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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以家户制度为钥匙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八章)

更新时间:2021-02-27 11:04:46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农民特性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历史与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中会以相应的组织形态表现出来。中国农民的创造性、农民理性、农民韧性来源于家户制度。田野政治学以包产到户为线索,在理论争论的背景下进行实地调查,将“一家一户”问题学理化,建构起家户制这一农村本体制度。通过家户制这一钥匙,可以深度理解农民行为,理解中国农村社会,进而理解中国的国家特性和进程。田野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创建了“家户制”这一学术概念,并将其带入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进程研究,进行理论表达。

   一、理论准备不足与包产到户

   我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最初主要是研究村民自治。但是,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产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包产到户,建立家庭承包制。包产到户理所当然地进入到我的研究视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很少有“包产到户”这几个字的份量重,它不仅触发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引发了改革这一新的伟大革命。

   我们做政治学的研究农村,具有国家政治的高度和宏大理论关怀,注意将微观事件置于宏大背景下考察。我于1980年代中期进入农村研究领域,阅读了大量的农村政策文献,特别是厚厚的两大册《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来龙去脉有了基本了解。为此,我写作了《包产到户沉浮录》一书。该书早已写好,但因为经济效益问题,在河南人民出版社搁置许久,直到1998年才由珠海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后记中写道:

   近些年,我一直沉在中国农村基层,关注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在接触了大量有关文献后,我深深感到,以包产到户肇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被确定为当代中国农村一项基本制度,其间经历了三十多年,有过无数坎坷和曲折,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农民百姓,成千上万的人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真可谓是一场带有革命性的历史大变革。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见到系统论述这场变革历程的论著。受历史使命感的驱动,我写出此书。

   在阅读大量文献后,我发现,执政党对于推动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明确的,但对于集体化的形式,特别是对于集体化之前的传统经济组织缺乏深刻的理解,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早在1940年代,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但是,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要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基础上开启,一家一户单位在集体化过程中是否完全属于要抛弃的对象呢?对一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很少考虑。1953年出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是极个别对这一问题有所思考的领导人。他认为农村工作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主要包括:(1)土地改革后焕发起来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方面;(2)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个体生产,是中国农村生产的主要形式;(3)从个体生产到合作生产,是一个转化过程,要保护个体生产的积极性;(4)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分散的落后的手工劳动;(5)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最为重要的是邓子恢肯定了家庭小农经济的优点,这就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小群体,团结一致,利害与共,能够自觉地全心全意地对生产负责,以适应农业生产复杂、多变的情况,经过它们长期的努力,已经创造出一套优良的传统耕作方法和管理经验。由此使它们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曲折,仍保留了它的生命力,使其成为整个农村经济肌体组成的细胞。即使农业合作社实现了土地公有化,家庭经营这个生产细胞和它的自我责任意识,不能废掉,要加以保护。”

   但是,由于农业集体化进程过快过急,邓子恢的观点并没有被接纳,集体化在短短几年内便从合作社一跃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被彻底抛弃。但从1957年开始,不同的地方不约而同地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出现了包产到户。这一形式尽管有利于生产,但因为属于“一小二私”而受到批判和抑制。之后,包产到户上升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农村政策松动,包产到户才合法化,并成为农村改革的核心部分。我在书中写道:

   当历史遭到不应有的重重阻力时,必然会以其固有的韧性为自己寻求出路。尽管农村承包制反复受到批判压制,成为不可逾越的禁区;尽管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命运多艰,甚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难以计数,以致人们谈“包”色变,但一旦左的锁链稍有松动,它就会如野火后的春草,顽强地在广阔的原野上生长起来,直到1979年遍及全国,形成颇具创造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回顾包产到户三起三落的沉浮,可以看出,最关键的是对“一家一户”地位的理解。“一家一户”曾经是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我通过写作《包产到户沉浮录》一书,对于“一家一户”问题有了深刻的印象。没有想到小小的“一家一户”会引发大大的“革命”!我本人实地考察了包产到户的发源地,还让我的博士生专门到浙江省永嘉县对1956年率先试行包产到户但遭受打击的当事人戴洁天老人进行了口述史专访。

   二、理论尚不彻底与再识农户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包产到户开始,并建立起家庭承包制这一基本经营制度。但是,由于农村改革及其引发的改革进程非常迅猛,家庭承包制合法化了,但在合理化方面还很不够,理论尙不彻底。例如,在政策上主张家庭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双重经营。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地方的集体统一经营不复存在,家庭经营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

