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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红英:在海派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传统之间

更新时间:2021-02-26 11:09:42
作者: 胡红英  

   摘要:1990年代中期,王德威将王安忆命名为海派作家传人。大陆学界与王德威对海派的理解存在差异,前者是将“现代”视为新生事物的视角去理解,而后者的理解则投射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的世纪末情绪。王安忆反驳了命名,但她的确在题材上延续了张爱玲等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也如新感觉派、张爱玲一般对都市生活表象充满兴趣;然而与海派小说无意承继“五四”使命不同,王安忆是坚定的“五四”文学传统继承人,她捍卫小说思想价值,并怀有“改变世界”的诉求,而她的多数小说也体现出了这一面向。

   关键词:王安忆;海派作家传人;“五四”文学;继承性问题

   1990年代中期,王德威将王安忆命名为海派作家传人,这一命名至今天仍构成为王安忆身上最显眼的标识。但是,王安忆对此命名一直持果决的否定态度,大概这一命名确实给她带去了较大困扰。因居住地风靡一时的海派文学的魅力,王安忆的创作固然不能不受海派文学传统影响,她却同时比较自觉地承袭了“五四”文学传统,并在继承中开拓新的路径。

  

   一

   李今教授指出:“40年代海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①或正因题材与张爱玲、苏青等一致,当王德威评论王安忆小说时直言——“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这一命名在大陆产生了较大影响,到今天仍是一个争议话题。较之这一命名的知名度,命名时的情境和语境以及命名者对海派小说的理解,却极少引起研究者注意。

   据王安忆说,在《长恨歌》面世前,几无学者将她的写作与上海相联系。②大陆学者普遍认为,将王安忆与海派文学建立联系的发端之作,即王德威道出该命名句的《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一文③。该文确在《长恨歌》出版不久刊于《读书》杂志,但这次刊载非文章首发,它本是王德威为中国台湾麦田公司策划书系中的王安忆小说所作之“序论”——《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论王安忆》④的删节版。文章在《读书》发表时删去了一些段落、句子,并对内容顺序做了一些调整,余几无变动。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有着比较直接的目的,其亦坦言:“我希望推荐华人各个社群的杰作”,“我的评论原为因应一时一地的出版条件而作”。⑤所以,王文并非单纯为学术生产而作的小说评论。文章首句便是:“在王安忆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接着抛出其观点:“王安忆有关上海的小说,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半世纪已过,不论是张爱玲加苏青式的世故讥诮、鸳鸯蝴蝶派式的罗愁绮恨,或新感觉派式的艳异摩登,早已烟消瓦灭,落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这寻常百姓家中,王安忆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因此,这篇文章在将王安忆定义为海派作家方面,是直接而又笃定的。

   较之命名的直白,文章对王安忆与海派小说间继承关系的分析则显得晦涩。文章认为:“王安忆的创作有三个特征: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纪实与虚构》是形成了三者对话关系的文本,“指向王安忆自觉的新海派意识”:“基本讲的是个上海女作家与她的城市的故事”,“也是王安忆写上海,或上海‘写王安忆的一个重要阶段”。而《长恨歌》则体现了后两者:“王安忆有意证明自己作为‘上海‘女作家的自觉与自恋”“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此外,该文在谈论《长恨歌》时,除了说明王将张的故事“搬到了今天的舞台”,也谈及了王对张风格的继承:“王安忆的文字其实并不学张爱玲,但却饶富其人三昧,关键即应在她能以写实精神,经营一最虚无的人生情境。”概言之,王文从王安忆是上海女作家,书写了张爱玲出走后的上海市民故事,及《长恨歌》所呈现出的对张爱玲小说风格隐约的继承出发,将王安忆定义为了海派作家传人。

