统,民主发育程度很低。直到近代,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外来文明的传播,民主萌芽才得以在中国社会自然生长,但仍十分脆弱,强大的国家政权系统一旦加以强力压制,民主化进程即告中断。这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特定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民主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缓慢地自然生长。但是民主化进程一旦得到国家力量的主动推动,就可能会大大加快。达川市的村民自治进程便可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国家有关村民自治示范的政策导向,没有达川市政府组织系统的强力推动,村民自治所要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不可能迅速落实到社会基层的。

   也许人们会说,这种民主带有强烈的人为性,它能否持久巩固,值得怀疑。如果领导不再重视,王昭林不再担任民政局长,达川市的村民自治是否会终结?我在达川市调查时也听到这样的议论和质疑。我在调查期间与当时民政局王局长有过很好的互动,他之后还专程到武汉来交谈。那年的武汉冬季特别寒冷,学校门口的马路上结下厚厚的冰层,公交车无法开行,我们只能行走在冰面上。我们深度讨论过如果他不担任局长后,村民自治进程是否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对此我们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论文中谈到的:

   任何政府行为都带有人为性。领导人的意志和注意力的变化,领导人的更替,都会影响民主化进程。但是,只要政府行为不是脱离实际或强行移植的,它所造成的后果就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村民自治并不是政府领导人的主观偏好,它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事实上深深地蕴育在民众之中。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农民要求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政府行为只是将这种民间诉求提升到政府工作层面,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由于村民自治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并不会随着政府行为的改变而停息,那么,村民自治的进程亦会延续下去。特别是民主进程一旦转换为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便很难被改变。如在达川,村民民主选举已被村民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如果村组领导人不经群众选举或认可,其合法性基础就会大大削弱。

   通过对达川市村民自治的调查,我提出了一个政治学的命题,这就是“政府主动性”。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强大,民间社会的力量弱小。成一事,要依靠政府;败一事,往往也在政府。这是中国的国家特性。“所以,在民主化进程中,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力量和政府行为视为消极物,在一定条件下,它会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发达的国家组织系统在历史上长期延续下来的中国来说,民主化进程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力量和政府行为。这或许会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并走出与西方不同的道路。”通过调查和思考,我已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国家力量在社会变迁中的特殊角色,从而将村民自治与国家形态相关联。

   四、将现代国家带入乡村治理

   1990年代后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乡村治理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相关意见不一。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共识。但对于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论依据还缺乏充分的论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将现代国家理论带入乡村治理的研究,将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下,提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要求,而不是一时之举。由此将乡村治理与国家形态的转变关联起来。

   现代国家理论是从外国输入的一种国家理论。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区别开来。而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之中,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如何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研究具体问题提供重要启示。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理论并将其置于中国的场景下加以再认识。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发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一文。该文认为,现代国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中,非均衡性表现得尤其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文明的积淀、社会的构成、国家的结构。我在《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发表的《“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集中地反映了我对现代国家建构及其中国进程的理解。论文开头表示:

   笔者早在1990年代初开始“发现社会”,提出了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的二分法,并一直从社会的角度研究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10年后,笔者开始“回归国家”,但着眼的则是现代国家的建构。

   论文提出:现代国家是相对传统国家而言的。界定现代国家的关键词是主权与合法性。由此引申出现代国家的双重特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它是现代化锻造的现代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的建构都是在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表现出十分不平衡的特点,缺乏稳定性的制度将异质性的社会整合为一体。论文因此指出:

   对于处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建构,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通过民族—国家的建构为每个国民的自由发展提供组织平台;通过民主—国家建设,为每个公民的平等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由此达致每个国民对国族的高度认同和忠诚,并不断提升国家的能力。

   我研究现代国家,不是一般地研究国家理论,而是为国家有效治理乡村,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一种理论导引,由此将田野与国家形态关联起来。在传统国家,有“三农”而没有“三农问题”。“三农”作为“问题”发生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代国家来说,解决“三农问题”是一种必然要求,也只有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正是基于此,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加以论证。我在《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的《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文,指出:

   现代化在造就城乡差距的同时,又在乡村动员中传递着一种平等发展的理念,赋予每个人以平等国民的身份,并由此构造民众(包括广大农村人口)对国家的认同。因此,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寻求一种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的方式,以建构统治的合法性。如何改变农村状况,是现代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国家与社会的一体整合,是将国家内业已分化的各个部分作为一个统一的平等主体对待,将居于国家且业已分化的居民作为平等的国民对待,由此强化国家认同,建构一个有强大内聚力的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则是统筹城乡发展,将分割着的城乡整合为一体,并通过各种方式促进资源向乡村配置。

   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发表的《现代国家建构与农业财政的终结》一文,指出:

   农民负担沉重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产物,免除农业税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要,它的深刻意义在于为建构一个现代国民国家创建更广泛的合法性基础。

   在《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发表的《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一文,指出:

   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在《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发表的《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一文,指出:

   近百年以来,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农民的土地权利尚未切实得到保障。随着民主—国家的建构,需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和收益由“责任田”向“权利田”转变,以国家赋予农民土地权利来重新建构农民的土地主人地位及对国家的认同。

   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发表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乡村治理》一文,指出:

   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来说,除了外部独立以外,还必须推进内部的一体化,将分散分化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这其中,对乡土社会的整合,从而建构其现代性,是最难的难题。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于解决这一难题的进程之中。这是我们研究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及走向的基本背景。

现代国家理论对于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记得我受邀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井冈山干部学院讲课。有一名授课对象来自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我问他:农民是否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对象?他说:不属于。我问他:农民是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他说:是的。我说既然是的,为什么不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对象?他说过去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历史以来就是这样。历史确实如此。因为历史上的国家属于传统国家。传统国家对于民众主要是税役。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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