   1990年代,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严重,家庭经营再次成为社会关注和理论争论的焦点,并出现了否定家庭经营的倾向。其理由便是家庭经营没有能够让农民富裕起来,反而是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的才富了起来。前者如包产到户发源地的小岗村,是“一夜之间脱贫,二十年没有致富”。后者如山西大寨、河南刘庄和南街、江苏的华西等富村。“一家一户”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于这一焦点性问题,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但是,我们没有参与讨论,更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这一看法来自于对包产到户三起三落历史的了解,也来自于农村实地调查的底气。

   1990年代以来,我们便从事农村实地调查。一些先富起来的“明星村”我去过不少。去得多了,我发现这些明星村有个共同特点,便是依靠工业富起来。大寨曾经是全国农业学习的样板。我下农村时的生产队长到大寨学习回来,照大寨的样板深挖土壤,结果将生土翻了起来,第二年收成大减。后来我到大寨去考察,发现大寨田下面挖大矿,主要依靠煤矿赚大钱。河南的刘庄是全国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村庄,改革开放举办药厂而富裕起来。河南省的南街村我去过两次,号称坚持集体经济的典范,主要是进行农业加工。江苏的华西村更是依靠工业发家,成为“天下第一村”。这些明星村无不是依靠工业致富。而原有的集体经济基础恰恰有利于工业发展,因为不用支付土地成本。这或许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意外之处。正因为如此,我专门写一篇《“种瓜得豆”:农村集体经济的不同产业绩效及动因》(《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6期)的论文。但是,这种在极少数村庄发展工业的模式难以复制。首先,村庄都发展工业,农业怎么办,农地没有了怎么办?其次,这种在集体经济基础上依靠工业致富的村,都有特殊的主客观条件。我直接问过南街村所在的县委领导,为什么其他村不学南街?他直接了当地回答:没法学!

   与此同时,我也调查了更多的主要实行家庭经营的村庄。在问及是否想再实行集体经营时,有一农民形象地回答,竹子已划开了还能合起来吗?更多的农民回答的是分田到户后最大的好处是“自由了”,种田划不来,可以打工找钱。“自由了”是农民对家庭经营的普遍认识。我之后专门写过一篇论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论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便与调查所受启发有关。

   正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发表《“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一文,指出:

   现阶段,中国仍然有近2.5亿农户。中国将长期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农户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基本的生活、交往单位,还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单元。因此,农户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细胞”,也是认识和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家庭经营因其生产规模小而被称之为小农,由小农构成的经济被视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则被视之为落后的代名词,是改造的对象。根据这一理论逻辑,家庭经营就缺乏基本的理论和现实根基。而这一理论逻辑是建立在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基础之上的。如果从历史变迁过程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当今的小农户已不再是局限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而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农户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过程大大提升着农户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

   为了回应当时的争论,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发表《如何认识当今的农民、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一文,就存在的一些争议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是“组织农民合作”还是“农民合作组织”;二是“原子化小农”还是“社会化小农”;三是“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农民善分也善合”;四是封闭的“集体合作”还是开放的“专业合作”?文章特别强调农民的主体性,主张在家户农民自主自愿基础上的合作。

   与组织农民合作不同,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基于农民内在需要而建立的组织,是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整合。这种整合有两个特点:一是自愿,农民自愿合作,并通过建立合作组织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二是自主,它没有外部性的强制性力量,完全依靠愿意合作和参加组织的农民自己形成的共同规则来维持合作及组织的延续和存在。农民可以参加合作组织,也可以不参加;可以参加这一组织,也可以参加另一组织,有自动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在这种合作和组织中,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没有农民的主体性,也就没有农民合作组织。

   农村改革以来,尽管实行分户经营,但农民之间的合作仍然存在。无论是生产过程中的邻里相助,还是生活领域的患难相恤,社会交往中的信息沟通,到处都可以看到合作的行为。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中国现有上亿农民在外打工,他们大多结伴而行,处处可见合作的影子。只是这种合作是非组织化和非制度性的,主要依靠行动者之间利益默契和长期形成的乡情信赖而产生。这种合作是一种低成本的,是基于其合作收益而作的理性选择。

   农民善分不善合本不是“天注定”,一切归结于分合能否带给农民以“好处”。当今,农民要求合作,要求建立合作组织,是因为只有合作,只有合作组织,才能维护和扩展其权益,才能过更好的日子。

   当下的农民合作更需要的是超出地域、行政限制的专业性合作。这种专业性合作不仅不排斥分工分业分化,反而建立在分工分业和分化基础上,目的是通过合作达到多方共赢,实现“和而不同”。更重要的是“专业合作”是非同质化的合作,合作过程中将会生产和再生产出新的生产要素和社会关系,从而提升生产力水平。

   三、理论认识不一致与家户制

在中国,一向是实践在先,理论滞后。尽管农村家庭承包制已进行了若干年,但有关基础理论研究还很不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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