   由此,再联想到撰写该文为向中国台湾读者推荐杰作,自然能体认作者命名的苦心——夏志清对张的高度评价,及其推波助澜下张在中国台湾文坛具有的“祖奶奶”地位,无需再赘述;王文写作时也适逢张逝世不足一年,与张相关的话题正是其时台湾文坛的“热点”。也因此,对应于“热点”和“卖点”,王德威在将王安忆命名为继承了张爱玲风格的海派作家传人时,他对“海派”这一称谓的理解是充满褒意的。所以,连一直反对此标签的王安忆,也一再表示:“这是王德威给我的一个褒奖”,⑥“这应视作对我的褒奖。”⑦另外,王德威对海派的理解不但充满褒意,且有其个性——在谈论王安忆的海派风格时,不但提及张爱玲、苏青、新感觉派,也提及了鸳鸯蝴蝶派和茅盾的《子夜》。实际上,王文对海派的描述有点笼统。不过,王德威对王安忆与海派关系的思考并非始于此文,几篇相关文章写作时间也比较接近,这里无妨从他处再作些观察。

   1995年9月发表的文章,王德威便谈及了王安忆、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24日发表的文章指出,清末讽刺怪诞小说、世情写真小说,民国以来写自由恋爱的小说,可谓海派源头;张资平、叶灵凤等“才是海派的真传”;其后则有新感觉派、张爱玲;1950年代末,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一文中写道:“这样注重意识形态‘卫生的海派作品,自是另备一格。”提到王安忆时则云:“90年代的王安忆,另起炉灶,再写有关上海的小说。但上海并不等同于海派。王安忆等是否能把这‘地狱里的天堂的生活情调、道德风景重新诠释,还有待时间证明。”⑧因之,王德威实把书写上海市民具有堕落、颓废倾向的都市生活,看作海派小说的重要特点,而王安忆的小说似尚不符合这一标准。发表时间比上文早十天的追悼文章,王德威则由《长恨歌》而把王明确纳入“张派”作家行列。⑨或可言之,王德威是先把王安忆视为“张派”,后来才推及为海派。

   王德威1990年代另有一文,同样直接谈及了王安忆对张爱玲、海派的继承。该文有两个版本,首先提出以“狎邪”命名“当代写男女情欲的小说”,将张爱玲、胡兰成视为“新狎邪体的开山祖师”;之后,涉及王安忆的部分,中国台湾旧版指出王安忆1980年代的“三恋”,刻画旧日社会中男女的性欲問题,“放在港台作家所设立的狎邪标准上……未能窥其堂奥。狎邪的基础在于一华丽却疲惫的文明,一矫情却婀娜的生命情境上。”⑩载于《长恨歌》出版后的大陆修改版,则添加了新的内容——“要到了一九九五年的《长恨歌》”“才终算串联了城市、女性、情欲等主题,为海派文学大放异彩”。11因此,王德威将王安忆命名为海派作家传人,实就等同于将她视为张爱玲的传人。在命名文章中,作者不直接将王称为张的传人,或因同书系也收入了一向被视为“张派传人”的朱天文的小说,倒不如突出王与张同写了上海饮食男女故事更有吸引力了。麦田版《纪实与虚构》副标题由大陆初版本上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改为“上海的故事”,《长恨歌》序文主标题特指明“上海小姐之死”,亦可为例证。也因此,在命名文章中,作者回避了《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这类非书写上海“情欲”的小说,而又认为王安忆写作《小鲍庄》“显得格格不入”。

   至于王德威后来在王安忆对命名的一再拒绝之下,对自己观点的修正,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再涉及。

  

   二

   暂不论王安忆与张爱玲、海派之间具有怎样的继承关系,面对这一命题话题,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学界对“海派”的理解与王德威存在差异。

   首先,“京海之争”论战中鲁迅批评海派是“商的帮忙”,12以鲁迅在大陆的地位,业已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深刻记忆。因此,在海派作家群体湮没三十年后,第一本研究海派文学的专著,首句便是:“海派的名声从来没有好过。”13在该书意图挖掘其正面价值的导言中,虽指出海派文学因“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仍直言:“海派作为消费文化,它以流行的价值为重要价值,自然就会从俗,从下,从众。”14吴福辉道出了海派文学在1980-1990年代大陆学者眼中的印象,杨义“海派虽形象极差,也有可取之处”,15李今则指出认为“‘海派的名声不佳却使它成为一顶骂人的帽子”。16可见,在大陆文学传统中,海派委实不是一个褒奖性称谓,尽管1980-1990年代学者已有为其“正名”的意图。

   大概正是对海派具有上述共识,大陆同辈学者在很长时间里都默契地回避了王德威对王安忆的命名。南帆1998年的文章,虽从城市视角理解《长恨歌》,除了引述小说原文,通篇不及“上海”两字。17王晓明2002年的文章,尽管谈论的是王安忆小说中的“老上海故事”,也只在回述上海现代历史时提及一次“海派”,并没有涉及王與海派的关系。18这两篇王安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其主题都与海派小说核心内容极为接近,但两位学者都不涉及海派,倒似是有意为之,从中可一窥大陆学界对命名的态度。

   随经济的发展和张爱玲等海派作家在大陆的经典化,21世纪后,大陆学界对这一命名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杨扬等也开始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对海派文学历史的回归19;程光炜言:“在文学家族上,她诚如王德威所评,乃是真正的‘海派传人”20;另有陈思和、程旸发表的文章,亦大体认同了王德威的命名。21这已然是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了。

   其次,如上所述,不止于态度,大陆学界对“海派”内容的理解,与王德威也不同。吴福辉指出,他认为旧时洋场产生的文学“没有真正从西方文化中学到现代的东西”,“严格地讲,它们不能称为‘海派”。22在这样的理解下,他修正了此前将海派等同于新感觉派的观点,23并将其代表作家限定为:以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的“性爱小说作家群”,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以张爱玲、徐訏为代表的“洋场娱情小说”作家群,以予且、苏青为代表的“新市民小说”作家群。24

   李今对海派文学的理解与吴福辉很接近,但进一步将其具体看作是对“现代新市民精神”的表达。她对海派作家的限定,则在大体延续吴福辉看法的基础上,指出张资平在两性观念上依然陈腐、徐訏则以大众趣味的形式“包裹了一个高雅的灵魂”。在此认识之下,李著将新感觉派作家和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作为主要的论述对象。作为新时期最早对海派小说做整体研究的学者,吴、李的专著展示的对海派文学的理解,也大体体现了大陆学者在1980-1990年代这一问题建立的共识。

   在此大体的共识之外,大陆学人对海派文学的理解,亦有差别。与上述共识差别较大的认识中,李俊国把海派看作“是与‘京派相对应的一个地域性文化概念”,25将左翼文学、新式言情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现代”诗人群和新感觉派都归入海派;杨扬等也以“地缘文化”为前提,将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丁玲、夏衍等在上海的创作都归入海派文学26;陈思和指出海派文学具有三个传统——“繁华与糜烂同体共生”“工人力量的生长”“市民阶级阅读的海派文学”,把《海上花列传》视为其起源,另外提及的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茅盾、郁达夫、周天籁、张爱玲。27因此,与吴福辉等的共识性理解差别较大的大陆学者(主要为上海地区学者)彼此尽管具有差异,却大体都从“地域性文化”角度把握海派文学。

   大陆学者大体是在将“现代”视为新生事物的视角去理解海派,而美籍学者王德威对海派的理解则投射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的世纪末情绪。既然大陆学者和王德威对海派文学的理解如此不同,在谈论王文之命名——“海派作家又见传人”时,其中的“海派”大概仍需要界定和说明。

  

   三

   比之命名具有某种程度的含糊,以及命名者和大陆学者对海派理解的多义,王安忆对命名的拒绝则非常明确和坚决。她多次表示对命名的不认同,且对王德威将她归为海派传人的理由,基本都直接或间接地作了反驳。

据许子东记录,2000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王安忆反复重申她与张爱玲的不同:“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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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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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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